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江苏文学大省的地位毋庸置疑。可以说，这是诸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比如作家的公众影响力和作家间的代际传递，比如文学政策和文学制度，比如文学教育和民众的审美素养，等等。其中，江苏作家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奖项中的获奖数，也是一个重要的量化指标。
　　以短篇小说为例，鲁迅文学奖至今已颁七届。除了第一届六篇，第三届四篇，其余均为五篇，共三十五篇。江苏省除第二届空缺，第五届有两篇获奖，其余四届各有一篇获奖，共七篇，占获奖总数的五分之一，分别是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魏微《大老郑的女人》、范小青《城乡简史》、鲁敏《伴宴》、苏童《茨菰》、叶弥《香炉山》、朱辉《七层宝塔》。
　　从代际构成看，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江苏作家包括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范小青，60年代出生的苏童、毕飞宇和朱辉，以及70年代出生的魏微和鲁敏。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发表于《作家》1996年第8期，这一年毕飞宇32岁，此时距离毕飞宇在《花城》发表处女作《孤岛》才五年时间。2003年，魏微33岁，其《大老郑的女人》发表于该年《人民文学》第4期。鲁敏的《伴宴》发表于《中国作家》2009年第1期，这一年鲁敏也才36岁。出生于1964年的叶弥，她的《香炉山》发表于《收获》2010年第2期，刚刚过青年作家45岁的门槛。如果据此观之，似乎鲁迅文学奖特别垂青年轻作家，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上虽多青年作家的身影，但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山花》2006年第1期）和朱辉的《七层宝塔》（《钟山》2017年第4期）都是他们50岁之后的作品，所以就短篇小说这个特殊的文类而言，可能渐老渐熟，像汪曾祺、林斤澜等都是在晚年写出他们一生中重要的作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会发现鲁迅文学奖的“尊老”倾向——以一个国家级奖项褒扬一个作家的终身成就，以至于奖励单篇（部）作品成了激励全部作家，这一点在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近两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王蒙《这边风景》、梁晓声《人世间》和徐怀中《牵风记》，都是作家够资深、文学史有其名，但获奖作品的质量却相对勉强。事实上，分别对比第四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其他获奖作品，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和朱辉的《七层宝塔》并不逊色于同届的年轻作家。反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苏童的《茨菰》发表于《钟山》2007年第4期，他一直到2010年才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为一个以中短篇小说见长的小说家，苏童的文学史地位最迟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被公认。因此，一定意义上，苏童是鲁迅文学奖评奖史上被追认的作家。确实，类似苏童这样没有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家还有很多，比如莫言。
　　《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先后在2010年、2014年和2018年做了修订。对勘三个版本的评奖标准，“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一直不变，只是在具体表述上做了一些微调。作为基准的2010年版要求：“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世界和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2014年版在思想性上增加了“讲述中国故事，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其他内容未变。关键词“中国故事”和“中国梦”是新时代的主题。2018年版关于思想性的表述为：“获奖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反映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新时代现实生活，塑造时代新人形象，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优秀作品，予以重点关注。”对艺术性的表述则更为简洁：“注重作品的艺术品质。推动文学创新，鼓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思想性除了对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四观”有明确简练的表述，和2014版一样，“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是顺应时代主题增加的新内容。我们注意到，在历次修订中，除了正确价值观的倡导，不变的是反复强调和申明内容反映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新时代现实生活，塑造时代新人形象，以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意味着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是以中国审美和中国话语，敏锐把握时代之变之新。不仅如此，“塑造时代新人形象”可以理解为对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的文体要求。简而言之，鲁迅文学奖就是遴选典型的、时代变革中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新人。从文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世道、伦理和人心等方面均有所建树的审美创造。
