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20年代，讨论国文教学是一时之风气，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杂志如《教育杂志》《新教育》《学生杂志》，甚至《新青年》都刊载有关国文教学的文章。一些著名的文史专家都参与讨论。史学家吕思勉从1905年起开始教小学国文和历史，1914年到1919年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写过两套国文教科书，同时也非常关注国文教学的讨论。吕思勉发表的有关国文教学的文章有十来篇，最早的是1921年他在沈阳高等师范教书时发表于《沈阳周刊》的《答程鹭于书》，最重要的是1925年发表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的《国文教学祛弊》，而最长的则是写于1937年到1938年作者任教于光华大学之时的是未刊稿《论基本国文》，主要内容是关于大学语文的选择和编排。
吕思勉有深厚学养并有实际教学经验，又编写过中学和小学的国文教科书，因此，他的意见是非常内行的。尤其《答程鹭于书》和《国文教学祛弊》二文，针对当时国文教学中出现的种种不符合教学规律的现象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置于今天仍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本文拟将这两篇文章略作介绍，并加以简评。
一、《答程鹭于书》
这篇文章原刊于《沈阳周刊》，后收入《蒿庐论学丛稿》，今见于《吕思勉遗文集》（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原是一封回答学生问学的书信。有两部分内容，前一部分谈国文教学，后一部分谈经学的“今古文”问题。这里谈谈关于国文教学的那一部分，共涉及如下四个问题。
第一，吕思勉把各年龄段的国文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最浅者，就是白话文，也叫语体文，应该在小学里教；二是较深者，指普通应用的文言，可以在中学里教；三是最深者，是文学的语言，当然这里指的是旧文学。吕思勉认为第三种是专门之事，可以不论。关于为什么要在小学里学白话文，他说：“文言既非尽人所能通，即断无人人学之之理。此高等小学以下，所以宜专授白话也。”至于在中学，文言必不容不授，因为将来有一部分人需要深造，另一部分人，虽只需学白话，而通文言对白话也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教学要兼顾这两部分人。
第二，吕思勉谈了如何教学生学习，他说“令其自己读书”是为“第一义”。他指出，现在学生国文不能通的原因是“今日学校中教授国文，只执成文数十百篇，死讲其文法及修词之法，而不使学生自己读书”。因此，他同意胡适在《中学国文教授》里提出的让学生自己读书并读小说的主张。但是，他对胡适开出的书目不赞成，认为分量太重程度太高，不是中学生能够胜任的。而对胡适认为课外读书、课内讲解也不太赞同，他说：“鄙意国文一科，讲贯简直有妨教学效果，须将其减至最小限度，教室之时间，尽从事于讲贯，尚觉其太多。”按他的设想：学生所读之书不必限定何种，听其自己所好即可，因为只有自己喜欢读的书然后能多读，多读然后能有悟入处；在教室里亦以学生自己读书为主，有问题了再由学生质问，教师回答，再次之是教师就学生习作加以批评，教师的提示须减到最少限。
第三，吕思勉主张学生要学会自己思考：“凡疑义，贵乎自思；一疑即问，亦属不宜。凡人之学问必一级一级，逐步而进；欲躐一级不得。”因此，教师提问讲解都要顾及班级里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总之，吕思勉强调学生自学：“读书百遍而自熟，犹之练体操，为某式之运动，至若干处而筋力自强，此筋肉之强断非由体操教员讲明运动之理而即得，学国文亦犹是也，真正之了解断非有教员讲解而得。”对于有人认为应该给学生学习“精良的工具”这一种说法，他认为：求学问的工具乃各人自己所造，做教师的，只能在他们自造成工具时，略加辅助罢了。
第四，吕思勉主张学生多读多看多写，“切勿妄讲文法，勉强用心推求”，这个文法是指作文之法。他认为旧时代讲文法之书往往只对应举之文有用，对文学没有什么用。现今一些讲文法和修辞的书，学生文理通了以后阅之自然能懂，就像语法一样，是学会讲话以后之事，绝不能靠它来学语言。他还反对教师越俎代庖改文章，“主批评而不主改削”，因为帮助学生改文章会限制他们的思路。只有让学生自己修改才可能有所领悟，有所进步。
