1781年美国推出第一部宪法《邦联条款》，此时的美国依然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制国家，缺乏中枢权力机构统一调配。美国的“立国之父”们在激烈讨论是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时，被认为是“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和《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约翰·亚当斯，也曾经仔细研究过当时的瑞士邦联制度。
　　各州之间如何处理各自关系？公民是否有权利拥有武装？面积大的州是否有更多权限？政府与宗教之间是否应该完全分离？在当时的邦联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的争辩中，瑞士被屡屡提及。由此可见，瑞士的政体对美国“立国之父”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直到如今，瑞士政体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依然显得非常特殊。熬過了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拿破仑入侵、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瑞士，无疑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利箭射向暴政的心脏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500多年时间里，阿尔卑斯山上由走私起家的小镇就以自治的方式相依并存。在工业革命开始前，这里住着从亚宁平半岛往北进入德意志众邦国搬运货物的掮客，以及从德意志取道到法国做买卖的中间商。在欧洲几大君主国形成的同时，这片地势险要又缺乏资源的土地，成为了无人青睐的“三不管地带”。这些小乡镇不受任何君主管辖，但是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政府。
　　瑞士的民间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故事：今天属于瑞士德语区的山地，直到1315年依然是由神圣罗马帝国下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哈布斯堡家族在这里任用酷吏欺凌百姓，导致民不聊生。此时山中出现了一位名为威廉·退尔的好汉。威廉·退尔有高超的射箭技术，在与酷吏的斗智斗勇中，百步穿杨的退尔命中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当地行政官的心脏，从而激发起这片地区的人民揭竿起义，奠定了瑞士早期的独立地位。
　　尽管后世也质疑威廉·退尔是否真实存在，但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某种程度也反映了瑞士人对绝对君主制国家的恐惧和反感。
　　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前一年，从瑞士圣加仑移民到英国北美殖民地的约翰·祖比利，当选为佐治亚州的大陆会议代表。祖比利在报章上刊文宣扬北美殖民地从英国手中独立，并引用威廉·退尔击退神圣罗马帝国的事迹为例，号召北美各州抵抗君主制国家。
　　威廉·退尔的故事，帮助北美独立运动者鼓吹民间武装反抗暴君的权利，还为日后允许公民持枪的《第二修正案》打下理念雏形。这个故事，后来被德国剧作家席勒改编为同名戏剧《威廉·退尔》，逐渐成为瑞士人的建国神话。在今天，瑞士人经常自我标榜为“威廉·退尔的国度”，一个在列强环绕的环境中奋起自卫的孤胆英雄。

　　拿破仑的铁蹄最终踏入了阿尔卑斯山脉，打败了独立500多年的瑞士各邦。

　　吊诡的是，席勒创作《威廉·退尔》为的是抗议拿破仑入侵自己的家乡，而拿破仑的铁蹄最终踏入了阿尔卑斯山脉，打败了独立500多年的瑞士各邦，作为外来占领者却把法国大革命的不少现代理念带入这片山谷。拿破仑在瑞士的一个重要政治实验，是要把松散的瑞士各邦整合为一个有中央政府统管的国家。瑞士新教徒支持拿破仑带有启蒙运动色彩的宪政改革，而保守的天主教徒对此强烈抵触。
　　拿破仑倒台后，新教徒为基础的联邦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为基础的邦联主义者（“旧体制”捍卫者）爆发了激烈的内战，直到1848年才确立了现代的瑞士宪法，并且确立了今天瑞士国体的雏形—瑞士联邦。在余下20多年的时间里，天主教势力与联邦主义者们不断讨价还价，通过了90多个修正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政体。

　　1848年设立的联邦政府和议会，标志着瑞士成为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正是由于瑞士人对君主制特别反感，瑞士并没有由单人长期任职的国家元首，而是采取集体领导制，行政权力中枢是联邦委员会。任期4年的联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联邦委员轮任，任期1年，不得连任。这与罗马共和国时期只有1年任期的两个执政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热衷公投的瑞士也被认为是欧洲民粹主义的温床。

　　由于采取集体领导制，瑞士政府多数由好几个党联合执政，单一党派很难独自筹组政府。联邦行政单位的人员班子构成，也是按照好几个党派的比例分配，这点与奥地利非常相似。有分析认为，这种兼顾多方势力的分配制度，比较有利于联邦的稳定和凝聚力，在联邦层面难以出现撕裂性的政策。
　　然而，我们完全不能说瑞士杜绝了民粹主义思潮。相反，瑞士可能是欧洲民粹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国家。

