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盛夏，我们领到高小毕业证书后，填完了报考初中的表格，学校宣布放假一周，让考生回家做好迎考准备，一周后到校集合统一到旗里参加升学考试。
　　我们村里包括我在内共有四名考生，其他三名考生家境殷实，家长们信心满满地准备杀猪宰羊，大办升学宴，还忙着给孩子添置新衣新被，打点行装，一派喜气繁忙的景象。而我家却无声无息，一片沉寂。父亲体弱多病，是个半拉子农民；母亲“三寸金莲”，下不了田，只能操持家务。经济状况拮据，连糊口度日都难，哪里还敢有摆升学宴、添置新衣的奢望呢？再说了，能否考上还不一定呢，一切都顺其自然吧。临出发前，母亲再三叮嘱，到大沁他拉以后，到大车店找九姥爷（母亲的老叔），请他照顾食宿。母亲还说，你老舅卫宪玉（母亲的堂弟）也在大沁他拉当老师呢，有啥困难也可以找他帮忙。我把母亲的话牢记心里。
　　一周的假期转瞬即逝，我们一百多名莘莘学子从四面八方准时赶到母校———第六区马家洼子完小，在操场集合，听完校长王文藻语重心长的送别讲话后，由郑凤阁老师带队，冒着酷暑，踏上了征程，步行到九十里外的奈曼旗政府所在地大沁他拉应考。
　　进城后，我在南门附近找到了大车店，见到了九姥爷。我告诉他我是来报考初中的，并请他关照安排住宿，他指了指外铺的土炕，说，你就住那儿吧，宿费免了，说完又拨算盘记账去了。我把挎包放在火炕上，躺下睡了一觉。醒后到街上转了转，买两个烧饼，回到店里倒一碗白开水，把两张烧饼送进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晚餐就这么对付了。
　　傍晚就寝前，我打开挎包整理文具，准备明天上考场。挎包里，父亲配制的一瓶蓝墨水和一卷黄色的草稿纸都安然无恙，可是唯一一支蘸水钢笔不见了。天哪！我脑袋“嗡”的一声，顿时傻了眼。我急不可待地翻了几遍挎包，又在炕上地下、屋里屋外寻了个遍，也没找到那支蘸水笔。这可怎么办呀，我明天还要靠它答卷呢，我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团团转。正在我焦急万分、一筹莫展时，突然发现远处的炕席缝里有微弱的亮光。我前去定睛一看，啊，原来竟是一支笔尖，比我丢的那支还新呢！天助我也！我差点喊出声来。我把笔尖拿起来，放在咚咚跳的胸前好一会儿，才到屋外找来一节秫秸秆儿，把笔尖插上，做成了一支简易却实用的蘸水钢笔。第二天上考场就是用这支笔答的卷。事后，同学们听说了这件事，都说是有神灵罩着我，老人们也如是说，而我却不以为然，只觉得侥幸而已。这支笔我精心保存多年，“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弄得不知所终。惜哉！痛哉！
　　次日上午8时，我们进入考场，先考数学，然后是政治。数学题难度不大，只是我缺乏经验，时间分配不当，还有一道题没做完钟声就响了，被迫交了卷。接着考政治，我顺风顺水，如期交卷。下午考语文，自我感觉良好，尤其是作文，一气呵成，时间也够用。考试结束后，第三天经老师准许，我和同学结伴回家。一摸衣兜，钱花光了。这时我想起了母亲的嘱咐，寻找舅父卫宪玉。有人告诉我，他在奈曼中学校舍建筑工地指挥施工呢。我辗转找到舅父，自报家门，向他问好。我结结巴巴地说，回家路费没有了，舅父立即从已经汗黄了的白衬衣兜里掏出仅有的五角钱塞到我手里。我就是靠这五角钱的路费与同村的同学结伴步行回到家里的。
　　“赶考”回来后，同村的那三位同学的家长以为万事大吉了，磨刀霍霍宰猪羊，准备升学宴。这时，有人劝告他们，先不要置办酒宴，等接到录取通知书再办不迟。等了二十多天，到7月中旬，我接到录取通知书，而那三位同学却落榜了。他们的家长都是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农民，原以为只要参加考试就等于升学了，哪知还有录取与落榜这一说呢？
　　我虽然考上了，但家境贫寒，能供得起学费吗？有人还等着看笑话呢。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头拱地、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他东挪西借，费尽了唇舌，也没凑够学费。这时母亲提议，让孩子先到舅父家起伙吧。父亲欣然同意。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先后有两个学期在舅父家起伙。是舅父圆了我的升学梦啊！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一晃62年过去了。父母、舅父早已作古，我也年逾古稀。抚今追昔，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