　　但我们又不能把“塑造时代新人形象”庸俗化为写“好人好事”。也确实如此，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并不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甚至有鼓励作家直面社会问题的倾向性。以《哺乳期的女人》为例，小说写留守儿童旺旺因成长中父母的缺位，导致亲密关系中肢体语言的习得和满足的缺失，对这一问题的叙述集中在母亲的哺乳行为上。旺旺幼年没有得到母亲授乳而长期与父母分离，孩童在这种缺失中寻找到的最明确的补偿方式就是对于作为母亲的象征的“乳”的迷恋。他被习惯公开哺乳的惠嫂吸引，他咬伤惠嫂的乳房，他在被规训之后还是偷窥惠嫂的授乳，但是最终当惠嫂不忍，提出给他授乳时，他拒绝了，并表示“这不是妈妈的奶”。至此，小说呈现出特别简单澄明的一个主题，作者以如同滤镜处理的方式处理着水乡人情，看起来容易“有邪”的描绘和事件，却恰恰是“无邪”的，有了作者所说的圣洁的光，透露着哀与悯。对照鲁迅文学奖评奖标准，可以看出《哺乳期的女人》有着完备的鲁迅文学奖元素。小说中断桥镇的日常生活，有一如往昔作息之常，亦有离乡走向新世界之变，这正反映了改革开放时代、社会转型时期“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新时代现实生活”。世道之变带来的是社会秩序和结构之变，旺旺和爷爷的家庭生活空间改变了传统家庭之“序”，进而直接导致孩子成长中的畸变。小说故事中反映的这些变化并不是简单地揭露现实，而是扎根到断桥镇的“风俗”土壤。这让我们意识到所谓“中国故事”，不只是意味着现实的中国，而且是风俗意义上自有文化或者國民性来处的中国。再有一个问题，如何理解“新人”？我认为对于“新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正面的美好的人物，而是世道伦理引动人心之变的“新的人”。 　　如同《哺乳期的女人》中隐藏的留守儿童问题，我们可以发现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回应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比如：《大老郑的女人》之新旧道德伦理的冲撞，《城乡简史》之城乡之别以及彼此隔膜，《七层宝塔》之城镇化及伦理剧变，等等。这些小说都把故事的舞台安放在时代的十字街头，然后去捕捉由世变引发的社会道德、人伦秩序的波动，于此去窥视更为内在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的再造与再生。因为是再造与再生，这些小说往往最后都会选择温暖和光亮处作为小说叙事逻辑的归宿，从而也是曲折回应鲁迅文学奖评奖标准“塑造时代新人形象”的要求。如果我们仔细深究下去，这些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预留给小说家的叙事空间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一波三折”。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自然伴随着新旧更迭与精神裂变，甚至是畸变的痛苦抉择和人性失控的扭曲与丑陋，也正是因为这些畸变、痛苦、失控、扭曲和丑陋等等，才使得真善美的微光犹可爱惜。新旧之晦暗不明及弃旧图新再造与再生之不易，恰恰亦是小说叙述婉转多姿处。《大老郑的女人》《哺乳期的女人》《伴宴》《七层宝塔》《城乡简史》，这些小说在回应社会问题时，自然也有显隐之别，大致反映了从捕捉微微的时代新风到直接表白时代的路线图。就像《哺乳期的女人》一样，这些小说都从现实世界突入和勘探文化及国民性的深邃底层，而且从艺术性上看，这些小说都不是社会新闻式的直线和浅白故事，比如《大老郑的女人》中小城人和外来客两种生活的彼此触探和纠缠，新旧道德伦理的抵牾构成小说微妙的张力，作者也好，叙述者也好，都没有“道德站队”，而是以收敛和节制的笔触写生活、写日常、写小人物的细小心事;这到了《城乡简史》则由一本记事本折叠城与乡，自清和王才两人因循“城—乡—城”及“乡—城”的路径最后在城市汇流，无疑是现实的中国图景。《伴宴》中仲熙和宋琛惺惺相惜，彼此理解，却无力对抗时代的巨大破坏。《七层宝塔》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唐老爹与楼上邻居阿虎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条是宝音塔的倒塌。两条线索相互穿插，就小说意蕴层面则一显一隐。
　　还应该看到，鲁迅文学奖中的“意外”。叶弥的《香炉山》和苏童的《茨菰》，一个属意一次夜晚一对陌生男女偶遇时内心的细小幽微，一个则写中国往事，写文化的旧痕和积垢;一个接续废名《桥》一路的淡和晦，一个则于平静叙写中隐伏命运跌宕和生命隐痛。茨菰性苦寒，宛若人生滋味。由此可见，在与正确的“四观”不发生正面冲撞的前提下，鲁迅文学奖可以更具宽容度和包容性以示对艺术性的尊重和倾斜。《香炉山》和《茨菰》，江南地域文化遗风披拂过現代短篇小说，其风格和艺术追求之精微可见一斑。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基地专项课题“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生态与江苏青年作家研究”（项目编号：16JD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栏目编辑：陈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