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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首任校长丁井文生平大事记
1931年毕业于河南艺术师专，当过数载美术教师。
1938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组织抗日游击队任连指导员。
1939年奔赴延安。
1940年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学画。
1949年随中央机关进京，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家庭美术教师。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被任命为院办主任、人事处长，继而先后出任美院国画系主任、美院附中校长。
1951年与王式廓合画《毛主席与斯大林》大幅油画。
2003年5月4日17时3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生前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少儿美术基金会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60年，江南，四月天，我在南京玄武湖边，画写生。快收拾工具的当口儿，身边走来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笑眯眯凑上前来看我的画：“乖乖弄的东！啊！（南京话：不得了啦！）要不要，老夫子给你看看相啊？”我说：“我不迷信，我才不看什么相哩。”说完背起画夹离开去。回头看，那老者倒无什么恶意，顺风送过一句话来：“嗨！小朋友，你眼前要有不顺当的事情，记着，得找贵人相助才成啊！”我不再理他，我只相信一个人的命运要靠自己争取，谁是我的贵人？相助我什么？
那时，我正准备报考中央美院附中。一个心眼里，只装着我的美术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孙景波，你要想学好画，将来就上中央美院。你要想上中央美院，你最好初中毕业就去考中央美院附中。”是的，我当时已经报了名，我的老师黄乐生和钟伯元都说：“你是有希望的。”现在想来，这两位初中美术老师，就是帮我指点迷津的贵人。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待附中的考试通知。学校里报考浙美、南艺附中的同学，都已经接到通知，出发应试去了。我终于等急了！于是，给中央美院附中发了一封航空快信：“请问让我什么时间、到那里去应试？两个月前，我寄出报名作品，收到过附中寄来的准考通知，但通知上没有写明考试时间和地点。”两天后，我盼来了附中回函。打开一看，我惊呆了，“孙景波同学：你的回信地址写得不清楚，已经寄出的通知书退了回来，现在，我校考试工作已接近尾声，请你考虑报考其他学校……”
我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个月我不是已经收到准考通知了吗？怎么会回信地址不明呢？那夜，我无法入睡，到了后半夜，我决定到邮局发电报。我大约写了四五百字，把我的情况、我的期待、我的愿望，最后，是我的愤怒全部写在电报上，记得电报末尾写道：“明明是附中的错误，为什么这样不负责任地让我失去机会？我无法理解，无法接受这种答复！”
电报是拍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领导的。完全是一种鱼死网破的情绪。他妈的！中央美院附中！我告了你了，不考，也得出这口恶气！随后两天，我精神懊恼，六神无主，全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心境。完了！因为去其他附中考试的同学已经回来了。
然而，天不弃我！两天后的傍晚，学校传达室的大老魏在我们学生宿舍窗外大喊：“孙景波！孙景波！北京急电！”电文一打开，只是两行字：“孙景波同学，速去上海戏剧学院，找沈今声先生补考。中央美院附中招生办公室。”这两行字，刻在我记忆中54年！这两行字改写了我的命运！
我拿着电报，找父亲在南京的朋友借了20元钱，当夜，直奔南京码头乘船，第二天到上海。现在，回想起考试那几天的经历，心潮也难以平复。我深夜才找到上海戏剧学院，找到沈今声先生。我了解到，上海只是中央美院附中在全国六个考区之一，上海参试的考生有八百多人，而录取名额限定在前十名。我来前，考试已经结束两天了。沈今声老师剩下的时间，是在对成绩列前的二十名考生的面试。为我一个人特设的考场，就在他和浙美附中老师联合招生的临时办公室。素描考试设在上海戏剧学院传达室门房里，给门房老陈大爷画头像。色彩和创作，在他们办公室的外间小屋进行。摆作业和监考的事，是让浙美附中的两位老师帮忙。第三天早上，沈今声先生和我再次见面。开门见山，向我说明：这就是对我面试了。面试结束前，他对我说：“孙景波同学，你考试成绩很好！我看了你在校的文化课成绩单，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所以，对你的文化课就免试了。今天，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你已经被录取了！”那瞬间，我反应很木讷地问道：“我不用回去再参加普通高中考试了吗？”沈今声先生很明确地回答：“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被录取了。”我走出上海戏剧学校大门，转进旁边一个弄堂，扶着路边一棵林荫树干，背着人，仰天流泪，相信这不再是梦了！那一瞬间，我对美院附中，是满心的汹涌的感激情潮……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在我那封孩子般发泄怨怒的告状信前，只有附中校长才能做出那样的决定，只有附中校长才能赋予考场教师那样随机决断之权。他当场告诉你——“你被录取了”。此后，我在教育岗位上工作多年，我没有问过，除了中央美院附中之外，有没有过“第二个孙景波式”的考试案例，我没有听说过。
过了天命之年，抚今追昔，检点命运遭遇，渐有所悟：你个人的努力很重要，但也很有限。你命运里得有贵人相助，你得懂得感恩。是的，我一直很努力，遭遇挫折时，我总想到那些信任我的人、帮助我的人，我努力用自己的行为去证实，让我命中的“贵人”为我感到欣慰。如是今天，我问，如果当年，不是遇到了丁井文校长和他带领的附中教师团队，那么后来的我，会在哪里？在做什么？
现实是，我到了北京。在1960年附中新生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见到丁井文校长，听他对新生致欢迎辞。听他对我们宣布说：“我们已经和列宾美院签了协议，今后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就直接从你们这一届开始！”会场上，掌声雷动，欢呼声长久不息！丁校长张开双手，让大家安静，安静……那慈祥的表情和动作，让我们形象地联想到敬爱的周总理。