二、《国文教学祛弊》
1924年，上海的《教育杂志》曾组织中学国文课程建设的讨论，当时许多名家参与讨论，沈仲九、孟宪承、何仲英、朱经农、朱自清等都有文章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吕思勉当时在沪江大学，他的文章《国文教学怯弊》发表在《新教育》第十卷第三期上，时间是1925年。所谓“祛弊”，就是要去除国文教学中存在的许多弊端。国文教学从1904年开始到那时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新旧文化和新旧教学方法的对立经常在国文教学中表现出来，主旧的和主新的各有各的理由，但是一般的中小学教师有时难免不知所从，这就影响了国文教学的效率。中小学国文教学中确实也存在一些弊端。吕思勉针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概而言之，他认为当时国文教学中存在着六种弊端：偏主文言白话之弊；讲俗陋文法之弊；并旧文学与国文为一谈之弊；误国文为国故之弊；偏讲理论之弊；不重自习之弊。就是这六种弊端影响了国文教师的教学。
关于第一种弊端，吕思勉认为：文言白话的界限不是非常明确的，自古以来就有古文、白话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普通文”，即日常的应用文如公牍书札，普通文是将文言白话合起来用的。他的观点是文言白话各有优点和缺点，两者不应该偏废，不同的场合、不同文化水准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吕思勉指出偏主文言一派的偏颇在于：要求人人都学文言，认为文言并不难通，是置事实于不顾，当年科举时代，一些学童读书十年下笔不能成一字者也不鲜见。相反，偏主白话一派的偏颇在于：认为文言绝不足学，这也是不对的。因为白话中有许多词类必须取之于文言，多读文言的人，他们所作的白话文，语言可以精练，文章可以谨严，所以他认为学不学文言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个弊端是“讲俗陋文法”，这里的“文法”是指作文之法，而非文言语法。20世纪20年代，虽然已经实行语文新课程多年了，但是不少学校指导学生作文仍然沿用旧时代写策论和制艺（八股文）的一套方法，这一点叶圣陶、王伯祥等都有过批评。吕思勉认为作文应该有了感想才写，有题目了再写就已经不自然了。现在社会已经不是科举时代了，教师也不是科举中人，但是那一套盛行几百年的东西仍然在影响着教师。社会上流行的“评本”“选本”还在学校里被奉为写作的范本。他说：“学文者一入此途，百无是处。欲讲授国文，须先将此等谬说，一切摧陷而廓清之——旧时俗陋之选本，及近之俗陋选本，如《学生国文成绩》等，宜一概屏绝。”所谓《国文成绩》是指当时一些作文选本，往往以“国文成绩”为名，这些选本大多数选的是文言文写的作文，作为范本在中小学流行，教师以此类文章作范本教学生作文方法。吕思勉认为这也是一个弊端。 关于第三和第四种弊端，其实可以并为一种来讲。吕思勉认为，旧文学虽然与国文有关系，但绝不能并为一谈。普通文言是一种较高等之国语，普通文字人人能通，但是旧文学乃美术之文学，不是人人能通的，也不必人人都学。“高等学问之领悟，自非天才，必待相当之年龄。”如果不顾实际天天给学生讲什么“雅驯”“义法”，就一定使学生感到隔膜。国文就是基础课，不是旧文学鉴赏课。至于把国故和国文混为一谈，也是当时一种常见现象。当时整理国故是很时髦的一件事，有人就认为让学生也去接触国故就能学好国文。但是，国故本身太笼统，究竟是指什么很难确指，此外它与国文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超越学生实际水平的。吕思勉此论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当时有些学校把“经、子、史、汉”列为课程。造成的结果是：“经书之义，初未通晓，已评论汉宋之短长，争讼今古文之真伪矣。诸子读未终篇，已满口周秦学术流别；朝代且不省记，已纵谈史书体裁得失矣。教者信口开河，学徒之谨愿者，初不知为何事；其浮动者则摭拾牙慧，如塗塗附。”吕思勉认为这种做法只会把“秀才变成学究”。
