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语言、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
人类心智的成长同语言密切相关，如果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抽象思维能力，进而能够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话，那么语言及其符号表意系统的重要性自然就凸现了出来。因为人的思维依赖语言等符号系统。不但内在的思维有赖于语言，对人和事物的认识和深入了解也须借助语言。如果说，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在于工具的使用，那么，在人类的诸多工具中，最离不开的或最根本的工具莫过于语言。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语言是人类记录历史最完备的手段。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最完备的内容莫过于那些有语言文字记载的历史。其次，语言往往是人表达意图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包括手势、身势语等规约化了的符号。再次，语言是人际协调的最佳手段，也是个人抒发情感的最佳方式。最后，人们通过使用语言而形成的程式性话语往往成为交流中必用的符号。可见，从哲学角度看，语言的影响无所不在，对人至关重要。人以语言进行思维，并以语言为媒介和工具与外界交流并施加影响。
自从人类有了思维的能力，语言就成为重要的思维工具。语言学和哲学像一对亲密的伙伴，密不可分。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语言为哲学提供思辨工具，为哲学研究提供认识思维和意义的视角，哲学为语言学提供认识论方法，以便更好地了解思维和意义的本质。从最初模拟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传统文法到命名学派；从威特根斯坦的语言使用论到分析哲学观点以及语言学的各个理论流派如结构主义、蒙太古语法、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毫无例外地都受各种哲学思维的影响，同时这些语言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也丰富和完善了哲学的认识论。
二 语言哲学与语言使用的本质
根据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SapirWhorf language relativity)假说，每一种民族语言都包含着自己个体性特征的本体论(ontology)(ArunoffRees-Mfiner2001)。如果认可这一假说，那么就意味着语言不接受任何外部参照系，它只在自己的框架中界定“真实世界"(truth)和“意义”(meanin曲等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language)、语言学(linguistic)甚至人类知识系统的重要范畴。这种极端观点的前景显然不被看好，因为它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唯我论和相对论。而在由多元文化构成的现代世界，人们普遍认为各种话语(discourse)和各种观点应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从语言的实际运用来看，语言的根本作用是支撑和表达事物并使之“出场”。这里使事物“出场”的途径即语言的使用，研究话语的产生和理解过程是语用学的核心课题。话语是语言行为，因此话语本身具有显著的行为性。发轫于语言哲学家奥斯汀(Austin)并被塞尔Searle等人进一步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现今已经成为语言哲学和语用学中较为完善的组成部分。该理论指出，有些话语在说话的同时就做成了相应的事情。语言作为人类最根本的工具具有行为特性，这种行为具有目的性，而这种目的性源于交际者的意图。换而言之，交际者的意图驱使着话语交际朝着交际者的话语目标方向演进。这种情况表明，交际者的话语目标或意图赋予了话语朝着话语目标演进的动力。话语目标产生的这种话语的驱动力，将促使话语之间形成相互关联，并共同指向交际行为的总体与分项目标。为了实现这些交际目标，交际者还会调动各种话语手段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这就是话语行为的综合性。
三 语言与语言使用的探索
在20世纪，大多数语言哲学家区分并确定了语言或语言使用的三个方面：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句法学研究的是词语和其他语言要素连接起来形成语法单位的方法，不考虑句子的意义。由于人类智力的局限和学习语言时间的限制，因此语言的句法必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人类语言的语法必须由有限数量的词和有限数量的组词成句的规则组成。语义学研究的是词和句子的意义。意义通常被认为是词语与世界的一种关系，指称(reference)和真相(truth)是语义学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语用学是关于如何使用语言的研究。例如，说话者能够用语言陈述、允诺、打赌、咨询问题、颁布命令、寄托哀思等等。而语用学主要研究的是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研究领域的主导思想是：言语是有意图的行为并且受到规则的制约。
奥斯汀区分了说话的三个方面：言前行为(locufionary)、言中行为(inocufionary)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言前行为自身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语言学实体被认为具有三个内涵：(1)声音(或有形记号)。(2)属于语言学的词语。(3)指示世界上的事物的指称和意思或涵义。言中行为由话语的“力”(foree)组成，言后行为涉及听众的反应效果。在奥斯汀看来，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言中行为与言后行为的区分在于言中行为总要依赖习惯而存在，而言后行为是自然的或非习惯性的。瑟尔进一步指出，奥斯汀关于言前行为和言中行为的区分并没有割断言语之间的联系。他借助言语行为的例证，主张言中行为既表达力量又表达内容。而格赖斯会话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解释了所说(或试图说)的话语、会话原则以及语境“会话蕴涵”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四 语言哲学下语用学的发展
