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要] 为了解广东贫困地区“科教兴村”现状，选择广东8个贫困县市中16个乡镇、41个村就农民科技意识、农民富裕途径、农业科技推广及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科技素质低下，农业推广障碍重重，经济状况差，使得农民在获取、学习、运用农业新技术的三个环节均遭遇困难，从而严重影响农民增收，形成恶性循环。“科教兴村”计划可以从科技运用、教育培训等多角度入手，为农村发展提供加速度；实践中已有一些效果良好的模式，可以借鉴及推广。
[关键词] 广东贫困地区；科教兴村；农技推广；农民培训
[作者简介]贾海薇（1972—），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向安强（1960—），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峥（1976—），男，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吴法（1976—），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642）
本文是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4Ｂ70102031）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科技在农业产业中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大，是推动农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目前中国农业仍是较为典型的资源型、粗放型传统农业，农产品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偏低，农业产出增长率中科技进步率的贡献与美国、荷兰、以色列等国81％、80％、96％的数据差距甚远。[1]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科技素质太低，农业科技转化效率低下，农业技术推广乏力。
通过对广东贫困地区的调研发现：一是因为地域内多山丘、多河流，少平原、少耕地，不具备大规模、现代化农业耕作的条件，粤西北、粤东地区农业生产方式仍较落后；二是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推广不够，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差，造成了农村经济状况落后与农民素质落后之间的恶性循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就是科技要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不竭资源，通过对生产力诸要素的物化，使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科技推广、技能教育将现代农业科技转化为劳动者直接的生产技能，提高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性、积极性与科技主导意识；科技物化为劳动资料、创新型的生产工具，使劳动手段更加现代化，产业工效提高；科技发展使劳动对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提高农业劳动对象的效能和效用，是对有限资源的更好利用；科技创新的生产工艺使农业工艺流程更加先进，节约劳动投入，进一步降低农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要；科技进步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使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更加科学合理；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使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法更加科学化，手段更加现代化。调研发现，只有通过“科教兴村”计划与工程的不断推进，才能将有限的土地、水、动植物及人力资源的效用发挥到最大，促使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生活改善。
一、调研范围与办法：
为了重点研究广东贫困地区“科教兴村”的现状、问题、手段与对策，调研工作选择了梅州、韶关、河源、清远、汕头、揭阳、茂名、湛江8个县市、16个乡镇、41个村进行了农民科技意识调查、农民富裕途径调查、农业科技推广状况调查（分别设计了农民卷与干部卷）及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状况调查（设计了农民卷、中小学老师卷与学生卷），力求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与立场进行数据征集，并在数据处理中结合相关研究[2]进行综合。
二、广东贫困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现状与问题分析
通过数据整理，提供了此次调研的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分布，如表1所示。
被调查的392位农民中，男性263人，女性129人，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女性更为明显。以梅州市蕉岭县三圳镇招福村为例，全村党员97人，其中文盲为9．3％，小学学历为18．6％，初中学历为49．5％；高中学历为15．4％，中专与大专学历只有7．2％，普通村民中相应高学历的比例更低。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其对科技的掌握与应用成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民科技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必然后果是现代科技知识缺乏，科技意识薄弱，农业科技不能通过农民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导致农民增收艰难。
广东年鉴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从1985年的平均年限6．43年增至2003年的8．31年，[3]人均纯收入同步增长，已经渐进良性循环。但是现况距离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差距很大，如美、日、韩等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2年、12．8年与11．5年。[4]
调查显示，（1）广东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强省的地位不相适应；且受教育程度地区性差异显著，西北部贫困地区低于珠三角，偏远地区低于城市近郊；（2）国家推行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农村人口中初中毕业者的比例逐年提高；（3）高中、大中专毕业的农民比例还太低，不能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要求；（4）农家子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均选择在大、中城市就业，返乡的几乎没有，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的转变没有贡献，只能算作农村人口自主转移的方式之一。
调查还显示，贫困农民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较重视，但是在供养能力不足。此外，乡村教育还有许多问题：（1）基础教学设施较为陈旧与落后。（2）现有教师的学历水平较低，蕉岭县三圳镇的小学教师以大中专为主，中学教师多为本地嘉应学院本专科毕业；龙门县的中学教师以大中专为主，只有几位成人自考或是夜大的本科。（3）教学理念、方法与珠三角大城市的中小学有相当差距。（4）教师队伍比较稳定，外流主要是一些好教师从乡镇流向县城，或从县城流向市区。（5）在校学生对学校教学还比较满意，但考上大学后，就会明显地感受到家乡中小学教育的滞后。
