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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林太乙女士的英译本《镜花缘》，发现身为离散译者的林太乙通过有意识地运用音译，选择性删除与补偿，增补等一系列方法对译文进行操纵，实现自己在译本中的强势显身，从而使其代表的华裔族群在处于霸权地位的宿主文化中发声，显示自身的独特身份。
关键词： 林太乙 英译《镜花缘》 离散译者 强势显身
一、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殖民翻译理论把“离散”这一概念带入到了当前翻译研究视域之中，“离散”一词逐渐成为众多译界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在西方，拉什迪，霍米·巴巴，克利福德将族裔散居者的迁徙同翻译联系起来，克朗宁探讨了翻译作为跨学科的离散属性。在国内，刘芳、谭晓丽、李萃和王任等人探讨了离散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孙艺风讨论了翻译研究中“文化离散”的概念，而刘红新研究了离散经历对于译者的影响。其中，译界对离散译者这一命题的关注度较高，但对于离散译者如何通过在翻译中采取各种策略，来表达自己的文化或政治诉求，还鲜有学者论述。本文将以林太乙英译《镜花缘》为个案，探讨身为离散译者的林太乙如何在译作中强势显身，在移居国文化中发出代表自己族群的独特声音。
二、“离散”与离散译者
英语中的diaspora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的动词speiro（意为“播种”）和介词dia（意为“遍及”）。［1］在1960年之前，“离散”一词只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研究领域内使用，表示分散在教区以外的犹太人和基督教教徒及相关现象。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离散”一词与概念逐渐泛化，兼具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种用法，拥有离散族裔、离散地、离散行为、离散状况四位一体的意义。［2］12西方学界对离散概念有不同的定义，但人们普遍认同涂洛彦对其的界定。他认为，离散的定义经过泛化之后，具有如下重要结构要素:（1）典型的离散现象由高压政治引起，导致群体从原乡集体迁出，散居于异乡，比如:个人或群体自动、持续地向外迁移而散居异地;（2）离散人士或群体保存着一个集体记忆，这是他们独特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些集体记忆会具体地再现于文本之中；（3）离散人士会运用具体的方式和原乡保持联系，或者，他们也对原乡存有迷思式的执念。［2］13根据涂洛彦的定义，我们可以将离散译者界定为：在移居异乡之后，从事翻译活动，同时对原乡始终保持着一个“集体记忆”的人士。
三、林太乙的离散经历
林太乙原名林玉如，1926年生于北京，10岁时跟随家人移居美国。她在17岁时创作出版了第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英文小说《战潮》，颇得评论界好评。1944年她获得耶鲁大学的中文教职，自此开始写作生涯，陆续以英文撰写了多部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1964年林太乙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托，将中国古典名著《镜花缘》译成英文。1965年至1988年期间，林太乙来到香港，担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退休后她重新恢复写作，著有《林语堂传》等。纵观林太乙生平，结合涂洛彦的定义，我们可以将林称为离散作家兼译者。一方面，她深受西方文化文学的熏陶，形成了富有想象力，原创性且直接的英文写作风格。另一方面，她所有的英文小说几乎都是以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经历为主题，这体现了林太乙对故国的深切感情以及她强烈的民族意识。贯穿林太乙一生的离散经历，使她的中西方文化身份交织在一起，形成十足的杂合体。
四、林太乙与英译《镜花缘》
林太乙混杂的文化身份使她可以自由地行走于两种文化之间，但作为华裔作家和译者，林太乙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她一直在家园文化与宿主文化之间摇摆。她以中国社会环境为背景的小说不仅显示了她对母国的关注，而且体现着她寻求一种归宿感与重新定义自身文化身份的努力，这种努力同样反映在她的译作《镜花缘》中。
4.1林太乙采取的翻译策略
在翻译过程中，林太乙并没有坚持传统意义上的“忠实”，在译文中使自己变得透明，而是像韦努蒂所推崇的那样强势地“显身”。她采取了音译，选择性删除与补偿，增补等一系列方法对译文进行操纵。这些翻译策略与她作为离散者的文化身份密不可分。
4.1.1音译