高班的同学课下聊天，提及丁校长，如同提及一位老爸爸一样的亲昵！“在老丁校长眼里，咱附中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这种体验，从到附中伊始，在我显得尤为突出，尤为难忘了！入学第四天，我又给他添了一个麻烦。 那一届，我被分配在二班，开学后，入学教育，班主任安排我们班同学先端正“红与专”的思想觉悟问题。千言万语一句话一只关心业务，不重视政治思想的，就是资产阶级“白专”！三天后，新生下乡，到顺义龙王头农场参加劳动实习。劳动结束的第一天，晚饭前集合时，我迟到了。同学们找到我时，我正忘情地在生产队猪圈里画一头老母猪的速写。晚饭后，班主任把全班同学集中到打麦场上，做一天劳动后的小结。那一天，生产队运庄稼的牛车陷在泥塘里，我和同学们帮着推车时，不小心滑倒在泥沟里，一头、一脸、一身的泥浆。班主任一一点名表扬在场的同学时，我暗中得意地等待他对我特别的表扬。结果，他没有提到我，话锋一转：“但是，也有的同学，非常不像话！”然后，径直走到我面前，一把把我拉出行列！
“孙景波！出来！站好！说说你为什么迟到。啊！你画猪，你说没听见集合口哨？你没画完，就可以破坏纪律吗？这不就是‘白专’的典型表现吗！……好！同学们围拢了，坐下来，每个人都得对他这种害群之马的行为进行批判。”当时天色已晚，同学们也莫名其妙，被动员之后，有几个人先后站起来，重复班主任的话说：“孙景波不守纪律，就是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就是‘白专’！‘白专’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接下来，一个操着浓重天津口音的同学，说出了一个荒唐的笑话：“我捡到一个不知什么蛋，孙景波说那是一个蛇蛋，吓得我不敢拿，他倒拿去了，不给我了！他，他妈太自私了，连蛇蛋都敢私吞。”在场同学们听了，哄笑起来，我也忍不住地笑了。这时，班主任用手电，照亮了我还来不及收起笑容的脸。“你们大家看！看看！我们这样严肃地帮助他、批评他，他居然还笑！这不是挑衅吗？这种人还可以救药吗？我宣布：今晚开始，对他进行关禁闭，让他写检查，不允许他参加一切集体活动，等返校后，交给教务处处理！散会。”
他让同学把我的行李搬到一个老乡家的空房里，指派张朝阳同学看管我。（张朝阳，就是毕业后到了北大荒，三十年后当了黑龙江美协副主席的版画家。）那晚上，我真懵了，太意外了。我失眠，通宵达旦，对着要写悔过书的一叠信纸发呆！我一个15岁的少年，哪里有面对这种遭遇的心理准备？我的情绪，由莫名的委曲转为怨愤，转而决心抵触到底，我一个字也不写了！心想：都关禁闭了，还要怎么处分？大不了，我回家。我就不写，一个字也不写！看守我的张朝阳倒很同情我，劝我吃饭，不断地安慰我。
第三天中午，张朝阳从食堂打饭回来给我时，偷偷对我说：“孙景波，丁校长来了，就在队部里，班主任也在那儿，你去找丁校长说说看。”
同所有遇到冤情，想要“上访”，要讨个明白，讨个说法的人一样，我“逃”出了禁闭室，跑到了队部，推开门，看到丁校长和班主任。我眼巴巴地盯着丁校长说：“我想和同学一道参加劳动，我不想被关禁闭！”班主任说：“谁让你跑出来的？你写了悔过书没有？三天了，为什么不写？”我不理他，只盯着丁校长说：“我想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想参加劳动。”
下面的故事情节，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丁校长不再理我，转向我的班主任：“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同学吗？因为画速写，故意迟到，犯了纪律的那个同学吗？你决定关了他禁闭？我一下来就听说了。关禁闭，还要写悔过书，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他还是个孩子嘛！是我们的孩子啊！简直是乱来！”
我听丁校长说到“他还是个孩子嘛”时，当场就是一种获救的感受，顿时泪飞如雨般地号啕起来，直哭得坐到了地上，哭到几乎要断气的感觉。（说心里话，当时，我哭得好开心！越哭越开心！）老丁校长拍着我的背，一边拍，一边说：“别哭了，别哭了，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个从南京来的孩子吧，去吧，去吧！下午和同学们一道参加劳动去吧！你一定要注意集体纪律，不能再出问题啦！”随后进来的张朝阳，把我扶到了室外。
劳动实习结束，大家回到附中。我被从二班调配到了一班。一班班主任是张京生，也是1960年毕业留校的。张京生先生，没有延续二班班主任对我的成见，他和我们新生相处得像兄弟一般，到了下学期，他提议让我当班级业务课代表，这明明白白地认定：我在同学中是个思想活跃、业务成绩优秀、积极上进的学生。另一位业务课代表是王怀庆同学。这样的认同，让我从那一记闷棍后，清醒乐观而且积极了起来。我们一班的同学回味当年，同有庆幸的感觉，因此对张京生先生充满感佩。
那年，我们的丁井文校长刚入中年，怀有一颗要把中央美院附中办成一所中国第一，亚洲最好，而且还要超过他观摩过的苏联列宾美院附中的理想。他看重人才，更爱护人才，他学术怀抱宽厚，用人不拘一格，他处事冷静，待人诚恳，在那个风行左倾思潮的岁月里，他能从国家用人育人的战略高度，能从艺术发展的长远趋势考虑问题。他从中央美院本部，挑选了一批年富力强、富有创作活力的青壮年教师，随后又在美院历届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不断充实附中师资，由此打造了一批在当时堪比美院本部，而且更具朝气和创新活力的教学与创作队伍。他妥善地以他特殊的资历（延安时期，他是中央警卫连指导员）和身份，支持、保护了师生们探索创作的实践。
我记得1960年到1964年问，附中高潮和秦岑先生率先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完成了《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孙滋溪主持创作了影响深远的素描巨作《当代英雄》，随后，沈今声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赵友萍的《藏族女代表》《百万农奴站起来》，王德娟的《曙光初照练兵场》，于月川的《农奴的小学生》，马常利的《风雪大庆人》，卢沉的《机车大夫》，孙滋溪的《两个八路》《天安门前》，罗尔纯的《长征路上》，杜键的《黄河激流》（是在附中教室中完成的），王文斌和温葆先生带着他们本科毕业作品《夸歌》《四个姑娘》来到附中。这些作品，先后入选全国美展，引发国内观众瞩目，在美术界引起广泛赞誉和评价。在中国画坛，它们代表着20世纪60年代美术创作的高度而影响至今。
