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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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瑾 復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由马伯庸先生的小说《长安十二时辰》改编的同名电视热播以后,以其复杂的情节、严谨的道具考证与电影级别的画面质感,吸引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不过,马伯庸的原著脱胎于美剧《反恐二十四小时》的痕迹显著,即要把一个在一天之内的反恐故事嫁接到天宝三年的长安,并演绎成四十八集的电视剧。而这样一来,每集四十五分钟的信息量就要对应实际世界中三十分钟所发生的事情,难免会给人带来时间膨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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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马伯庸先生的小说《长安十二时辰》改编的同名电视热播以后,以其复杂的情节、严谨的道具考证与电影级别的画面质感,吸引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不过,马伯庸的原著脱胎于美剧《反恐二十四小时》的痕迹显著,即要把一个在一天之内的反恐故事嫁接到天宝三年的长安,并演绎成四十八集的电视剧。而这样一来,每集四十五分钟的信息量就要对应实际世界中三十分钟所发生的事情,难免会给人带来时间膨胀之感。虽然电视剧里的多线索场景与部分回忆镜头能够部分能够部分解释这种“时间膨胀感”,但部分观众还是表示长安的这一天的确是显得太长了。
抛开这种“时间膨胀感”不谈,在此,我还想从纯粹的古代计量技术的角度,讨论电视剧主人公张小敬在二十四小时内反恐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西方钟表引入中国之前,我们的老祖宗计算时间的工具无非就是土圭、日晷、漏刻、沙漏与香漏。其中土圭与日晷都是依赖计时工具本身在阳光下投射的影子的几何特征来计时的,漏刻与沙漏则分别依赖容器里储存的水或者沙从端口泄出的量来计时。香漏稍微复杂一点,是通过香的燃烧程度来计时的,《长安十二时辰》中靖安司大厅里所摆放的“火闹钟”就是香漏的一个变种,只是其真正出现的朝代是宋代,不是片子所描述的唐代。不过,说句实在话,这几种东西都不太好用。土圭、日晷都得看太阳的脸色,但阴天雨天没太阳咋办?漏刻与沙漏的确不受太阳影响,但是它们必须被安静地摆放在一个地方才能够正常运作,无法被随身携带。甚至香漏也很难随身携带,因为复杂的室外风向很容易吹灭燃香,导致计时失败。然而,张小敬所要执行的“反恐”任务可是分秒必争的,他既然没有随身携带的计时工具,又是如何在室外精确地把控时间的呢?
一种解释是,在长安的各个坊或许都有土圭、日晷、漏刻与沙漏之类的公共时间计量器具,所以张小敬“酷跑”到哪里都可以对时间。但麻烦的是,这些计量工具彼此之间的工作原理相差很大,而且同一种计量工具,因为形制不同,计量精度也会有所差异。要满足非常精密的时间校对要求,就靠这些土方法,行吗?另一种解释是,张小敬有丰富办案经验,已经形成了精密的内部心理计时系统。但这个说法似乎也不通。实际上,人类的内部心理时间把握方式是非常容易受到外部计时工具的影响的,换言之,一个没有“分”与“秒”这样的计量概念的人,是很难形成“分秒必争”的心理观念的,而“分”与“秒”这样的概念本身却又是现代计时工具的引入所带来的。甚至坐镇靖安司的反恐指挥李必,也会有时间计量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来,他可以随时去看身边的“火闹钟”来对时间,但他的麻烦是:对于从城内各望楼所传输过来的信息,他必须考虑一个信息传播的延时问题,即八卦图暗语与钟鼓声在望楼之间的转译传播所消耗的时间。如果从离靖安司最远的望楼传一条信息到靖安司需要一刻钟的话,那么李必再将信息回馈到原来的那个信息发出单位去,来回折腾需要至少四分之一个时辰。在敌人随时蠢动的情况下,这种窄若游丝的“信息带宽”确实是非常要命的。
当然,小说与影视剧只是娱乐,太认真不得。但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明清引入西方钟表之前,中国人能够把握的最小公共时间单位大约就是“一刻”,古代一天本是分100刻的,后演化为96刻,每刻约十五分。因为要把握再小的差别,我们的祖先就缺乏有力的度量工具了。由此想来,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大概就是十五分钟内完事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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