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礼拜二午睡时刻》是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第七单元的一篇外国小说，《药》是高中语文读本《生命进行曲》中第一单元的一篇中国小说，这两篇小说看起来毫不相关，但小说中共同的话题——母爱，却将这两篇看似不相关的作品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礼拜二午睡时刻》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篇短篇小说。提到马尔克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百年孤独》。在这部代表作中，作者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塑造非凡超常的人物形象，创造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施展奇异多彩的表现手法，彰显了既气势恢宏又奇幻诡丽，既粗犷奔放又细腻入微，既轻灵飘逸又厚重沉滞的艺术风格。然而在《礼拜二午睡时刻》这篇短篇小说中，他的风格陡转，用一种极为克制和压抑的情感表达方式，讲述了母亲在一个炎热的礼拜二的午睡时刻，到公墓祭奠被当成小偷打死的儿子的故事，向我们“显示一个优秀作家内敛的功夫”（余华）。
《药》是中国作家鲁迅先生1919年的小说作品，收录在著名的小说集《呐喊》中。作品通过对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愚弄人民的罪行，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用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作品以华老栓夫妇给儿子治病为明线，以革命者夏瑜被反动派杀害为暗线，最后以两位母亲给儿子上坟将明、暗线交织融合，整篇小说内涵丰富，主旨深刻。
在《礼拜二午睡时刻》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母亲形象，她带着年幼的女儿去祭拜被当成小偷打死的儿子。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以极其迟缓凝重的语气，压抑克制的口吻来叙述整个故事。母亲出场时，我们看不出一丝笼罩着浓郁亲情的母亲形象；气候的极其炎热一直营造着一种不安的氛围，与人物出场时抑郁伤感的心境极其吻合。母亲“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短小孱弱”，“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神情“镇定安详”。母亲的脸上没有任何悲伤，根本感受不到这是一个给儿子奔丧的母亲形象。再看看她对待女儿的态度，“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母亲对女儿极其严厉苛刻。当母亲遇到开门的妇女时，也表现出了她固执地不近人情的一面。当看门的妇人告诉她“神父正在睡觉呢”，母亲没有丝毫的退让，她固执地说“我有急事”；当妇人再次要求她们三点钟以后再来，母亲口气很坚决，再一次回答到“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表现出一种不近人情的决绝。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精彩的情节推演，向我们展示出一位冷漠固执、缺乏温情的母亲形象。
反观《药》中两位母亲的形象，华大妈与夏四奶奶，她们向我们展示的却是十足亲情笼罩着的母亲形象。为了给儿子小栓治病，华大妈倾其积蓄，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全部家当拿去买人血馒头，然后拿着这“如自己性命一般”的人血馒头让小栓吃了下去，“吃下去罢，——病便好了”，母亲多希望这人血馒头如神丹妙药般，“睡一会罢——便好了”，一觉醒来，儿子的病就能立刻痊愈。但最终发现这所谓的“包好包好”，完全是世俗的愚昧之见和刽子手康大叔之流哄骗钱财的把戏罢了。华大妈最后也只能在自己儿子的坟前“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儿子的死让她憔悴了很多，她的白发“比去年白得多了”。夏四奶奶在小说最后上坟的时候出现，“也是半白的头发，褴褛的衣裙”，从穿着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位母亲生活的窘迫，但她依然坚持“提着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给死去的儿子上坟，依然地“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两位母亲的形象惊人地相似，她们都为自己死去的儿子哀伤悲痛。
这样看来，似乎两位中国母亲的形象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慈母”形象，更能为读者所接受，然而在面对儿子死亡的问题上，这位外国的母亲却显示出了自己惊人的力量。面对外界对儿子卡洛斯·森特诺是小偷的指责，母亲没有选择盲从，她选择了否定，她相信儿子，相信内心。在面对神父时，她没有丝毫的内疚或是不安，她镇定自若，“不动声色”，只是“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着神父”。当神父问道：“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母亲的回答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母亲表面的冷漠掩盖了她内心的炙热，面对外界的质疑，她选择相信自己的儿子。这种信赖的力量使得神父甚至开始不安，他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而且“头上开始冒汗”。甚至在母亲要离开的时候，神父察觉到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时，劝阻母亲“等一会走吧”“等太阳落山再去吧”，母亲对儿子的信任最终打动了神父，使得神父为了避免母亲受到众人的伤害，主动站出来保护母亲。但母亲拒绝承认儿子是小偷，她对儿子的信赖与理解足以让她能够与整个世界抗衡，她并没有听从神父的劝阻，拒绝神父借阳伞的建议，甚至还从女儿手中把鲜花“夺”过去，在世俗的灼热目光中“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母亲对儿子的信任，使得她不需要任何庇护，昂首挺胸，有了直面世俗的勇气和力量，维护了儿子和全家乃至人性的尊严，我们从这份对儿子无私的信任与理解中感受到了母亲的高贵尊严，体味到了母爱的温度。