我们可以说，那是附中的“丁井文时代”。那是附中最艰难，却又最具拼搏精神，最具创作活力的一段辉煌的岁月。虽在“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国内政治气候变幻莫测，虽然随后将步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严冬……但在中央美院附中的校园中，却是一番“抱团取暖”勤奋图强的温室气候。附中群体中，凝聚着一批有理想、有热情、有探索和创造勇气的教师和学生。丁井文校长是这个群体的缔造者，他用关心、关爱、关照之情，感召着所有在附中的人，他以他高尚的眼光、胸怀、品味、情趣，做人做事的高风亮节，影响着、熏陶着整个学校的风气。他让我们怀念他时会由衷地想到一个称呼：“附中的父亲！” 要形象地感受这位父亲，我还有件难忘的小故事。那回，我真的闯祸了！
记得在附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集体去美院，去看留苏学生回国汇报展。作者有罗工柳、李天祥、林岗、全山石、萧峰等人，展出的是他们在列宾美院学习的作品，展出效果十分轰动。参观结束后，我们的兴奋感还在持续，我们班同学在美院里戏闹追打，我被追到大礼堂北角，已无路可逃。于是我纵身窜上一棵槐树，又从树上跳到院墙上，还没站稳，又顺势跳到校外街上。刚刚落地，猛听得有行人大叫一声：“什么人！”我抬头一看：坏了！来者正是李天祥和赵友萍先生。我差一点跳在李先生身上。我知道，麻烦大了，这可闯了祸了！李天祥先生拦住我，厉声问道：“你是哪儿来的？干什么的？”我说：“我是附中的，来看展览的。同学闹着玩儿，把我追到了树上……”“啊，”李先生说，“你，你是附中的？把学生证拿出来！”他看了我的学生证，说：“哼，附中能有你这么淘气的学生？无法无天！到美院跳墙？好嘛，学生证扣下，回去找你们丁校长取吧！”赵友萍老师在一旁说：“算了吧，让他以后记住就行了，把学生证还给他吧。”李天祥先生怒气未消地说：“不行！让他找老丁要去！”
我回了学校，忐忑不安，哪敢找“老丁要去”，结果倒是丁校长把我找了去。“怎么啦？又闯祸了吧？爬树的本事见长啊？十六七岁了，还像个野孩子，这么淘气！那怎么行啊？找李天祥先生去道歉。赵友萍先生让我把学生证还给你，你还得去谢谢赵友萍先生才对。”我拿回学生证，鞠了一躬，出了校长室，飞跑回宿舍，躺在床上，长长地出了口气。那年头，李天祥先生在我们附中学生眼里，是何等地高不可攀啊！我没敢去李天祥先生家道歉，也不好意思向赵友萍先生表示感谢。
一个星期后，教务处召集附中全体同学开会，会前，听说教导处要对几个违反学规校纪的学生宣布处分。我们班同学对我说：“孙景波，这回你可在劫难逃了吧？”结果，令人意外的是，处分名单里竟然没念到“孙景波”！“哈！你漏网了。便宜你了。”
事情过去了，两位先生是“大人不记小人过”。此后多年间，我多次与李天祥和赵友萍先生交往，他们从来不曾提过这件往事。他们忘记了？我却不能忘记的是丁校长，忘不了，他那种如父辈般理谅宽容的教育方式。现在，当我也有了当爷爷的阅历后，我想，我也不会把当年孙景波在美院跳墙的事，看成品质操行问题。那几年，我在学习上很努力，在年级里，成绩是列优的，我很爱自己的班集体。附中学生不多，丁校长认识我们所有的学生，几乎叫得出所有学生的姓名。在我们眼里，在情感上，他就是我们附中所有学生的老爸爸。
我回忆，到了四年级，我入了团。“孙景波能入团”，成了附中能证明“淘学生”也可以转化成为“好学生”的典型事例！而在这成为典型事例的万千“内因”中，有一点是深藏我心的
我遇上了这样的一位校长和好老师们。有这样一位能了解我性情的“贵人”，因此，我得格外努力，努力证明，我对得起这份爱护和理解，要努力证明，这关怀是公正的，是在情理之中的。
1964年，我们那届同学毕业时，遭遇中央美院被“关、停、整、改”！停止招生！所有同学怀揣到中央美院深造的梦想都破灭了，我们班部分同学报考了中央工艺美院、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上海、北京动画专科之外，多半都直接分配到一些基层单位工作去了。中央美院附中，成了我们许多人永远且唯一的“母校”！
附中没有批准我报考电影学院，却意外通知我和梁平波等四个同学留校当辅导员。这在我，在同学中，明白地意味着我们几个同学，以后将有可能被保送到美院。凭什么呀？我知道，这要凭老师推荐，要凭教务会讨论，最后要丁校长签字同意。也许，我正如同学们所议论的那样：“孙景波淘气是全校出了名的，是许多闹剧和恶作剧的主演和导演者，因能闹而引起先生们格外注意，闹到了或许还能让人欣赏的程度吧。”
我想，这样的回味和琢磨也许有理吧。
开学了，1964年8月底，我到附中报到。巧遇云南美术家协会来人，到美院请求支援云南。知道我们附中有几个应届留校生，但还没开始正式工作。于是，通过学校征求我们意见。这感觉，仿佛抗美援朝开始，组织上问我爹：“派你到前线去，当志愿军，你能去吗？”我爹说：“能去。”于是就去了。当教导主任李华先生问我：“孙景波，你愿意考虑一下吗？”我说：“不用考虑，我愿意！”于是就去了。
和我同行的还有同年留校的张铁兵同学。他父亲也是位军人，没有二话：“咱哥们一块儿，是个伴儿！”
1964年9月5日，教导主任李华和老丁校长亲自到汽车站，为我们俩送行。丁校长一路走，一路叮咛：“云南是边疆，那里的生活可能比较艰苦，你们要有接受锻炼的心理准备。工作上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要给学校写信。你们两个，业务能力都不错，日后，有了生活感受，会像徐匡那样，创作出作品，一定会出成绩的。在边疆和当地同志一道工作时，要谦虚，多向当地同志学习，不能骄傲啊！还有你，孙景波，你在学校喜欢爬树，像个猴子似的，云南树可多，到了新单位不要老喜欢爬树，还是稳重些好，都快20岁了，不要让人家说你没长大啊！”说着说着，车到站了，他一双发抖的、热乎乎的大手，紧紧握着我俩的手：“记着，常写信回来……”我看他眼睛湿了，我、铁兵的眼睛也湿了。
我到云南后，没有给丁校长写过一封信，也没写过一个字。到云南，不满一个月，就遇到了些很难理解、很难适应的事。我这种个性，一旦遇上了自尊心太强的领导，总是有点水火难容……所以，格外留恋附中那些年的光景，格外想念丁校长和附中老师们。我在云南前后14年，有8年时间被安排到农村接受思想改造，或者去改造农民的思想。失去了许多创作时间，也没有创作的条件，我写信给附中说什么？如何报答丁校长的嘱托？
我离开北京后，从同学来信中知道，那年秋后，校内个别极左思潮的人，以丁校长阻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为由，对他进行揭发、批判。接下来，不是玩笑，中央文化部派出的社教工作队进了美院，进了附中。文艺界和教育界“星星之火，由此燎原”，一场耗时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美院附中最先拉开了序幕1 1966年，我在云南，自然成了文联美协革命“造反派”；丁校长在北京，自然成了附中的“走资派”。他成了未能离校的三届学生们头号揭批对象。我知道，在“文革”初期，附中一些被狂热风潮左右的小学弟中，难得不糊涂地让老丁校长也经受过“低头、弯腰，作喷气式，按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套路仪式。他被关押，被隔离了起来。