理论界普遍认为，语用学的转向始于德国理想语言学派弗雷格及自然语言学派索绪尔。索绪尔把语言从传统的工具地位上升到意义分析的主要手段，认为把握语言是把握实在的前提。而弗雷格以逻辑学为基础，开创了“析学逻辑”的研究方向，从整体上看，弗雷格是一位典型的语形学代表，但他的语言逻辑研究思想中闪烁着语用学的光芒。理想语言学派的代表、奥地利语言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语用学的集大成者。此外，哲学家罗素和语言学者奥斯汀、石里克、塞尔等人也为语用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维特根斯坦在其思想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概念把语言的意义构建视为一种规范化、语境化的社会实践，语言活动不是一种“私自”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这一思想构成了语用学的核心。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的启发下，利奥塔提出了精神分析理论；奥斯汀则从行为学角度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继而对奥斯汀的“语言行为理论”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了语用学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语言意义的构建不仅涉及具体的语境，还涉及到说话人的意向，并进一步认为“意义是意向性的派生形式”。此外，英国当代的语用学学者威尔逊与斯帕伯从认知学角度提出了语言意义构建的“关联理论”；德国学者阿佩尔和哈贝马斯从社会批判和解释学出发，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构建以交往主体、交往行为和交往历史为前置条件。可见，语用学中已经被引入了社会交往中有关人际关系的语境概念，从而打破了语形学、语义学的意义构建的分析框架，解决了复杂多变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是语言哲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例证。
参考文献
[1]房红梅，马玉蕾，言据性·主观性·主观化[J]，外语学刊，2008(4)
[2]李洪儒，西方语言哲学批判[J]，外语学刊，2008(6)
[3]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4]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一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殷杰，雏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语言学的构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5(2)
人类心智的成长同语言密切相关，如果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抽象思维能力，进而能够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话，那么语言及其符号表意系统的重要性自然就凸现了出来。因为人的思维依赖语言等符号系统。不但内在的思维有赖于语言，对人和事物的认识和深入了解也须借助语言。如果说，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在于工具的使用，那么，在人类的诸多工具中，最离不开的或最根本的工具莫过于语言。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语言是人类记录历史最完备的手段。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最完备的内容莫过于那些有语言文字记载的历史。其次，语言往往是人表达意图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包括手势、身势语等规约化了的符号。再次，语言是人际协调的最佳手段，也是个人抒发情感的最佳方式。最后，人们通过使用语言而形成的程式性话语往往成为交流中必用的符号。可见，从哲学角度看，语言的影响无所不在，对人至关重要。人以语言进行思维，并以语言为媒介和工具与外界交流并施加影响。
自从人类有了思维的能力，语言就成为重要的思维工具。语言学和哲学像一对亲密的伙伴，密不可分。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语言为哲学提供思辨工具，为哲学研究提供认识思维和意义的视角，哲学为语言学提供认识论方法，以便更好地了解思维和意义的本质。从最初模拟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传统文法到命名学派；从威特根斯坦的语言使用论到分析哲学观点以及语言学的各个理论流派如结构主义、蒙太古语法、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毫无例外地都受各种哲学思维的影响，同时这些语言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也丰富和完善了哲学的认识论。
二 语言哲学与语言使用的本质
