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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的一天，夕阳西下的黄昏，一个长胳膊长腿的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她穿着毛蓝长裤、花洋布小褂，额前的刘海整齐而又浓密。她拱起的膝盖上摊着一本厚厚的书，是那个年代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因为夕阳斜照的关系，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缝着，皮肤也是微黄的，隐隐地现着一种菜色。那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毫无疑问，女孩也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中的一个。
在那个黄昏，她老家的姨娘风尘仆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找到了她的家门。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线的刹那，女孩迷朦地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惊喜，把膝盖上的书页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出一句话：“您看过这本书吗？”
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7岁，读小学二年级。
我长大后，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趣事。姨娘笑我是书痴，见了老家亲戚不知道起身问好，反倒魔怔地举着一本书问她看过没。姨娘由此断定我不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的确如此。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个不善交往、每到公开场合便感觉拘谨和蠢笨的人。书本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极其丰富，相对而言，物质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远远退居其后，它的喧闹和嘈杂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11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权利，然而对于文字的渴望却像野火烧过春风中又生的草地一样，蓬蓬勃勃不可遏止。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家书架上仅有的百十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囫囵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那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时代必须阅读的古代文选，至今还能够记得起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去追寻和探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着了魔一样地渴望当一个地质师或是间谍，便是因为这两种职业背后的广阔背景和不可知的神秘。童年的阅读对人的一生影响至深。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一家很不错的县中学，县中图书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处圣殿一样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万册图书被揪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取栗，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籍。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记忆特别清晰的是一本日本小说，书名叫《到泉水去的道路》，作者是谁不知道。那时候读书，总是看一眼书名，直接地、迫不及待地就进入正文，享受大餐，而那个大餐的烹饪者完全在我心里忽略不计了。我还记得小说主人公叫京子，是个活泼开朗颇具现代意识的16岁女孩，京子的母亲寡居，年轻漂亮，渴望爱情，母女相依为命。我印象最深刻的细节，是母亲教女儿如何梳妆：要把额前的头发撩上去，突出那个部位的光洁阔朗，才能衬得少女面孔青春勃发。这个细节之所以印象深刻，大概因为自己也是个爱美的女孩，而那个时代却无从美起的缘故吧。
还记得一本书名，叫《漂来的磨坊》。记住它是因为觉得书名奇怪：磨坊不应该是一座建在地面上的房子吗？房子怎么可以“漂来”呢？至于这本书的内容写了些什么，我已经忘得精光。依稀记得里面写到了爱情。我之前一直以为这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一本小说，最近又读到关于乔治·艾略特的一段传记，提到她曾写过一本《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倒觉得像是我读过的那本，译名不同而已。两位女作家，名字都带“乔治”，少年时代的我便搞混了。
小孩子看书不知道爱惜，再加上那时候生活粗鄙，该有的教养全都没有，一本书在我们手中经过无数次的传阅后，总是污秽不堪。基本的格局是这样：书角蜷曲，书页薄脆如蝴蝶翅膀，吹弹即破，而且霉变黄黑，气味难闻。封面、扉面统统没有，因而不知书名，更不知作者、譯者。前十多页一般只剩1/3大小，再十多页有了1/2，之后是2/3，最后是完整页面，呈阶梯形状。缺损的情节内容，要靠残页猜测才能建构起大致框架。好处是，读书的过程也是我们随心创作的过程，如我这般痴迷者，狼吞虎咽读多了残书，倒阴差阳错地训练出了猜测情节人物的能力，多年之后，成为我自己写作的基本功。及至十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狂读名著时，往往读过开头十多页，就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吗？然后我深深地埋下头去，额头紧贴着书页，嗅着那股陈年纸张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味，心里涌出一阵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更有一些书，童年时候莫名其妙地读过了，模模糊糊留下一点印象，成年之后想找到它复读，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比如那本《到泉水去的道路》，比如《漂来的磨坊》。它们就这样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无数消失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朋友和家人。消失和永存，人的一辈子便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积成一条蜿蜒在身后的长长的印痕。