1967年2月，我到北京，在情理之中，我不能不到附中，我得去看看丁校长。我找到负责管制他的人——附中留校老学友刘国华。我说：“我本人是云南文联造反派，我能看看他吗？”刘国华和我是同届入校的同学，因病留级，原本和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知道我对丁校长的情感，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孙景波，你别误会，我已经和老丁说你到北京来了，他还问我，能不能见见你哩。他还常和我提起你，我带你现在就去见他。”刘国华把我带到三楼一问学生宿舍一老丁的“禁闭室”。开门的是小学友，外号“小五”，回头喊道：“老丁，孙景波来看你了。”丁校长从床边站起来，我两步跑过去，按他坐下，说不出话，看他笑着和我搭讪的表情，下泪的是我。“你还好吗？”是他问我！我点头作答，一时说不出，也不知道说什么安慰他的话，反倒是他，半开玩笑地打破了我尴尬的感觉：“孙猴子，这阵子还有工夫爬树吗？”他把我们都说笑了。“我没事的，你来看我，我这儿，没什么事的，别担心，同学批斗我，都是作作样子。他们把我关在这儿，实际上是在保护我。”刘国华在旁边插话道：“你看小五子在老丁这儿，名义上是看守人，实际上是保镖，送饭，一日三餐，端洗脸水、洗脚水，洗衣服全包，快成了老丁的干儿子加保姆啦！”小五子也笑了：“侍候我们老爷子，应该的！你孙景波，在我们小班同学的传闻里，可是大名鼎鼎咧！去年，附中大字报，批你们毕业那年，你装死躺倒在宿舍一个担架上，半夜里，同学抬你下楼，送医院抢救。嗬！听说抬到了校门口，你突然诈尸，跳下担架，满操场疯跑，惊动全校同学追你！附中居然没处分你！老丁还让你留校。‘文革’一开始，孙景波诈死恶作剧，就是批判老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之一大恶果哩！知道吗？”我听了这大大地被夸张变了形的故事之后，也忍俊不禁地笑了。我说：“刘国华知道，当时，我跳下担架，就跑回宿舍了，哪里有‘上百人满操场抓捕不住我的神话’！”丁校长也笑了：“开个玩笑，弄个闹剧，就上纲上线，就变了性质了嘛！”小五接着对我说：“孙景波，你放心，我们知道你们这些老校友对老丁的感情，我们也明白该怎么对待他，用什么办法保护他，现在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我没再说什么，临别，上前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句：“丁校长，多多保重！祝您健康！”那回我看到他，感受是悲喜交集，我知道，附中绝大多数小学弟、学妹，都会有一颗受到丁井文人格魅力感化而具有的“中央美院附中人的良心”。这让他，有理由自信而活得坚强，活得健康、乐观，他可以用他永远的微笑面对生活。
那一别，再见丁校长时，是1978年9月——“四人帮”的垮台、受审，给“十年浩劫”画上了一个句号。全国恢复高考，关停了14年后的中央美术学院，从当年数以千计的考生当中，招进50名新科研究生。其中近20名，是有中央美院附中学历的！我们得意春风般地去拜会他，老丁校长也满脸风光地分享了我们这些门生的快乐。那年，老丁校长出任中央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常务副组长。届时，也已过了离休的年岁，但他对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有着一颗永远离不开、放不下的心。
他的家，就在中国美术馆后院的后面，附中和美术馆只隔一条马路。美术馆每一次重要的展览，附中陈列馆每一次学生成果展出，我们都能看到他到场的身影，春秋四季，风雨无阻。他总是徒步来去，远些地方，他骑自行车前往，直到80岁时，他还是骑自行车出行。新生代的学子们不认识他，在展厅里，他喜欢独自一个人静默地观赏徘徊。遇上老学生，认出来，叫出学生的名字，拍拍肩膀，两只眼角绽放出菊花般密集的笑纹。
2003年5月4日，劳丁——我们附中的老爸，安然去世。
他离开我们之后，我，我们才开始从追悼他的文章中较多地了解到，我们老丁校长的生平概略，知道了一些他传奇般的生命历程！
“丁井文”，又名劳丁，1914年3月，出生于河南博爱县磨头镇闪务村。少年时，他喜欢绘画，1931年考入河南艺术师范绘画专科。毕业后，在当地当过中学美术老师。1938年，日寇入侵河南，他毅然弃笔从戎。在地下党帮助下，动员当地民众，组织了一个由他领导的有七八十条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这个游击队，被当时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收编。收编后，李先念特别推荐他去延安，到抗大鲁艺美术系学习。1946年，任中央警卫团宣传干事。1948年春，被任命为中央警卫连指导员，担负保卫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特殊使命。1949年进京后，他请求毛主席，让他回归美术本行，因此参与了和江丰同志接管中央美院的工作。在美院，他先后担任过美院办公室主任、人事处主任、国画系主任等职。1953年，受命创建中央美院附中。
中央美院附中，原来是由这样一位“自天而降”的人来开创的！他的阅历，他的背景，他的肚量，他的眼光，他对美术的挚爱，他宠辱不惊、得失无悔的情怀，本原于“治大国如烹小鲜”语义的倒置。他身材高大，神态谦恭，作风质朴，内涵丰厚，这样的人，以他的人格魅力，把附中放在心里，附中是温暖的；把附中捧在手上，附中的业绩，就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那就是“附中的丁井文时代”！
他笑眯眯地招呼着蒋兆和、李苦禅、石鲁、何海霞、黄胄、艾中信、吴作人、叶浅予、傅抱石、李桦、陆鸿年等等一代宗师、大家纷至沓来，到附中讲座、示范、代课，他为王式廓在附中提供条件——完成《血衣》素描巨作。当年附中教导主任李华、文化课教研室主任赵昔，都是来自鲁艺的革命者。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无人、无单位敢起用他们，更不敢重用他们。老丁校长对两位延安老校友，心知肚明，引荐他们到附中任教，且很快委以重任。这样做，那时谁敢？劳丁敢！历史让我们当年的学生作证：李华、赵昔两位老师，在我们心目中是最受尊敬、最富学问、最多爱心的好教师。
老丁校长，他能出面请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周恩来，来看美院老师的历史画创作，促成董希文先生《开国大典》的光荣诞生！这种天上人间的连结，这一联结者丁井文，却从来都仅仅默立陪同在背后，事后绝无张扬。当丁校长默默地走到90岁的生命尽头，回顾他后半生的中国画坛时，我们才渐渐醒悟到：他的影响力，他不仅仅属于中央美院附中，也不仅仅属于中央美术学院。他保护、支持的画界师友，受到他教诲的，数以千计的学生，相当高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发展态势。
一辈子干革命，曾走近到毛主席、周总理身边，当革命胜利，他成而不居，身退基层，回归艺途，乐守旧业，甘于位居美术中学的校长，而奉献终生。他的百年经历，是一部新中国美术史的传奇。
回忆往事，我似乎在隐约中，看到遥远迷茫的云峰，我似乎隐约中，听到高天滚滚的雷鸣。在他的遗像前，我凝望着，他那双永远眯着的，永远微笑着的眼睛，感受关爱的宽厚，感受质朴的力量，感受谦诚的温馨！