第五种弊端是“偏讲理论”。这是指当时一些学校的文学概论、文学史一类课程。吕思勉批评有些教师不顾学生实际喜欢讲一些评论作家作品的理论，对李杜之诗、韩柳之文，学生首先要自己去读，要有感性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妙处。而当时一些教师的做法是：“于事实概乎未有闻知，而顾以评论此事实之语，强聒不舍，此则千言万语，悉成‘戏论’而已矣。”对此，吕思勉的观点是：所有那些文学概论、文学史一类科目应该从中等学校的语文课程中删除。就是到了大学也应该让学生读书稍多以后才能开设。
最后一种弊端是“不重自习”。这里的观点和《答程于鹭书》里的完全一样。吕思勉说：“凡事必先立基础，基础稳实，其余一切，皆不烦言而解。”因此，学生要从熟读成诵、多看（扩大阅读量）两方面入手。他感叹当时学生读书实在太少。这一点和胡适完全一致。胡适在《中学国文教授》一文里曾经批评当时“薄薄的教科书”是“为低能儿准备的”。吕思勉说：“苟能多读，即不语之，自亦能知。迎机语之，尤极容易。若其从未读过抑或所读甚少，则虽耳提面命，亦属茫然。故今日谆谆之讲授，及无谓之讨论，十分之九，皆可省去也。”然后他还用自己读书的经历为例说明自学的重要。
本文在批评了六弊以后，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如“自行读书之法，吾希望之两种书”。吕思勉说：“大抵人之读书须经过杂读及乱读之一时期，而后趋向乃定，此其一关系年龄之长幼，一关系学问之浅深。…….所贵迎机指导，略与辅助者，则正在其杂读及乱读之时代耳。”他认为这个时期除了必不可读之书外，“宜一切勿加禁断也”。为了做好指导，他认为亟须编写两种书，一是有简明注释和详晰符号的古书；二是一种工具书，“先略说六书条例，音韵转变，以为绪论”，要求不必太高，“其本论则举数千常用之字，先说明其本义，又说明其所以引伸假借之故焉”。这两种书，差不多相当于朱自清先生所提倡专家精心编写的“选本”，以及王力先生后来在《古代汉语》“常用词”基础上编撰成的《古代汉语词典》。什么叫英雄所见略同？真正的专家才能说出同样明白清楚而且不偏激的话。
三、吕思勉国文教学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吕思勉的这些论述是大约八十多年前写的，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还有什么用呢？吕叔湘先生1980年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所作的“序”里这样说：“按说这本集子里边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这是因为现在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吕叔湘《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对吕思勉先生的文章也可作如是观。我们重提这些论述绝不是简单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从前人那里获得启迪，想一想我们当今语文教学有没有当年吕思勉所提的弊端？依笔者愚见，至少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吕思勉关于小学生学白话，中学生才学文言，要遵循孩子发展规律的看法，非常有道理。虽然他谈的是文言和白话，但是他多次强调反对凌节和躐等，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多少年来，小学生不扎扎实实学习语文基本功，还没有积累多少词汇就要在课堂上分析课文的现象，已成为一大景观。只要去看一看小学生的考试试题，我们就会明白一切。
其次，吕思勉反对“妄讲俗陋文法”，提倡学生自己读书；而且提出，学生在发展自己阅读能力时大抵都经历过一个“杂读”“乱读”阶段，教师应该“迎机指导”，而不要急于禁断。这和叶圣陶提倡的“相机诱导”“诱导与启发，讲义并示范”是一个意思。这些话有没有过时？相信我们是不难判断的。现在“妄讲文法”的教师不多，但是在课堂里大讲解题技巧、传授考试秘诀的不在少数，在课堂上深文周纳、条分缕析解读课文，深挖课文“核心价值”，把一篇本来容易理解的文章分析得学生不知云里雾里的也很常见。结果当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两种表现虽不同，但是“不重学生自习之弊”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后者还往往打着发展学生思维、提高学习效率的“科学”旗号，糊弄了不少一线教师。