林译本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音译词汇的存在。对于原著中的历史人物的姓名，林太乙全部采用音译，只在某些人名前加上头衔以表明他/她的身份，如“武则天”译为“Empress Wu Tse-tien”，“唐中宗”译为“Emperor Chung-tsung”，“上官婉儿”和“徐敬业”译为“Shangkuan Waner”和“Hsu Ching-yeh”。林太乙在努力再现这些人物原始面貌的同时，还在译文后的附录中加上对于他们的介绍。人名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林太乙近乎固执地保留和再现了那些深深浸染了中国文化气息的历史人名，这体现了她对源语文化的尊重，而那详细的注解则透露出译者希望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热切之情。大量的音译词汇构成了译文中的异质成分，提醒着读者注意另一种文化的存在，它与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文化及话语是并存的。这种从原语文本到译入语文本的文化侵入尽管从语言层面上看有些奇特，但它并不会成为译文读者理解原文语义的障碍，正相反，它使一种语言和文化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魔咒”中解放出来。这些音译词汇可以被视为对原作者叙述的刻板再现，但对于与作者共持同一种母语的译者来说，这恰恰也是她的发声，换而言之，是她对自己主体身份的彰显。
4.1.2选择性删除与补偿
除了音译，林太乙还采取了其他更为大胆的策略来使自己在译文中显身：她对原文中一些她认为可能“损害”中国文化形象的信息都进行了修改。例如，她将一切暗示中国古代女子需要缠足的内容都删除掉了：
“……若到天朝，需换女装。小国主作男子惯了，怎能改得？就是梳头裹脚，也不容易。”［3］182
“If you go to the Kingdom on Earth you must wear a girl’s clothes and lead a proper girl’s life.You have been brought up like a boy.Can you change?”［4］
原作者李汝珍强调妇女权益，提倡男女平等，所以他笔下的女孩们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勇敢，最有能力的女性角色。但在林译本中，这些女孩变得更独立。林太乙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在很长一段时期，西方人对亚裔女性已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矜持，小巧，温顺。她很谦逊，一边摆弄着纤细洁白的小手，一边傻笑，眼睛低垂，总是走在男人十步之后，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她全身心地侍候他。”［1］显然，林太乙改写的目的在于颠覆被西方写作范式建立起来的，错误的东方女性形象。
除了对语句内的细节进行零星的删除，林太乙对整个作品都进行了大胆的增删。《镜花缘》一书约有四十万字，本质上是一本社会评论小说和人文讽刺小说。但林太乙在翻译中将原书重新分段，把原著的一百回压缩成了三十一章，并将原著中针砭时弊的段落代替以自己撰写的说明性文字，只简单交代大意。这样一来，原书的批判力度被极大地削弱了，原著复杂深刻的主题也被简单化了。林太乙对原著的选择性删除及补偿表明她已从幕后来到了台前，她不再是隐身的译者，而变成了原作者的助手，行使编辑的职责——删掉目的语读者不感兴趣的段落，同时对作品进行包装——塑造一个积极的，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林太乙对母国文化的忠实超越了对文本的狭义的“忠实”。
4.1.3增补
林太乙对译文最直接的介入表现为增补手法的大量运用。她在译文的段落之间“写了一些连接上下文的部分（以首行缩排标出），简要交代前面发生的事，以使叙述的连接流畅”。［4］3例如，在最后一章，故事情节变得紧张：叛军已击败武后的军队，正准备进入长安，迎唐中宗复位。在翻译这段内容之前，林太乙加上了一段约120个单词的说明文字，简要介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这段文字通顺流畅，带有英语作家的写作风格，与上下文中由异化翻译导致的“陌生化语言”形成强烈对比。任何读者读到此处，都会意识到译者在文中的介入。此外，林太乙将这些插入的文字都以首行缩排标出，与翻译部分区别开来。这种做法使译本成为了写作与翻译的杂合体，在文中贯穿着两个平行的声音：一为作者，一为译者。林太乙像是站在作者身旁的发言人，传达并解释他的话语，同时引导读者去注意那些她认为重要的信息。这样一来，林太乙既摈弃了对原作者亦步亦趋的“忠实”，也不谄媚地为目的语读者制造出一个毫无陌生感的归化了的译本。她采用增补的策略，矜持地表明了自己作为除作者、读者之外的第三方的立场，实现了自己在译文中的强势显身。
4.2译本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