再来看看《药》中两位慈母形象，他们对儿子是百般疼爱的，但面对儿子的死，两位母亲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不知所措。华大妈无法明白花了那么多钱买的人血馒头，为什么治不好小栓的病。夏四奶奶更是无法理解夏瑜，当她发现华大妈在看着她的时候，她“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她为自己的儿子埋在路的左边，埋在死刑和瘐毙的人群里而感到羞愧万分。她不知道儿子为何而死，更加无法理解儿子“为革命而牺牲”，她为儿子这种非正常的死亡而羞愧万分，这甚至让她觉得在同是母亲的华大妈面前，她抬不起头来。当她发现儿子的坟上出现一圈花环时，竟以为是神仙显灵，所以她看见一只乌鸦，便说：“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她无法理解儿子，但她作为一位母亲，以她深沉的爱，以她深沉的对儿子冤屈的积郁，多么期待这乌鸦能飞过来。可是，乌鸦一直“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正当两位母亲要离开的时候，“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母亲的希望终究落空，母亲对儿子的希望终归只是愚昧无知的一厢情愿罢了，虽然她爱儿子，但她无法理解儿子所做的事情，儿子为革命牺牲，在母亲这里，只是以为那是儿子受到了冤屈，“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因而要以乌鸦显灵的方式来表达冤屈。所以母亲在梦幻中的追求终于破灭，“一定会破灭的”。
两篇小说在描写不同母亲的形象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种极其节制的方式，没有加入作者的任何情感与判断，只是让这些母亲自己来演绎自身的角色。正如近代著名批评家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所说：“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正是作者没有加入任何的主观评判，才使得作品中这些不同的母亲形象鲜活地展示在了我们面前。
两种完全不同的母爱，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母亲对孩子的爱向来都是永恒的，没有高下之分。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位外国的母亲，在如此大的世俗压力下，她没有丝毫退缩，她选择了毫不犹豫地跟她的儿子在一起，承担起了所有的质疑和嘲讽。这种真正能够理解儿子的爱，与夏四奶奶盲目的无法真正理解儿子的爱相比，更显得伟大，更显示出一种人格的光芒。
李娟，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武汉。责任编校：郑利玲
《礼拜二午睡时刻》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篇短篇小说。提到马尔克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百年孤独》。在这部代表作中，作者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塑造非凡超常的人物形象，创造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施展奇异多彩的表现手法，彰显了既气势恢宏又奇幻诡丽，既粗犷奔放又细腻入微，既轻灵飘逸又厚重沉滞的艺术风格。然而在《礼拜二午睡时刻》这篇短篇小说中，他的风格陡转，用一种极为克制和压抑的情感表达方式，讲述了母亲在一个炎热的礼拜二的午睡时刻，到公墓祭奠被当成小偷打死的儿子的故事，向我们“显示一个优秀作家内敛的功夫”（余华）。
《药》是中国作家鲁迅先生1919年的小说作品，收录在著名的小说集《呐喊》中。作品通过对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愚弄人民的罪行，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用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作品以华老栓夫妇给儿子治病为明线，以革命者夏瑜被反动派杀害为暗线，最后以两位母亲给儿子上坟将明、暗线交织融合，整篇小说内涵丰富，主旨深刻。
在《礼拜二午睡时刻》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母亲形象，她带着年幼的女儿去祭拜被当成小偷打死的儿子。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以极其迟缓凝重的语气，压抑克制的口吻来叙述整个故事。母亲出场时，我们看不出一丝笼罩着浓郁亲情的母亲形象；气候的极其炎热一直营造着一种不安的氛围，与人物出场时抑郁伤感的心境极其吻合。母亲“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短小孱弱”，“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神情“镇定安详”。母亲的脸上没有任何悲伤，根本感受不到这是一个给儿子奔丧的母亲形象。再看看她对待女儿的态度，“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母亲对女儿极其严厉苛刻。当母亲遇到开门的妇女时，也表现出了她固执地不近人情的一面。当看门的妇人告诉她“神父正在睡觉呢”，母亲没有丝毫的退让，她固执地说“我有急事”；当妇人再次要求她们三点钟以后再来，母亲口气很坚决，再一次回答到“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表现出一种不近人情的决绝。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精彩的情节推演，向我们展示出一位冷漠固执、缺乏温情的母亲形象。