最后，过去有“整理国故”和将旧文学、国文混为一谈之弊，而我们现在也常常有一些陈义过高不合实际的要求，例如提倡中学生读经，动不动要开展研究性学习。学生对中国古代诗词学习吟诵背诵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让初中生、高中生在中考高考中赏析古诗，显然是超出学生的能力，属于凌节和躐等，结果导致学生讨厌古诗词。因此，我的结论是现在的语文教学也要祛弊。
吕思勉有深厚学养并有实际教学经验，又编写过中学和小学的国文教科书，因此，他的意见是非常内行的。尤其《答程鹭于书》和《国文教学祛弊》二文，针对当时国文教学中出现的种种不符合教学规律的现象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置于今天仍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本文拟将这两篇文章略作介绍，并加以简评。
一、《答程鹭于书》
这篇文章原刊于《沈阳周刊》，后收入《蒿庐论学丛稿》，今见于《吕思勉遗文集》（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原是一封回答学生问学的书信。有两部分内容，前一部分谈国文教学，后一部分谈经学的“今古文”问题。这里谈谈关于国文教学的那一部分，共涉及如下四个问题。
第一，吕思勉把各年龄段的国文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最浅者，就是白话文，也叫语体文，应该在小学里教；二是较深者，指普通应用的文言，可以在中学里教；三是最深者，是文学的语言，当然这里指的是旧文学。吕思勉认为第三种是专门之事，可以不论。关于为什么要在小学里学白话文，他说：“文言既非尽人所能通，即断无人人学之之理。此高等小学以下，所以宜专授白话也。”至于在中学，文言必不容不授，因为将来有一部分人需要深造，另一部分人，虽只需学白话，而通文言对白话也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教学要兼顾这两部分人。
第二，吕思勉谈了如何教学生学习，他说“令其自己读书”是为“第一义”。他指出，现在学生国文不能通的原因是“今日学校中教授国文，只执成文数十百篇，死讲其文法及修词之法，而不使学生自己读书”。因此，他同意胡适在《中学国文教授》里提出的让学生自己读书并读小说的主张。但是，他对胡适开出的书目不赞成，认为分量太重程度太高，不是中学生能够胜任的。而对胡适认为课外读书、课内讲解也不太赞同，他说：“鄙意国文一科，讲贯简直有妨教学效果，须将其减至最小限度，教室之时间，尽从事于讲贯，尚觉其太多。”按他的设想：学生所读之书不必限定何种，听其自己所好即可，因为只有自己喜欢读的书然后能多读，多读然后能有悟入处；在教室里亦以学生自己读书为主，有问题了再由学生质问，教师回答，再次之是教师就学生习作加以批评，教师的提示须减到最少限。
第三，吕思勉主张学生要学会自己思考：“凡疑义，贵乎自思；一疑即问，亦属不宜。凡人之学问必一级一级，逐步而进；欲躐一级不得。”因此，教师提问讲解都要顾及班级里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总之，吕思勉强调学生自学：“读书百遍而自熟，犹之练体操，为某式之运动，至若干处而筋力自强，此筋肉之强断非由体操教员讲明运动之理而即得，学国文亦犹是也，真正之了解断非有教员讲解而得。”对于有人认为应该给学生学习“精良的工具”这一种说法，他认为：求学问的工具乃各人自己所造，做教师的，只能在他们自造成工具时，略加辅助罢了。
第四，吕思勉主张学生多读多看多写，“切勿妄讲文法，勉强用心推求”，这个文法是指作文之法。他认为旧时代讲文法之书往往只对应举之文有用，对文学没有什么用。现今一些讲文法和修辞的书，学生文理通了以后阅之自然能懂，就像语法一样，是学会讲话以后之事，绝不能靠它来学语言。他还反对教师越俎代庖改文章，“主批评而不主改削”，因为帮助学生改文章会限制他们的思路。只有让学生自己修改才可能有所领悟，有所进步。
二、《国文教学祛弊》