Flowers in the Mirror中译者的显身不仅意味着个体的显身，还象征着林太乙所代表的华裔族群的显身。华裔在西方白人社会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如果他们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见，就必须用英语发声而非母语。语言的失去象征着身份的丢失，华裔在白人社会中成为一个失声的隐形群体。林太乙对中国典籍进行翻译实际是她与来自家园文化的作者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精神交流的过程。当林太乙与原作者用相同的语言“交流”时，她重塑了自己的华人身份。所以，林太乙采取音译、增补等手法保留汉语语言特色，来暗示作品、作者和译者的文化身份，也使自己在译本中得以显身并发声。同时，作为长期浸淫在宿主文化中的异族人，林太乙主动选择了一种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来对译文进行改造，这是为了确保交流的可能性，使自己的发声能被尽可能多的读者听到。这可视为译者对于英语霸权地位的一种温柔的抵抗，是她及其所代表的华裔族群在宿主文化中显示自身独特身份的一种策略。
五、结语
林太乙在《镜花缘》译本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是由她离散者的身份所决定的，Flowers in the Mirror可视为一名离散译者实现其文化诉求的载体。译者运用音译，选择性删除与补偿，增补等方法对译文进行操纵，使自身与其所代表的华裔族群在译文中得以显身，从而在处于霸权地位的宿主文化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参考文献：
［1］王光林.翻译与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塑造［J］.外国文学评论，2002，（4）:155.
［2］王晓莺.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离散”内涵与命题［J］.上海翻译，2011，（1）:12-16.
［3］李汝珍.镜花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4］Li，Ju-chen.Flowers in the Mirror［M］.Lin Taiyi （trans.）.Nanjing:Yilin Press，2005.
［5］王光林.认同，错位与超越——兼论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2，（00）:170.
关键词： 林太乙 英译《镜花缘》 离散译者 强势显身
一、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殖民翻译理论把“离散”这一概念带入到了当前翻译研究视域之中，“离散”一词逐渐成为众多译界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在西方，拉什迪，霍米·巴巴，克利福德将族裔散居者的迁徙同翻译联系起来，克朗宁探讨了翻译作为跨学科的离散属性。在国内，刘芳、谭晓丽、李萃和王任等人探讨了离散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孙艺风讨论了翻译研究中“文化离散”的概念，而刘红新研究了离散经历对于译者的影响。其中，译界对离散译者这一命题的关注度较高，但对于离散译者如何通过在翻译中采取各种策略，来表达自己的文化或政治诉求，还鲜有学者论述。本文将以林太乙英译《镜花缘》为个案，探讨身为离散译者的林太乙如何在译作中强势显身，在移居国文化中发出代表自己族群的独特声音。
二、“离散”与离散译者
英语中的diaspora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的动词speiro（意为“播种”）和介词dia（意为“遍及”）。［1］在1960年之前，“离散”一词只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研究领域内使用，表示分散在教区以外的犹太人和基督教教徒及相关现象。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离散”一词与概念逐渐泛化，兼具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种用法，拥有离散族裔、离散地、离散行为、离散状况四位一体的意义。［2］12西方学界对离散概念有不同的定义，但人们普遍认同涂洛彦对其的界定。他认为，离散的定义经过泛化之后，具有如下重要结构要素:（1）典型的离散现象由高压政治引起，导致群体从原乡集体迁出，散居于异乡，比如:个人或群体自动、持续地向外迁移而散居异地;（2）离散人士或群体保存着一个集体记忆，这是他们独特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些集体记忆会具体地再现于文本之中；（3）离散人士会运用具体的方式和原乡保持联系，或者，他们也对原乡存有迷思式的执念。［2］13根据涂洛彦的定义，我们可以将离散译者界定为：在移居异乡之后，从事翻译活动，同时对原乡始终保持着一个“集体记忆”的人士。