1931年毕业于河南艺术师专，当过数载美术教师。
1938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组织抗日游击队任连指导员。
1939年奔赴延安。
1940年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学画。
1949年随中央机关进京，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家庭美术教师。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被任命为院办主任、人事处长，继而先后出任美院国画系主任、美院附中校长。
1951年与王式廓合画《毛主席与斯大林》大幅油画。
2003年5月4日17时3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生前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少儿美术基金会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60年，江南，四月天，我在南京玄武湖边，画写生。快收拾工具的当口儿，身边走来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笑眯眯凑上前来看我的画：“乖乖弄的东！啊！（南京话：不得了啦！）要不要，老夫子给你看看相啊？”我说：“我不迷信，我才不看什么相哩。”说完背起画夹离开去。回头看，那老者倒无什么恶意，顺风送过一句话来：“嗨！小朋友，你眼前要有不顺当的事情，记着，得找贵人相助才成啊！”我不再理他，我只相信一个人的命运要靠自己争取，谁是我的贵人？相助我什么？
那时，我正准备报考中央美院附中。一个心眼里，只装着我的美术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孙景波，你要想学好画，将来就上中央美院。你要想上中央美院，你最好初中毕业就去考中央美院附中。”是的，我当时已经报了名，我的老师黄乐生和钟伯元都说：“你是有希望的。”现在想来，这两位初中美术老师，就是帮我指点迷津的贵人。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待附中的考试通知。学校里报考浙美、南艺附中的同学，都已经接到通知，出发应试去了。我终于等急了！于是，给中央美院附中发了一封航空快信：“请问让我什么时间、到那里去应试？两个月前，我寄出报名作品，收到过附中寄来的准考通知，但通知上没有写明考试时间和地点。”两天后，我盼来了附中回函。打开一看，我惊呆了，“孙景波同学：你的回信地址写得不清楚，已经寄出的通知书退了回来，现在，我校考试工作已接近尾声，请你考虑报考其他学校……”
我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个月我不是已经收到准考通知了吗？怎么会回信地址不明呢？那夜，我无法入睡，到了后半夜，我决定到邮局发电报。我大约写了四五百字，把我的情况、我的期待、我的愿望，最后，是我的愤怒全部写在电报上，记得电报末尾写道：“明明是附中的错误，为什么这样不负责任地让我失去机会？我无法理解，无法接受这种答复！”
电报是拍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领导的。完全是一种鱼死网破的情绪。他妈的！中央美院附中！我告了你了，不考，也得出这口恶气！随后两天，我精神懊恼，六神无主，全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心境。完了！因为去其他附中考试的同学已经回来了。
然而，天不弃我！两天后的傍晚，学校传达室的大老魏在我们学生宿舍窗外大喊：“孙景波！孙景波！北京急电！”电文一打开，只是两行字：“孙景波同学，速去上海戏剧学院，找沈今声先生补考。中央美院附中招生办公室。”这两行字，刻在我记忆中54年！这两行字改写了我的命运！
我拿着电报，找父亲在南京的朋友借了20元钱，当夜，直奔南京码头乘船，第二天到上海。现在，回想起考试那几天的经历，心潮也难以平复。我深夜才找到上海戏剧学院，找到沈今声先生。我了解到，上海只是中央美院附中在全国六个考区之一，上海参试的考生有八百多人，而录取名额限定在前十名。我来前，考试已经结束两天了。沈今声老师剩下的时间，是在对成绩列前的二十名考生的面试。为我一个人特设的考场，就在他和浙美附中老师联合招生的临时办公室。素描考试设在上海戏剧学院传达室门房里，给门房老陈大爷画头像。色彩和创作，在他们办公室的外间小屋进行。摆作业和监考的事，是让浙美附中的两位老师帮忙。第三天早上，沈今声先生和我再次见面。开门见山，向我说明：这就是对我面试了。面试结束前，他对我说：“孙景波同学，你考试成绩很好！我看了你在校的文化课成绩单，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所以，对你的文化课就免试了。今天，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你已经被录取了！”那瞬间，我反应很木讷地问道：“我不用回去再参加普通高中考试了吗？”沈今声先生很明确地回答：“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被录取了。”我走出上海戏剧学校大门，转进旁边一个弄堂，扶着路边一棵林荫树干，背着人，仰天流泪，相信这不再是梦了！那一瞬间，我对美院附中，是满心的汹涌的感激情潮……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在我那封孩子般发泄怨怒的告状信前，只有附中校长才能做出那样的决定，只有附中校长才能赋予考场教师那样随机决断之权。他当场告诉你——“你被录取了”。此后，我在教育岗位上工作多年，我没有问过，除了中央美院附中之外，有没有过“第二个孙景波式”的考试案例，我没有听说过。
过了天命之年，抚今追昔，检点命运遭遇，渐有所悟：你个人的努力很重要，但也很有限。你命运里得有贵人相助，你得懂得感恩。是的，我一直很努力，遭遇挫折时，我总想到那些信任我的人、帮助我的人，我努力用自己的行为去证实，让我命中的“贵人”为我感到欣慰。如是今天，我问，如果当年，不是遇到了丁井文校长和他带领的附中教师团队，那么后来的我，会在哪里？在做什么？
现实是，我到了北京。在1960年附中新生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见到丁井文校长，听他对新生致欢迎辞。听他对我们宣布说：“我们已经和列宾美院签了协议，今后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就直接从你们这一届开始！”会场上，掌声雷动，欢呼声长久不息！丁校长张开双手，让大家安静，安静……那慈祥的表情和动作，让我们形象地联想到敬爱的周总理。