反观《药》中两位母亲的形象，华大妈与夏四奶奶，她们向我们展示的却是十足亲情笼罩着的母亲形象。为了给儿子小栓治病，华大妈倾其积蓄，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全部家当拿去买人血馒头，然后拿着这“如自己性命一般”的人血馒头让小栓吃了下去，“吃下去罢，——病便好了”，母亲多希望这人血馒头如神丹妙药般，“睡一会罢——便好了”，一觉醒来，儿子的病就能立刻痊愈。但最终发现这所谓的“包好包好”，完全是世俗的愚昧之见和刽子手康大叔之流哄骗钱财的把戏罢了。华大妈最后也只能在自己儿子的坟前“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儿子的死让她憔悴了很多，她的白发“比去年白得多了”。夏四奶奶在小说最后上坟的时候出现，“也是半白的头发，褴褛的衣裙”，从穿着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位母亲生活的窘迫，但她依然坚持“提着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给死去的儿子上坟，依然地“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两位母亲的形象惊人地相似，她们都为自己死去的儿子哀伤悲痛。
这样看来，似乎两位中国母亲的形象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慈母”形象，更能为读者所接受，然而在面对儿子死亡的问题上，这位外国的母亲却显示出了自己惊人的力量。面对外界对儿子卡洛斯·森特诺是小偷的指责，母亲没有选择盲从，她选择了否定，她相信儿子，相信内心。在面对神父时，她没有丝毫的内疚或是不安，她镇定自若，“不动声色”，只是“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着神父”。当神父问道：“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母亲的回答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母亲表面的冷漠掩盖了她内心的炙热，面对外界的质疑，她选择相信自己的儿子。这种信赖的力量使得神父甚至开始不安，他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而且“头上开始冒汗”。甚至在母亲要离开的时候，神父察觉到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时，劝阻母亲“等一会走吧”“等太阳落山再去吧”，母亲对儿子的信任最终打动了神父，使得神父为了避免母亲受到众人的伤害，主动站出来保护母亲。但母亲拒绝承认儿子是小偷，她对儿子的信赖与理解足以让她能够与整个世界抗衡，她并没有听从神父的劝阻，拒绝神父借阳伞的建议，甚至还从女儿手中把鲜花“夺”过去，在世俗的灼热目光中“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母亲对儿子的信任，使得她不需要任何庇护，昂首挺胸，有了直面世俗的勇气和力量，维护了儿子和全家乃至人性的尊严，我们从这份对儿子无私的信任与理解中感受到了母亲的高贵尊严，体味到了母爱的温度。
再来看看《药》中两位慈母形象，他们对儿子是百般疼爱的，但面对儿子的死，两位母亲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不知所措。华大妈无法明白花了那么多钱买的人血馒头，为什么治不好小栓的病。夏四奶奶更是无法理解夏瑜，当她发现华大妈在看着她的时候，她“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她为自己的儿子埋在路的左边，埋在死刑和瘐毙的人群里而感到羞愧万分。她不知道儿子为何而死，更加无法理解儿子“为革命而牺牲”，她为儿子这种非正常的死亡而羞愧万分，这甚至让她觉得在同是母亲的华大妈面前，她抬不起头来。当她发现儿子的坟上出现一圈花环时，竟以为是神仙显灵，所以她看见一只乌鸦，便说：“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她无法理解儿子，但她作为一位母亲，以她深沉的爱，以她深沉的对儿子冤屈的积郁，多么期待这乌鸦能飞过来。可是，乌鸦一直“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正当两位母亲要离开的时候，“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母亲的希望终究落空，母亲对儿子的希望终归只是愚昧无知的一厢情愿罢了，虽然她爱儿子，但她无法理解儿子所做的事情，儿子为革命牺牲，在母亲这里，只是以为那是儿子受到了冤屈，“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因而要以乌鸦显灵的方式来表达冤屈。所以母亲在梦幻中的追求终于破灭，“一定会破灭的”。
两篇小说在描写不同母亲的形象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种极其节制的方式，没有加入作者的任何情感与判断，只是让这些母亲自己来演绎自身的角色。正如近代著名批评家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所说：“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正是作者没有加入任何的主观评判，才使得作品中这些不同的母亲形象鲜活地展示在了我们面前。
两种完全不同的母爱，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母亲对孩子的爱向来都是永恒的，没有高下之分。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位外国的母亲，在如此大的世俗压力下，她没有丝毫退缩，她选择了毫不犹豫地跟她的儿子在一起，承担起了所有的质疑和嘲讽。这种真正能够理解儿子的爱，与夏四奶奶盲目的无法真正理解儿子的爱相比，更显得伟大，更显示出一种人格的光芒。
李娟，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武汉。责任编校：郑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