三、林太乙的离散经历
林太乙原名林玉如，1926年生于北京，10岁时跟随家人移居美国。她在17岁时创作出版了第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英文小说《战潮》，颇得评论界好评。1944年她获得耶鲁大学的中文教职，自此开始写作生涯，陆续以英文撰写了多部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1964年林太乙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托，将中国古典名著《镜花缘》译成英文。1965年至1988年期间，林太乙来到香港，担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退休后她重新恢复写作，著有《林语堂传》等。纵观林太乙生平，结合涂洛彦的定义，我们可以将林称为离散作家兼译者。一方面，她深受西方文化文学的熏陶，形成了富有想象力，原创性且直接的英文写作风格。另一方面，她所有的英文小说几乎都是以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经历为主题，这体现了林太乙对故国的深切感情以及她强烈的民族意识。贯穿林太乙一生的离散经历，使她的中西方文化身份交织在一起，形成十足的杂合体。
四、林太乙与英译《镜花缘》
林太乙混杂的文化身份使她可以自由地行走于两种文化之间，但作为华裔作家和译者，林太乙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她一直在家园文化与宿主文化之间摇摆。她以中国社会环境为背景的小说不仅显示了她对母国的关注，而且体现着她寻求一种归宿感与重新定义自身文化身份的努力，这种努力同样反映在她的译作《镜花缘》中。
4.1林太乙采取的翻译策略
在翻译过程中，林太乙并没有坚持传统意义上的“忠实”，在译文中使自己变得透明，而是像韦努蒂所推崇的那样强势地“显身”。她采取了音译，选择性删除与补偿，增补等一系列方法对译文进行操纵。这些翻译策略与她作为离散者的文化身份密不可分。
4.1.1音译
林译本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音译词汇的存在。对于原著中的历史人物的姓名，林太乙全部采用音译，只在某些人名前加上头衔以表明他/她的身份，如“武则天”译为“Empress Wu Tse-tien”，“唐中宗”译为“Emperor Chung-tsung”，“上官婉儿”和“徐敬业”译为“Shangkuan Waner”和“Hsu Ching-yeh”。林太乙在努力再现这些人物原始面貌的同时，还在译文后的附录中加上对于他们的介绍。人名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林太乙近乎固执地保留和再现了那些深深浸染了中国文化气息的历史人名，这体现了她对源语文化的尊重，而那详细的注解则透露出译者希望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热切之情。大量的音译词汇构成了译文中的异质成分，提醒着读者注意另一种文化的存在，它与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文化及话语是并存的。这种从原语文本到译入语文本的文化侵入尽管从语言层面上看有些奇特，但它并不会成为译文读者理解原文语义的障碍，正相反，它使一种语言和文化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魔咒”中解放出来。这些音译词汇可以被视为对原作者叙述的刻板再现，但对于与作者共持同一种母语的译者来说，这恰恰也是她的发声，换而言之，是她对自己主体身份的彰显。
4.1.2选择性删除与补偿
除了音译，林太乙还采取了其他更为大胆的策略来使自己在译文中显身：她对原文中一些她认为可能“损害”中国文化形象的信息都进行了修改。例如，她将一切暗示中国古代女子需要缠足的内容都删除掉了：
“……若到天朝，需换女装。小国主作男子惯了，怎能改得？就是梳头裹脚，也不容易。”［3］182
“If you go to the Kingdom on Earth you must wear a girl’s clothes and lead a proper girl’s life.You have been brought up like a boy.Can you change?”［4］
原作者李汝珍强调妇女权益，提倡男女平等，所以他笔下的女孩们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勇敢，最有能力的女性角色。但在林译本中，这些女孩变得更独立。林太乙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在很长一段时期，西方人对亚裔女性已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矜持，小巧，温顺。她很谦逊，一边摆弄着纤细洁白的小手，一边傻笑，眼睛低垂，总是走在男人十步之后，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她全身心地侍候他。”［1］显然，林太乙改写的目的在于颠覆被西方写作范式建立起来的，错误的东方女性形象。
