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其性格的悲剧，纵观崇祯短暂的一生，无事不深刻地证明了这一论断，历史上之亡君，要么昏庸，如周幽王；要么残暴，如桀、纣之流；要么糊涂，如阿斗；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种特色之人物。而崇祯显然不是这样的，即便是夺取了大明江山的满人，在他们作为胜利者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这位人君相当高的评价：“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佞……在位17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历……”就连崇祯的死敌李自成，也在他向全国发布的彻底摧毁明王朝的檄文中认为“君非甚暗”。至于大明的遗老遗少们，更认为他是一代圣君。然则，正是这样一位希望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历尽努力，换来的不仅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没，其本人也在一个寒冷的春夜中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这样的因果，正是崇祯悲剧性格使然。然则，是哪些性格悲剧导致了这些必然呢？愚以为如下：
　　一、昏暗的童年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之子。五岁即丧母，虽贵为天子之子，但既不是嫡长子，又木讷内向，况且当时其父太子地位并不稳定，常年蒙在欲被废的阴影中，加上中国帝王子孙众多、亲情淡漠，因而崇祯从小就没有享受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童年塑造出了他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为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另一方面，自幼的孤独寂寞和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使其敏感、多疑。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普通人来说也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二、疑忌的性格
　　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潜藏着一种极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身边的所有人都抱有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
　　崇祯在位的17年中，朝中大臣更换频繁，内阁大学士用了50人，尚书达67人，更别说其它高级文官了。但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令崇祯满意的官员。
　　不仅文官，就连对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纵横几十年，后金无人挡其锋，却被皇太极仅用一个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这种自倒棱柱的做法，能不亡国吗？
　　三、吝啬的生性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民间，但为了节约，他常派人到宫外采买物品，然后仔细询问价格。甚至可以这样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崇祯十七年，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的李自成率百万大军怀必得天下之志进攻北京。就在这火烧眉毛、急需自卫的危急时刻，崇祯帝居然不舍得自己出100万两军费急调吴三桂进卫北京，而宁愿坐困孤城。而就在农民军最后围攻北京城时，崇祯帝仍然哭穷，想的仍然是从百姓头上搜刮军饷。可惜的是，他既无充足的时间、更无充足的地盘了。可笑可叹的是：城破之后，起义军光从宫中搜出的白银就达3700多万之巨，黄金、珠宝、字画、古玩不计其数。这样生性吝啬，不肯拿一分一厘来保卫自己江山的皇帝能不亡国吗？
　　四、喜怒无常，反复不定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当政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是，明朝官员薪水极低，以至于如果不受贿，就绝对无法生活，所以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炭敬、冰敬、打秋风等约定俗成的惯例。这样的官员士大夫虽然满口的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闻名遐迩的理学大师。
　　整个社会对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敝，使整个晚明社会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这岂是简单的说教能医治的呢？
　　当崇祯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联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谈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样出现的最后局面是“内无谋臣、外无良将”，“柱之将倒，国之将倾”……
　　1645年正月，一个凄风苦雨的凌晨时分，崇祯恨恨地上吊自杀了。
　　想来，崇祯在临死时，一定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我勤勉、节俭换来的却是亡国之悲与自缢之痛呢？”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无情总是令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