1924年，上海的《教育杂志》曾组织中学国文课程建设的讨论，当时许多名家参与讨论，沈仲九、孟宪承、何仲英、朱经农、朱自清等都有文章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吕思勉当时在沪江大学，他的文章《国文教学怯弊》发表在《新教育》第十卷第三期上，时间是1925年。所谓“祛弊”，就是要去除国文教学中存在的许多弊端。国文教学从1904年开始到那时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新旧文化和新旧教学方法的对立经常在国文教学中表现出来，主旧的和主新的各有各的理由，但是一般的中小学教师有时难免不知所从，这就影响了国文教学的效率。中小学国文教学中确实也存在一些弊端。吕思勉针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概而言之，他认为当时国文教学中存在着六种弊端：偏主文言白话之弊；讲俗陋文法之弊；并旧文学与国文为一谈之弊；误国文为国故之弊；偏讲理论之弊；不重自习之弊。就是这六种弊端影响了国文教师的教学。
关于第一种弊端，吕思勉认为：文言白话的界限不是非常明确的，自古以来就有古文、白话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普通文”，即日常的应用文如公牍书札，普通文是将文言白话合起来用的。他的观点是文言白话各有优点和缺点，两者不应该偏废，不同的场合、不同文化水准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吕思勉指出偏主文言一派的偏颇在于：要求人人都学文言，认为文言并不难通，是置事实于不顾，当年科举时代，一些学童读书十年下笔不能成一字者也不鲜见。相反，偏主白话一派的偏颇在于：认为文言绝不足学，这也是不对的。因为白话中有许多词类必须取之于文言，多读文言的人，他们所作的白话文，语言可以精练，文章可以谨严，所以他认为学不学文言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个弊端是“讲俗陋文法”，这里的“文法”是指作文之法，而非文言语法。20世纪20年代，虽然已经实行语文新课程多年了，但是不少学校指导学生作文仍然沿用旧时代写策论和制艺（八股文）的一套方法，这一点叶圣陶、王伯祥等都有过批评。吕思勉认为作文应该有了感想才写，有题目了再写就已经不自然了。现在社会已经不是科举时代了，教师也不是科举中人，但是那一套盛行几百年的东西仍然在影响着教师。社会上流行的“评本”“选本”还在学校里被奉为写作的范本。他说：“学文者一入此途，百无是处。欲讲授国文，须先将此等谬说，一切摧陷而廓清之——旧时俗陋之选本，及近之俗陋选本，如《学生国文成绩》等，宜一概屏绝。”所谓《国文成绩》是指当时一些作文选本，往往以“国文成绩”为名，这些选本大多数选的是文言文写的作文，作为范本在中小学流行，教师以此类文章作范本教学生作文方法。吕思勉认为这也是一个弊端。 关于第三和第四种弊端，其实可以并为一种来讲。吕思勉认为，旧文学虽然与国文有关系，但绝不能并为一谈。普通文言是一种较高等之国语，普通文字人人能通，但是旧文学乃美术之文学，不是人人能通的，也不必人人都学。“高等学问之领悟，自非天才，必待相当之年龄。”如果不顾实际天天给学生讲什么“雅驯”“义法”，就一定使学生感到隔膜。国文就是基础课，不是旧文学鉴赏课。至于把国故和国文混为一谈，也是当时一种常见现象。当时整理国故是很时髦的一件事，有人就认为让学生也去接触国故就能学好国文。但是，国故本身太笼统，究竟是指什么很难确指，此外它与国文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超越学生实际水平的。吕思勉此论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当时有些学校把“经、子、史、汉”列为课程。造成的结果是：“经书之义，初未通晓，已评论汉宋之短长，争讼今古文之真伪矣。诸子读未终篇，已满口周秦学术流别；朝代且不省记，已纵谈史书体裁得失矣。教者信口开河，学徒之谨愿者，初不知为何事；其浮动者则摭拾牙慧，如塗塗附。”吕思勉认为这种做法只会把“秀才变成学究”。
第五种弊端是“偏讲理论”。这是指当时一些学校的文学概论、文学史一类课程。吕思勉批评有些教师不顾学生实际喜欢讲一些评论作家作品的理论，对李杜之诗、韩柳之文，学生首先要自己去读，要有感性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妙处。而当时一些教师的做法是：“于事实概乎未有闻知，而顾以评论此事实之语，强聒不舍，此则千言万语，悉成‘戏论’而已矣。”对此，吕思勉的观点是：所有那些文学概论、文学史一类科目应该从中等学校的语文课程中删除。就是到了大学也应该让学生读书稍多以后才能开设。