不获信任的联邦政府

　　法国社会学家伯特兰·巴迪和皮埃尔·伯恩鲍姆曾经认为，瑞士“既没有真正的核心，也不完全是一个国家”。尽管瑞士确立了联邦政府，但它始终是一个弱势的政府。瑞士人把联邦政府视作一种“必要的恶”，非必要尽量不把过多权力交给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与联邦州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而是联邦政府为联邦州分担一些独力难以应付的权力。这也是19世纪天主教势力与联邦主义者们讨价还价的结果。
　　瑞士联邦由26个州组成，其中6个州为半州，各个州保留了不少权力，包括拥有自己的执法力量、教育系统、社会福利系统和税务系统。瑞士联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单个联邦州并不理会其他联邦州之间的纷争，联邦州内部的公民只感受到州政府对自己生活的影响，联邦政府级别的触手难以伸进普通人的生活里。 　　瑞士的官方语言分别是德語、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语。瑞士官方并不以族群区分公民，而是以语言来区分。一个语言地区的瑞士居民，几乎难以感受到其他语区的文化生活，根本没有形成单一民族国家的基础。相比周边的民族国家，瑞士是纯粹的“政治理念立国”。
　　普通瑞士公民抵御联邦政府之“恶”的手段，可以体现在瑞士人对全民公投的热情上。在对联邦政府质疑情绪越严重的天主教地区，居民对公投的热情越高。
　　笔者曾经乘坐公交车探访阿彭策尔—瑞士东北角最偏僻的一座山城。相比热闹多元的圣加仑和苏黎世，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宁静甚至乏味的山区小城。店铺橱窗的牛头装饰和农用工具，诉说着这里厚重的农业和牧业氛围。色彩斑斓的教堂和无处不在的圣母像，让游客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天主教占绝大优势的地盘。

　　就在这座山城里，有着瑞士人最原始的参政模式：直接投票。在一个跟国内停车场差不多大小的广场上，当地居民就各种本地事务定期举行一次举手式的公投。这里没有任何投票站，所有公投过程以清点举手人数完成。
　　这种延续自古希腊城邦的投票方式，被当地人引以为傲地认为是瑞士最原汁原味的政治文化。在瑞士的各个城市街头，不时看到各种阵营的人号召公投和拉票，当地人已经觉得不足为奇。瑞士人把“自由”定义为“既在国家以外获得自由，也在国家内部获得自由”—前者意味着个人生活不被政府过多干涉，后者则意味着个人能够通过公投手段改变生活。

公投：民粹主义的温床？

　　在瑞士，公投的热情非常高涨。一位款待笔者的瑞士年轻女郎在午餐中途，还专门去了一趟投票站参加公投。在联邦层面，瑞士每年大概举行4～5个全民公投，在州层面也有不少公投机会。据统计，瑞士计划举行的全民公投日期一直排期到2034年。
　　然而，热衷公投的瑞士也被认为是欧洲民粹主义的温床。1992年，瑞士举行决心是否加入欧盟的全民公投，右翼企业家克里斯托弗·波洛克投入人力物力号召公民们投反对票，成功阻止了瑞士加入欧盟。2014年，欧洲出现难民危机，瑞士右翼人民党在同年2月马上抛出收紧难民配额的公投，并且在联邦政府反对的情况下以大比数通过了。
　　这个公投结果，甚至导致了瑞士与欧盟关系的一度紧张。波洛克认为，要赢得公投，一个重要的手段是成功勾勒出对手的负面形象，让选民恐慌。也因此，在收紧难民配额公投的宣传过程中，有不少穆斯林女性蒙着脸的反移民海报出现在瑞士街头。今时今日，老迈而且进入退休状态的波洛克，成为了欧洲各国反对欧盟的民粹主义者最敬仰的元老。
　　也难怪在2016年美国大选前夕，瑞士迎来了特朗普阵营重量级人物斯蒂芬·班农的到访。在班农看来，瑞士才是真正具有民主精神的国家，瑞士抵抗欧盟和周边大国的道路，让班农和一众民粹主义者非常钦佩。当听到班农说自己是“特朗普出现之前的特朗普”时，波洛克发出了自豪得意的笑声。在波洛克看来，他只不过是继承了威廉·退尔的抵抗精神，用以寡敌众的气势把包围瑞士的庞大欧盟击退。
　　也有人说，“欧洲不幸，瑞士之幸”—在瑞士周边敌人林立时，瑞士人的凝聚力和“威廉·退尔”自豪感就会上升。在启蒙时代之前，瑞士是被绝对君主制国家包围的邦联孤岛;在民族主义时代，瑞士是被众多单一民族国家包围的多语言联邦国家;在冷战时代，瑞士是被敌对阵营包围的中立国家。
　　在冷战结束后走向整合的欧洲中央，瑞士人曾经倍感失落。然而在与布鲁塞尔的对抗中，瑞士人感受到自己血液中的威廉·退尔又复活了。当然，我们不能说瑞士和欧盟的关系已经如履薄冰。实际上，好像当年美国“立国之父”试图借鉴瑞士政体那样，欧盟国家的不少学者和政客认为，瑞士政体也是欧盟体制改革的很好范本。
　　看来，面积不大的瑞士，其政体构建和改革经验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小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