“文化大革命”十年，所幸有温暖的文学作品和我相伴，我没有堕落也没有荒废。我要感谢我同学的父亲，那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我也要感谢当年那些肯与我分享书籍的小伙伴们。他们是我生命中的光，在长夜暗行中遥遥地指引方向。
（作者系民进江苏省委会副主委）
在那个黄昏，她老家的姨娘风尘仆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找到了她的家门。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线的刹那，女孩迷朦地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惊喜，把膝盖上的书页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出一句话：“您看过这本书吗？”
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7岁，读小学二年级。
我长大后，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趣事。姨娘笑我是书痴，见了老家亲戚不知道起身问好，反倒魔怔地举着一本书问她看过没。姨娘由此断定我不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的确如此。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个不善交往、每到公开场合便感觉拘谨和蠢笨的人。书本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极其丰富，相对而言，物质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远远退居其后，它的喧闹和嘈杂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11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权利，然而对于文字的渴望却像野火烧过春风中又生的草地一样，蓬蓬勃勃不可遏止。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家书架上仅有的百十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囫囵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那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时代必须阅读的古代文选，至今还能够记得起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去追寻和探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着了魔一样地渴望当一个地质师或是间谍，便是因为这两种职业背后的广阔背景和不可知的神秘。童年的阅读对人的一生影响至深。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一家很不错的县中学，县中图书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处圣殿一样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万册图书被揪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取栗，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籍。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记忆特别清晰的是一本日本小说，书名叫《到泉水去的道路》，作者是谁不知道。那时候读书，总是看一眼书名，直接地、迫不及待地就进入正文，享受大餐，而那个大餐的烹饪者完全在我心里忽略不计了。我还记得小说主人公叫京子，是个活泼开朗颇具现代意识的16岁女孩，京子的母亲寡居，年轻漂亮，渴望爱情，母女相依为命。我印象最深刻的细节，是母亲教女儿如何梳妆：要把额前的头发撩上去，突出那个部位的光洁阔朗，才能衬得少女面孔青春勃发。这个细节之所以印象深刻，大概因为自己也是个爱美的女孩，而那个时代却无从美起的缘故吧。
还记得一本书名，叫《漂来的磨坊》。记住它是因为觉得书名奇怪：磨坊不应该是一座建在地面上的房子吗？房子怎么可以“漂来”呢？至于这本书的内容写了些什么，我已经忘得精光。依稀记得里面写到了爱情。我之前一直以为这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一本小说，最近又读到关于乔治·艾略特的一段传记，提到她曾写过一本《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倒觉得像是我读过的那本，译名不同而已。两位女作家，名字都带“乔治”，少年时代的我便搞混了。
小孩子看书不知道爱惜，再加上那时候生活粗鄙，该有的教养全都没有，一本书在我们手中经过无数次的传阅后，总是污秽不堪。基本的格局是这样：书角蜷曲，书页薄脆如蝴蝶翅膀，吹弹即破，而且霉变黄黑，气味难闻。封面、扉面统统没有，因而不知书名，更不知作者、譯者。前十多页一般只剩1/3大小，再十多页有了1/2，之后是2/3，最后是完整页面，呈阶梯形状。缺损的情节内容，要靠残页猜测才能建构起大致框架。好处是，读书的过程也是我们随心创作的过程，如我这般痴迷者，狼吞虎咽读多了残书，倒阴差阳错地训练出了猜测情节人物的能力，多年之后，成为我自己写作的基本功。及至十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狂读名著时，往往读过开头十多页，就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吗？然后我深深地埋下头去，额头紧贴着书页，嗅着那股陈年纸张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味，心里涌出一阵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更有一些书，童年时候莫名其妙地读过了，模模糊糊留下一点印象，成年之后想找到它复读，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比如那本《到泉水去的道路》，比如《漂来的磨坊》。它们就这样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无数消失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朋友和家人。消失和永存，人的一辈子便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积成一条蜿蜒在身后的长长的印痕。
“文化大革命”十年，所幸有温暖的文学作品和我相伴，我没有堕落也没有荒废。我要感谢我同学的父亲，那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我也要感谢当年那些肯与我分享书籍的小伙伴们。他们是我生命中的光，在长夜暗行中遥遥地指引方向。
（作者系民进江苏省委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