高班的同学课下聊天，提及丁校长，如同提及一位老爸爸一样的亲昵！“在老丁校长眼里，咱附中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这种体验，从到附中伊始，在我显得尤为突出，尤为难忘了！入学第四天，我又给他添了一个麻烦。 那一届，我被分配在二班，开学后，入学教育，班主任安排我们班同学先端正“红与专”的思想觉悟问题。千言万语一句话一只关心业务，不重视政治思想的，就是资产阶级“白专”！三天后，新生下乡，到顺义龙王头农场参加劳动实习。劳动结束的第一天，晚饭前集合时，我迟到了。同学们找到我时，我正忘情地在生产队猪圈里画一头老母猪的速写。晚饭后，班主任把全班同学集中到打麦场上，做一天劳动后的小结。那一天，生产队运庄稼的牛车陷在泥塘里，我和同学们帮着推车时，不小心滑倒在泥沟里，一头、一脸、一身的泥浆。班主任一一点名表扬在场的同学时，我暗中得意地等待他对我特别的表扬。结果，他没有提到我，话锋一转：“但是，也有的同学，非常不像话！”然后，径直走到我面前，一把把我拉出行列！
“孙景波！出来！站好！说说你为什么迟到。啊！你画猪，你说没听见集合口哨？你没画完，就可以破坏纪律吗？这不就是‘白专’的典型表现吗！……好！同学们围拢了，坐下来，每个人都得对他这种害群之马的行为进行批判。”当时天色已晚，同学们也莫名其妙，被动员之后，有几个人先后站起来，重复班主任的话说：“孙景波不守纪律，就是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就是‘白专’！‘白专’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接下来，一个操着浓重天津口音的同学，说出了一个荒唐的笑话：“我捡到一个不知什么蛋，孙景波说那是一个蛇蛋，吓得我不敢拿，他倒拿去了，不给我了！他，他妈太自私了，连蛇蛋都敢私吞。”在场同学们听了，哄笑起来，我也忍不住地笑了。这时，班主任用手电，照亮了我还来不及收起笑容的脸。“你们大家看！看看！我们这样严肃地帮助他、批评他，他居然还笑！这不是挑衅吗？这种人还可以救药吗？我宣布：今晚开始，对他进行关禁闭，让他写检查，不允许他参加一切集体活动，等返校后，交给教务处处理！散会。”
他让同学把我的行李搬到一个老乡家的空房里，指派张朝阳同学看管我。（张朝阳，就是毕业后到了北大荒，三十年后当了黑龙江美协副主席的版画家。）那晚上，我真懵了，太意外了。我失眠，通宵达旦，对着要写悔过书的一叠信纸发呆！我一个15岁的少年，哪里有面对这种遭遇的心理准备？我的情绪，由莫名的委曲转为怨愤，转而决心抵触到底，我一个字也不写了！心想：都关禁闭了，还要怎么处分？大不了，我回家。我就不写，一个字也不写！看守我的张朝阳倒很同情我，劝我吃饭，不断地安慰我。
第三天中午，张朝阳从食堂打饭回来给我时，偷偷对我说：“孙景波，丁校长来了，就在队部里，班主任也在那儿，你去找丁校长说说看。”
同所有遇到冤情，想要“上访”，要讨个明白，讨个说法的人一样，我“逃”出了禁闭室，跑到了队部，推开门，看到丁校长和班主任。我眼巴巴地盯着丁校长说：“我想和同学一道参加劳动，我不想被关禁闭！”班主任说：“谁让你跑出来的？你写了悔过书没有？三天了，为什么不写？”我不理他，只盯着丁校长说：“我想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想参加劳动。”
下面的故事情节，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丁校长不再理我，转向我的班主任：“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同学吗？因为画速写，故意迟到，犯了纪律的那个同学吗？你决定关了他禁闭？我一下来就听说了。关禁闭，还要写悔过书，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他还是个孩子嘛！是我们的孩子啊！简直是乱来！”
我听丁校长说到“他还是个孩子嘛”时，当场就是一种获救的感受，顿时泪飞如雨般地号啕起来，直哭得坐到了地上，哭到几乎要断气的感觉。（说心里话，当时，我哭得好开心！越哭越开心！）老丁校长拍着我的背，一边拍，一边说：“别哭了，别哭了，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个从南京来的孩子吧，去吧，去吧！下午和同学们一道参加劳动去吧！你一定要注意集体纪律，不能再出问题啦！”随后进来的张朝阳，把我扶到了室外。
劳动实习结束，大家回到附中。我被从二班调配到了一班。一班班主任是张京生，也是1960年毕业留校的。张京生先生，没有延续二班班主任对我的成见，他和我们新生相处得像兄弟一般，到了下学期，他提议让我当班级业务课代表，这明明白白地认定：我在同学中是个思想活跃、业务成绩优秀、积极上进的学生。另一位业务课代表是王怀庆同学。这样的认同，让我从那一记闷棍后，清醒乐观而且积极了起来。我们一班的同学回味当年，同有庆幸的感觉，因此对张京生先生充满感佩。
那年，我们的丁井文校长刚入中年，怀有一颗要把中央美院附中办成一所中国第一，亚洲最好，而且还要超过他观摩过的苏联列宾美院附中的理想。他看重人才，更爱护人才，他学术怀抱宽厚，用人不拘一格，他处事冷静，待人诚恳，在那个风行左倾思潮的岁月里，他能从国家用人育人的战略高度，能从艺术发展的长远趋势考虑问题。他从中央美院本部，挑选了一批年富力强、富有创作活力的青壮年教师，随后又在美院历届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不断充实附中师资，由此打造了一批在当时堪比美院本部，而且更具朝气和创新活力的教学与创作队伍。他妥善地以他特殊的资历（延安时期，他是中央警卫连指导员）和身份，支持、保护了师生们探索创作的实践。
我记得1960年到1964年问，附中高潮和秦岑先生率先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完成了《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孙滋溪主持创作了影响深远的素描巨作《当代英雄》，随后，沈今声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赵友萍的《藏族女代表》《百万农奴站起来》，王德娟的《曙光初照练兵场》，于月川的《农奴的小学生》，马常利的《风雪大庆人》，卢沉的《机车大夫》，孙滋溪的《两个八路》《天安门前》，罗尔纯的《长征路上》，杜键的《黄河激流》（是在附中教室中完成的），王文斌和温葆先生带着他们本科毕业作品《夸歌》《四个姑娘》来到附中。这些作品，先后入选全国美展，引发国内观众瞩目，在美术界引起广泛赞誉和评价。在中国画坛，它们代表着20世纪60年代美术创作的高度而影响至今。
我们可以说，那是附中的“丁井文时代”。那是附中最艰难，却又最具拼搏精神，最具创作活力的一段辉煌的岁月。虽在“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国内政治气候变幻莫测，虽然随后将步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严冬……但在中央美院附中的校园中，却是一番“抱团取暖”勤奋图强的温室气候。附中群体中，凝聚着一批有理想、有热情、有探索和创造勇气的教师和学生。丁井文校长是这个群体的缔造者，他用关心、关爱、关照之情，感召着所有在附中的人，他以他高尚的眼光、胸怀、品味、情趣，做人做事的高风亮节，影响着、熏陶着整个学校的风气。他让我们怀念他时会由衷地想到一个称呼：“附中的父亲！” 要形象地感受这位父亲，我还有件难忘的小故事。那回，我真的闯祸了！