最后一种弊端是“不重自习”。这里的观点和《答程于鹭书》里的完全一样。吕思勉说：“凡事必先立基础，基础稳实，其余一切，皆不烦言而解。”因此，学生要从熟读成诵、多看（扩大阅读量）两方面入手。他感叹当时学生读书实在太少。这一点和胡适完全一致。胡适在《中学国文教授》一文里曾经批评当时“薄薄的教科书”是“为低能儿准备的”。吕思勉说：“苟能多读，即不语之，自亦能知。迎机语之，尤极容易。若其从未读过抑或所读甚少，则虽耳提面命，亦属茫然。故今日谆谆之讲授，及无谓之讨论，十分之九，皆可省去也。”然后他还用自己读书的经历为例说明自学的重要。
本文在批评了六弊以后，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如“自行读书之法，吾希望之两种书”。吕思勉说：“大抵人之读书须经过杂读及乱读之一时期，而后趋向乃定，此其一关系年龄之长幼，一关系学问之浅深。…….所贵迎机指导，略与辅助者，则正在其杂读及乱读之时代耳。”他认为这个时期除了必不可读之书外，“宜一切勿加禁断也”。为了做好指导，他认为亟须编写两种书，一是有简明注释和详晰符号的古书；二是一种工具书，“先略说六书条例，音韵转变，以为绪论”，要求不必太高，“其本论则举数千常用之字，先说明其本义，又说明其所以引伸假借之故焉”。这两种书，差不多相当于朱自清先生所提倡专家精心编写的“选本”，以及王力先生后来在《古代汉语》“常用词”基础上编撰成的《古代汉语词典》。什么叫英雄所见略同？真正的专家才能说出同样明白清楚而且不偏激的话。
三、吕思勉国文教学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吕思勉的这些论述是大约八十多年前写的，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还有什么用呢？吕叔湘先生1980年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所作的“序”里这样说：“按说这本集子里边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这是因为现在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吕叔湘《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对吕思勉先生的文章也可作如是观。我们重提这些论述绝不是简单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从前人那里获得启迪，想一想我们当今语文教学有没有当年吕思勉所提的弊端？依笔者愚见，至少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吕思勉关于小学生学白话，中学生才学文言，要遵循孩子发展规律的看法，非常有道理。虽然他谈的是文言和白话，但是他多次强调反对凌节和躐等，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多少年来，小学生不扎扎实实学习语文基本功，还没有积累多少词汇就要在课堂上分析课文的现象，已成为一大景观。只要去看一看小学生的考试试题，我们就会明白一切。
其次，吕思勉反对“妄讲俗陋文法”，提倡学生自己读书；而且提出，学生在发展自己阅读能力时大抵都经历过一个“杂读”“乱读”阶段，教师应该“迎机指导”，而不要急于禁断。这和叶圣陶提倡的“相机诱导”“诱导与启发，讲义并示范”是一个意思。这些话有没有过时？相信我们是不难判断的。现在“妄讲文法”的教师不多，但是在课堂里大讲解题技巧、传授考试秘诀的不在少数，在课堂上深文周纳、条分缕析解读课文，深挖课文“核心价值”，把一篇本来容易理解的文章分析得学生不知云里雾里的也很常见。结果当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两种表现虽不同，但是“不重学生自习之弊”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后者还往往打着发展学生思维、提高学习效率的“科学”旗号，糊弄了不少一线教师。
最后，过去有“整理国故”和将旧文学、国文混为一谈之弊，而我们现在也常常有一些陈义过高不合实际的要求，例如提倡中学生读经，动不动要开展研究性学习。学生对中国古代诗词学习吟诵背诵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让初中生、高中生在中考高考中赏析古诗，显然是超出学生的能力，属于凌节和躐等，结果导致学生讨厌古诗词。因此，我的结论是现在的语文教学也要祛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