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指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并在“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信用、清算、支付、信贷等金融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金融行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金融体系内重要中介机构——商业银行产生了巨大影响,商业银行长期以存贷款利差业务作为主营业务和重要利润来源,然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金融冲击,银行将目光转向了非利息收入的中间业务。但在我国现有的中间业务种类中,大多数是依赖存贷款业务开展的,创新型业务种类少。一方面因为银行在存贷款为主的盈利模式下创新动力较弱,一方面因为信息技术匮乏难以为业务创新提供支撑。但随着金融科技公司网上支付、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发行,对传统的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形成了挤压,信息技术进军金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数字金融的冲击下,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也开始数字化转型,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金融科技应用成果。但由于数字化转型速度较慢以及不同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复杂程度不同,不同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影响也是不同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以及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区域性银行、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有何差异呢?本文的研究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回答。以2011—2018年我国83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中间业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基于“示范—联系效应”,单一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有促进作用,而且银行表内流动性创造在此过程中承担中介效应,这一条路径也解释了银行通过发行同业存单、委外投资和表外理财产品进行监管套利的行为,即银行通过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扩大资产负债规模,维持债市流动性,从而为表外理财产品的发行提供保障,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基于“竞争—人员流动效应”互联网金融整体发展情况通过表内流动性创造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有抑制作用。这条路径更符合理论分析,也可能是考虑金融业整体科技进步以及整顿监管套利业务后的合理反映。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互联网金融整体水平的发展具有异质性,由于经营范围广、业务种类多、技术研发投入积极等因素,全国性商业银行受单一互联网金融业态的促进作用更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规避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冲击。而基于上市的监管要求,上市银行更有动力通过创新业务进行盈利,因此上市银行相比于非上市银行受互联网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大,抑制作用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