记得在附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集体去美院，去看留苏学生回国汇报展。作者有罗工柳、李天祥、林岗、全山石、萧峰等人，展出的是他们在列宾美院学习的作品，展出效果十分轰动。参观结束后，我们的兴奋感还在持续，我们班同学在美院里戏闹追打，我被追到大礼堂北角，已无路可逃。于是我纵身窜上一棵槐树，又从树上跳到院墙上，还没站稳，又顺势跳到校外街上。刚刚落地，猛听得有行人大叫一声：“什么人！”我抬头一看：坏了！来者正是李天祥和赵友萍先生。我差一点跳在李先生身上。我知道，麻烦大了，这可闯了祸了！李天祥先生拦住我，厉声问道：“你是哪儿来的？干什么的？”我说：“我是附中的，来看展览的。同学闹着玩儿，把我追到了树上……”“啊，”李先生说，“你，你是附中的？把学生证拿出来！”他看了我的学生证，说：“哼，附中能有你这么淘气的学生？无法无天！到美院跳墙？好嘛，学生证扣下，回去找你们丁校长取吧！”赵友萍老师在一旁说：“算了吧，让他以后记住就行了，把学生证还给他吧。”李天祥先生怒气未消地说：“不行！让他找老丁要去！”
我回了学校，忐忑不安，哪敢找“老丁要去”，结果倒是丁校长把我找了去。“怎么啦？又闯祸了吧？爬树的本事见长啊？十六七岁了，还像个野孩子，这么淘气！那怎么行啊？找李天祥先生去道歉。赵友萍先生让我把学生证还给你，你还得去谢谢赵友萍先生才对。”我拿回学生证，鞠了一躬，出了校长室，飞跑回宿舍，躺在床上，长长地出了口气。那年头，李天祥先生在我们附中学生眼里，是何等地高不可攀啊！我没敢去李天祥先生家道歉，也不好意思向赵友萍先生表示感谢。
一个星期后，教务处召集附中全体同学开会，会前，听说教导处要对几个违反学规校纪的学生宣布处分。我们班同学对我说：“孙景波，这回你可在劫难逃了吧？”结果，令人意外的是，处分名单里竟然没念到“孙景波”！“哈！你漏网了。便宜你了。”
事情过去了，两位先生是“大人不记小人过”。此后多年间，我多次与李天祥和赵友萍先生交往，他们从来不曾提过这件往事。他们忘记了？我却不能忘记的是丁校长，忘不了，他那种如父辈般理谅宽容的教育方式。现在，当我也有了当爷爷的阅历后，我想，我也不会把当年孙景波在美院跳墙的事，看成品质操行问题。那几年，我在学习上很努力，在年级里，成绩是列优的，我很爱自己的班集体。附中学生不多，丁校长认识我们所有的学生，几乎叫得出所有学生的姓名。在我们眼里，在情感上，他就是我们附中所有学生的老爸爸。
我回忆，到了四年级，我入了团。“孙景波能入团”，成了附中能证明“淘学生”也可以转化成为“好学生”的典型事例！而在这成为典型事例的万千“内因”中，有一点是深藏我心的
我遇上了这样的一位校长和好老师们。有这样一位能了解我性情的“贵人”，因此，我得格外努力，努力证明，我对得起这份爱护和理解，要努力证明，这关怀是公正的，是在情理之中的。
1964年，我们那届同学毕业时，遭遇中央美院被“关、停、整、改”！停止招生！所有同学怀揣到中央美院深造的梦想都破灭了，我们班部分同学报考了中央工艺美院、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上海、北京动画专科之外，多半都直接分配到一些基层单位工作去了。中央美院附中，成了我们许多人永远且唯一的“母校”！
附中没有批准我报考电影学院，却意外通知我和梁平波等四个同学留校当辅导员。这在我，在同学中，明白地意味着我们几个同学，以后将有可能被保送到美院。凭什么呀？我知道，这要凭老师推荐，要凭教务会讨论，最后要丁校长签字同意。也许，我正如同学们所议论的那样：“孙景波淘气是全校出了名的，是许多闹剧和恶作剧的主演和导演者，因能闹而引起先生们格外注意，闹到了或许还能让人欣赏的程度吧。”
我想，这样的回味和琢磨也许有理吧。
开学了，1964年8月底，我到附中报到。巧遇云南美术家协会来人，到美院请求支援云南。知道我们附中有几个应届留校生，但还没开始正式工作。于是，通过学校征求我们意见。这感觉，仿佛抗美援朝开始，组织上问我爹：“派你到前线去，当志愿军，你能去吗？”我爹说：“能去。”于是就去了。当教导主任李华先生问我：“孙景波，你愿意考虑一下吗？”我说：“不用考虑，我愿意！”于是就去了。
和我同行的还有同年留校的张铁兵同学。他父亲也是位军人，没有二话：“咱哥们一块儿，是个伴儿！”
1964年9月5日，教导主任李华和老丁校长亲自到汽车站，为我们俩送行。丁校长一路走，一路叮咛：“云南是边疆，那里的生活可能比较艰苦，你们要有接受锻炼的心理准备。工作上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要给学校写信。你们两个，业务能力都不错，日后，有了生活感受，会像徐匡那样，创作出作品，一定会出成绩的。在边疆和当地同志一道工作时，要谦虚，多向当地同志学习，不能骄傲啊！还有你，孙景波，你在学校喜欢爬树，像个猴子似的，云南树可多，到了新单位不要老喜欢爬树，还是稳重些好，都快20岁了，不要让人家说你没长大啊！”说着说着，车到站了，他一双发抖的、热乎乎的大手，紧紧握着我俩的手：“记着，常写信回来……”我看他眼睛湿了，我、铁兵的眼睛也湿了。
我到云南后，没有给丁校长写过一封信，也没写过一个字。到云南，不满一个月，就遇到了些很难理解、很难适应的事。我这种个性，一旦遇上了自尊心太强的领导，总是有点水火难容……所以，格外留恋附中那些年的光景，格外想念丁校长和附中老师们。我在云南前后14年，有8年时间被安排到农村接受思想改造，或者去改造农民的思想。失去了许多创作时间，也没有创作的条件，我写信给附中说什么？如何报答丁校长的嘱托？
我离开北京后，从同学来信中知道，那年秋后，校内个别极左思潮的人，以丁校长阻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为由，对他进行揭发、批判。接下来，不是玩笑，中央文化部派出的社教工作队进了美院，进了附中。文艺界和教育界“星星之火，由此燎原”，一场耗时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美院附中最先拉开了序幕1 1966年，我在云南，自然成了文联美协革命“造反派”；丁校长在北京，自然成了附中的“走资派”。他成了未能离校的三届学生们头号揭批对象。我知道，在“文革”初期，附中一些被狂热风潮左右的小学弟中，难得不糊涂地让老丁校长也经受过“低头、弯腰，作喷气式，按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套路仪式。他被关押，被隔离了起来。