根据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SapirWhorf language relativity)假说，每一种民族语言都包含着自己个体性特征的本体论(ontology)(ArunoffRees-Mfiner2001)。如果认可这一假说，那么就意味着语言不接受任何外部参照系，它只在自己的框架中界定“真实世界"(truth)和“意义”(meanin曲等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language)、语言学(linguistic)甚至人类知识系统的重要范畴。这种极端观点的前景显然不被看好，因为它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唯我论和相对论。而在由多元文化构成的现代世界，人们普遍认为各种话语(discourse)和各种观点应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从语言的实际运用来看，语言的根本作用是支撑和表达事物并使之“出场”。这里使事物“出场”的途径即语言的使用，研究话语的产生和理解过程是语用学的核心课题。话语是语言行为，因此话语本身具有显著的行为性。发轫于语言哲学家奥斯汀(Austin)并被塞尔Searle等人进一步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现今已经成为语言哲学和语用学中较为完善的组成部分。该理论指出，有些话语在说话的同时就做成了相应的事情。语言作为人类最根本的工具具有行为特性，这种行为具有目的性，而这种目的性源于交际者的意图。换而言之，交际者的意图驱使着话语交际朝着交际者的话语目标方向演进。这种情况表明，交际者的话语目标或意图赋予了话语朝着话语目标演进的动力。话语目标产生的这种话语的驱动力，将促使话语之间形成相互关联，并共同指向交际行为的总体与分项目标。为了实现这些交际目标，交际者还会调动各种话语手段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这就是话语行为的综合性。
三 语言与语言使用的探索
在20世纪，大多数语言哲学家区分并确定了语言或语言使用的三个方面：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句法学研究的是词语和其他语言要素连接起来形成语法单位的方法，不考虑句子的意义。由于人类智力的局限和学习语言时间的限制，因此语言的句法必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人类语言的语法必须由有限数量的词和有限数量的组词成句的规则组成。语义学研究的是词和句子的意义。意义通常被认为是词语与世界的一种关系，指称(reference)和真相(truth)是语义学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语用学是关于如何使用语言的研究。例如，说话者能够用语言陈述、允诺、打赌、咨询问题、颁布命令、寄托哀思等等。而语用学主要研究的是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研究领域的主导思想是：言语是有意图的行为并且受到规则的制约。
奥斯汀区分了说话的三个方面：言前行为(locufionary)、言中行为(inocufionary)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言前行为自身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语言学实体被认为具有三个内涵：(1)声音(或有形记号)。(2)属于语言学的词语。(3)指示世界上的事物的指称和意思或涵义。言中行为由话语的“力”(foree)组成，言后行为涉及听众的反应效果。在奥斯汀看来，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言中行为与言后行为的区分在于言中行为总要依赖习惯而存在，而言后行为是自然的或非习惯性的。瑟尔进一步指出，奥斯汀关于言前行为和言中行为的区分并没有割断言语之间的联系。他借助言语行为的例证，主张言中行为既表达力量又表达内容。而格赖斯会话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解释了所说(或试图说)的话语、会话原则以及语境“会话蕴涵”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四 语言哲学下语用学的发展
理论界普遍认为，语用学的转向始于德国理想语言学派弗雷格及自然语言学派索绪尔。索绪尔把语言从传统的工具地位上升到意义分析的主要手段，认为把握语言是把握实在的前提。而弗雷格以逻辑学为基础，开创了“析学逻辑”的研究方向，从整体上看，弗雷格是一位典型的语形学代表，但他的语言逻辑研究思想中闪烁着语用学的光芒。理想语言学派的代表、奥地利语言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语用学的集大成者。此外，哲学家罗素和语言学者奥斯汀、石里克、塞尔等人也为语用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维特根斯坦在其思想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概念把语言的意义构建视为一种规范化、语境化的社会实践，语言活动不是一种“私自”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这一思想构成了语用学的核心。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的启发下，利奥塔提出了精神分析理论；奥斯汀则从行为学角度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继而对奥斯汀的“语言行为理论”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了语用学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语言意义的构建不仅涉及具体的语境，还涉及到说话人的意向，并进一步认为“意义是意向性的派生形式”。此外，英国当代的语用学学者威尔逊与斯帕伯从认知学角度提出了语言意义构建的“关联理论”；德国学者阿佩尔和哈贝马斯从社会批判和解释学出发，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构建以交往主体、交往行为和交往历史为前置条件。可见，语用学中已经被引入了社会交往中有关人际关系的语境概念，从而打破了语形学、语义学的意义构建的分析框架，解决了复杂多变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是语言哲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例证。
参考文献
[1]房红梅，马玉蕾，言据性·主观性·主观化[J]，外语学刊，2008(4)
[2]李洪儒，西方语言哲学批判[J]，外语学刊，2008(6)
[3]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4]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一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殷杰，雏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语言学的构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