除了对语句内的细节进行零星的删除，林太乙对整个作品都进行了大胆的增删。《镜花缘》一书约有四十万字，本质上是一本社会评论小说和人文讽刺小说。但林太乙在翻译中将原书重新分段，把原著的一百回压缩成了三十一章，并将原著中针砭时弊的段落代替以自己撰写的说明性文字，只简单交代大意。这样一来，原书的批判力度被极大地削弱了，原著复杂深刻的主题也被简单化了。林太乙对原著的选择性删除及补偿表明她已从幕后来到了台前，她不再是隐身的译者，而变成了原作者的助手，行使编辑的职责——删掉目的语读者不感兴趣的段落，同时对作品进行包装——塑造一个积极的，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林太乙对母国文化的忠实超越了对文本的狭义的“忠实”。
4.1.3增补
林太乙对译文最直接的介入表现为增补手法的大量运用。她在译文的段落之间“写了一些连接上下文的部分（以首行缩排标出），简要交代前面发生的事，以使叙述的连接流畅”。［4］3例如，在最后一章，故事情节变得紧张：叛军已击败武后的军队，正准备进入长安，迎唐中宗复位。在翻译这段内容之前，林太乙加上了一段约120个单词的说明文字，简要介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这段文字通顺流畅，带有英语作家的写作风格，与上下文中由异化翻译导致的“陌生化语言”形成强烈对比。任何读者读到此处，都会意识到译者在文中的介入。此外，林太乙将这些插入的文字都以首行缩排标出，与翻译部分区别开来。这种做法使译本成为了写作与翻译的杂合体，在文中贯穿着两个平行的声音：一为作者，一为译者。林太乙像是站在作者身旁的发言人，传达并解释他的话语，同时引导读者去注意那些她认为重要的信息。这样一来，林太乙既摈弃了对原作者亦步亦趋的“忠实”，也不谄媚地为目的语读者制造出一个毫无陌生感的归化了的译本。她采用增补的策略，矜持地表明了自己作为除作者、读者之外的第三方的立场，实现了自己在译文中的强势显身。
4.2译本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
Flowers in the Mirror中译者的显身不仅意味着个体的显身，还象征着林太乙所代表的华裔族群的显身。华裔在西方白人社会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如果他们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见，就必须用英语发声而非母语。语言的失去象征着身份的丢失，华裔在白人社会中成为一个失声的隐形群体。林太乙对中国典籍进行翻译实际是她与来自家园文化的作者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精神交流的过程。当林太乙与原作者用相同的语言“交流”时，她重塑了自己的华人身份。所以，林太乙采取音译、增补等手法保留汉语语言特色，来暗示作品、作者和译者的文化身份，也使自己在译本中得以显身并发声。同时，作为长期浸淫在宿主文化中的异族人，林太乙主动选择了一种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来对译文进行改造，这是为了确保交流的可能性，使自己的发声能被尽可能多的读者听到。这可视为译者对于英语霸权地位的一种温柔的抵抗，是她及其所代表的华裔族群在宿主文化中显示自身独特身份的一种策略。
五、结语
林太乙在《镜花缘》译本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是由她离散者的身份所决定的，Flowers in the Mirror可视为一名离散译者实现其文化诉求的载体。译者运用音译，选择性删除与补偿，增补等方法对译文进行操纵，使自身与其所代表的华裔族群在译文中得以显身，从而在处于霸权地位的宿主文化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参考文献：
［1］王光林.翻译与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塑造［J］.外国文学评论，2002，（4）:155.
［2］王晓莺.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离散”内涵与命题［J］.上海翻译，2011，（1）:12-16.
［3］李汝珍.镜花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4］Li，Ju-chen.Flowers in the Mirror［M］.Lin Taiyi （trans.）.Nanjing:Yilin Press，2005.
［5］王光林.认同，错位与超越——兼论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2，（00）: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