1967年2月，我到北京，在情理之中，我不能不到附中，我得去看看丁校长。我找到负责管制他的人——附中留校老学友刘国华。我说：“我本人是云南文联造反派，我能看看他吗？”刘国华和我是同届入校的同学，因病留级，原本和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知道我对丁校长的情感，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孙景波，你别误会，我已经和老丁说你到北京来了，他还问我，能不能见见你哩。他还常和我提起你，我带你现在就去见他。”刘国华把我带到三楼一问学生宿舍一老丁的“禁闭室”。开门的是小学友，外号“小五”，回头喊道：“老丁，孙景波来看你了。”丁校长从床边站起来，我两步跑过去，按他坐下，说不出话，看他笑着和我搭讪的表情，下泪的是我。“你还好吗？”是他问我！我点头作答，一时说不出，也不知道说什么安慰他的话，反倒是他，半开玩笑地打破了我尴尬的感觉：“孙猴子，这阵子还有工夫爬树吗？”他把我们都说笑了。“我没事的，你来看我，我这儿，没什么事的，别担心，同学批斗我，都是作作样子。他们把我关在这儿，实际上是在保护我。”刘国华在旁边插话道：“你看小五子在老丁这儿，名义上是看守人，实际上是保镖，送饭，一日三餐，端洗脸水、洗脚水，洗衣服全包，快成了老丁的干儿子加保姆啦！”小五子也笑了：“侍候我们老爷子，应该的！你孙景波，在我们小班同学的传闻里，可是大名鼎鼎咧！去年，附中大字报，批你们毕业那年，你装死躺倒在宿舍一个担架上，半夜里，同学抬你下楼，送医院抢救。嗬！听说抬到了校门口，你突然诈尸，跳下担架，满操场疯跑，惊动全校同学追你！附中居然没处分你！老丁还让你留校。‘文革’一开始，孙景波诈死恶作剧，就是批判老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之一大恶果哩！知道吗？”我听了这大大地被夸张变了形的故事之后，也忍俊不禁地笑了。我说：“刘国华知道，当时，我跳下担架，就跑回宿舍了，哪里有‘上百人满操场抓捕不住我的神话’！”丁校长也笑了：“开个玩笑，弄个闹剧，就上纲上线，就变了性质了嘛！”小五接着对我说：“孙景波，你放心，我们知道你们这些老校友对老丁的感情，我们也明白该怎么对待他，用什么办法保护他，现在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我没再说什么，临别，上前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句：“丁校长，多多保重！祝您健康！”那回我看到他，感受是悲喜交集，我知道，附中绝大多数小学弟、学妹，都会有一颗受到丁井文人格魅力感化而具有的“中央美院附中人的良心”。这让他，有理由自信而活得坚强，活得健康、乐观，他可以用他永远的微笑面对生活。
那一别，再见丁校长时，是1978年9月——“四人帮”的垮台、受审，给“十年浩劫”画上了一个句号。全国恢复高考，关停了14年后的中央美术学院，从当年数以千计的考生当中，招进50名新科研究生。其中近20名，是有中央美院附中学历的！我们得意春风般地去拜会他，老丁校长也满脸风光地分享了我们这些门生的快乐。那年，老丁校长出任中央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常务副组长。届时，也已过了离休的年岁，但他对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有着一颗永远离不开、放不下的心。
他的家，就在中国美术馆后院的后面，附中和美术馆只隔一条马路。美术馆每一次重要的展览，附中陈列馆每一次学生成果展出，我们都能看到他到场的身影，春秋四季，风雨无阻。他总是徒步来去，远些地方，他骑自行车前往，直到80岁时，他还是骑自行车出行。新生代的学子们不认识他，在展厅里，他喜欢独自一个人静默地观赏徘徊。遇上老学生，认出来，叫出学生的名字，拍拍肩膀，两只眼角绽放出菊花般密集的笑纹。
2003年5月4日，劳丁——我们附中的老爸，安然去世。
他离开我们之后，我，我们才开始从追悼他的文章中较多地了解到，我们老丁校长的生平概略，知道了一些他传奇般的生命历程！
“丁井文”，又名劳丁，1914年3月，出生于河南博爱县磨头镇闪务村。少年时，他喜欢绘画，1931年考入河南艺术师范绘画专科。毕业后，在当地当过中学美术老师。1938年，日寇入侵河南，他毅然弃笔从戎。在地下党帮助下，动员当地民众，组织了一个由他领导的有七八十条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这个游击队，被当时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收编。收编后，李先念特别推荐他去延安，到抗大鲁艺美术系学习。1946年，任中央警卫团宣传干事。1948年春，被任命为中央警卫连指导员，担负保卫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特殊使命。1949年进京后，他请求毛主席，让他回归美术本行，因此参与了和江丰同志接管中央美院的工作。在美院，他先后担任过美院办公室主任、人事处主任、国画系主任等职。1953年，受命创建中央美院附中。
中央美院附中，原来是由这样一位“自天而降”的人来开创的！他的阅历，他的背景，他的肚量，他的眼光，他对美术的挚爱，他宠辱不惊、得失无悔的情怀，本原于“治大国如烹小鲜”语义的倒置。他身材高大，神态谦恭，作风质朴，内涵丰厚，这样的人，以他的人格魅力，把附中放在心里，附中是温暖的；把附中捧在手上，附中的业绩，就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那就是“附中的丁井文时代”！
他笑眯眯地招呼着蒋兆和、李苦禅、石鲁、何海霞、黄胄、艾中信、吴作人、叶浅予、傅抱石、李桦、陆鸿年等等一代宗师、大家纷至沓来，到附中讲座、示范、代课，他为王式廓在附中提供条件——完成《血衣》素描巨作。当年附中教导主任李华、文化课教研室主任赵昔，都是来自鲁艺的革命者。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无人、无单位敢起用他们，更不敢重用他们。老丁校长对两位延安老校友，心知肚明，引荐他们到附中任教，且很快委以重任。这样做，那时谁敢？劳丁敢！历史让我们当年的学生作证：李华、赵昔两位老师，在我们心目中是最受尊敬、最富学问、最多爱心的好教师。
老丁校长，他能出面请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周恩来，来看美院老师的历史画创作，促成董希文先生《开国大典》的光荣诞生！这种天上人间的连结，这一联结者丁井文，却从来都仅仅默立陪同在背后，事后绝无张扬。当丁校长默默地走到90岁的生命尽头，回顾他后半生的中国画坛时，我们才渐渐醒悟到：他的影响力，他不仅仅属于中央美院附中，也不仅仅属于中央美术学院。他保护、支持的画界师友，受到他教诲的，数以千计的学生，相当高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发展态势。
一辈子干革命，曾走近到毛主席、周总理身边，当革命胜利，他成而不居，身退基层，回归艺途，乐守旧业，甘于位居美术中学的校长，而奉献终生。他的百年经历，是一部新中国美术史的传奇。
回忆往事，我似乎在隐约中，看到遥远迷茫的云峰，我似乎隐约中，听到高天滚滚的雷鸣。在他的遗像前，我凝望着，他那双永远眯着的，永远微笑着的眼睛，感受关爱的宽厚，感受质朴的力量，感受谦诚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