三、农民科技意识现状与问题分析
调查显示，贫困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渴求程度还不高，虽然不少农民对科技兴农是认可的，但落实到行动中就较少了，在被调查的264位农民中，有38．6％的人最关心农产品和农资市场行情，有29．5％的人最关心国家政策，只有24．6％的人最关心农业科技。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学技术的积极性越高，愿意支出的费用也越高，同时经济状况好的农民更愿意且有能力支出学习新技术的费用，而经济状况差的农民就有心无力了，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也更低，形成恶性循环，影响了自身生存与经济改善能力。
调查还显示，现代农业科技在实际生产中应用程度较低，一是应用领域的有限性——科技主要应用在种植业上，其他产业应用较少；二是应用数量的有限性——依靠传统经验从事农业生产较多，只有极少农户使用现代农业科技从事生产。原因主要有：（1）农民文化素质差，学历稍高的年轻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劳动力趋向“老年化、妇女化、低文化”，对新技术接受能力差，“无心学”、“无时学”、“无能学”。（2）粤西、北、东偏远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低，缺乏新技术学习的购买能力，家庭经济承受风险的能力小，顾虑较多。（3）人均土地面积较小及家庭承包制，每户的农业生产规模都较小，比较效益低下，种植品种多样化，没有形成规模化和专业化，农民无法深入地学技术、用技术。（4）区位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同时基层农技部门服务不足，农民无法或较少接触到新的农业科技知识。
四、农业科技推广障碍分析
被调查者最信任的新技术来源为，（1）亲戚朋友；（2）科技示范户，而乡农技站、广播电视农业科技栏目、乡政府或村委会、科研院所下乡、供销社生资部门、企业推广分别排第三、四、五、六、七、八位；可见，发挥首要作用的还是亲戚朋友关系，而应该积极发挥作用的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农技推广”只居第三位（部分农民将其排序更为靠后），农业大学及农业科研机构也没有成为主要来源。
分析原因，（1）农民相信他们最亲近的人，而科技示范户能创造眼见为实的效果，能提高心理安全感。（2）乡镇农技员待遇低、缺乏积极性，且推广手段落后，推广渠道不畅通，农民感到“获取新技术信息不方便”。（3）农业院校所的科研项目周期长，研究者往往不参与推广，成果转化滞后；若成果成熟度不高，与现实生产联系不紧，就很难物化为劳动资料、生产工具或是劳动手段、工艺流程，缺乏吸引力。（4）市场中泛滥的假冒伪劣农技产品让农民对“通过企业获取新技术”的途径极不信任。
调查还显示，广东贫困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遇到很多障碍：
1、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素质不高
广东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学历水平基本是大中专及以下，越往偏远、贫困、多山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越低，推广意识较差，实际能力更差，使得农业生产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基本得不到解决，农民的信任也就不断降低。
2、农业推广机构不够健全
广东各地农业推广机构多隶属各级政府，体系分散，不少农技推广员工作行政化，精力分散，用于农技推广的时间有限，且工资福利待遇低或是临时岗位，对工作缺乏积极性，不能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进行长期的、稳定的、实效的推广。同时县乡政府体制改革还在酝酿中，出现了“新的农业推广体系并未确立、旧的体系已经难以发挥功效”的状况。
3、农业科技推广缺乏配套支持
地方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的信贷资金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农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大，农技研究人员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都影响了推广的积极性。农业院校及科研院所的工作绩效评价、奖励机制与农业推广脱钩，许多成果束之高阁，且未与农户、村形成长期的联系与合作，“打一枪，换个地方”，让农民不放心。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规模小，缺乏合作组织的协调，资源难以整合，劳动效益偏低，科技信息资源不能共享，资金循环不良，使得有限的农技推广不能产生效益。
4、农业科技推广存在过程性困境
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民普遍收入较低，获贷机会与还贷能力都小，农民不敢轻率地采用新技术；同时文化素质低，在技术甄别与选择方面有困难，生产过程组织不力，经营管理水平落后，采用新技术要承受很高的机会成本，在权衡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倾向于保守策略。加之，农业科技应用具有波动性和风险性，回报周期较长，农产品生产与天气等环境因素高度相关，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弱化科技成果，这些都构成了农民采用新技术难的困境。
五、农民富裕途径分析
在调查中，被调查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善农村现状方面最重要的措施”依次为：减少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占48．6％ )；科技兴农，推广农业现代生产技术(占36．9％)；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强科技素质(占36．1％)；坚持实行村民自治，村务公开(占25．4％)；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占21．3％)；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现金收入（占20．5％）；丰富农民精神生活，转变观念（占19．8％）。有74．3％的被调查者认为致富的主要途径是外出打工、经商，从事运输、餐饮、农产品加工，即通过从事非农产业致富，只有25．7％的人认为是通过种地、养殖的方式致富。
可见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是从事非农的第二、三产业及外出务工，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吴川等地的被调查村中，一些农户因外出务工较早，又有一技之长，在城市安家落户且资产雄厚，在村中翻盖的祖屋如同豪华别墅。但在“家庭成员中有一人外出务工”的农户中还有接近20％处于贫困之列，主要是因为文化程度低，缺乏掌握新技术的能力，竞争收入较高的岗位的能力较低，因而收入少，又缺乏资金供子女读书，形成恶性循环。
调查显示，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狭窄，主要来源于农业，非农产业收入水平低，现金收入比重低。所以，贫困地区“科教兴村”的任务更重，只有通过不断地免费技术培训促使农民掌握与运用农业新技术，通过免费的职业教育促使贫困家庭的青年掌握非农就业技能，通过提升初高中教育质量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才能以外作用力改变贫者愈贫的社会问题，消减财富累积的马太效应。
六、农民职业培训现状分析
调查显示，是否接受过培训，农民个体的生活工作状况确有很大不同。接受过非农产业领域工作技能培训的农民比未接受培训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比例要大的多，如开车技术、建筑技术等，而且在工作选择方面有更大的优势，收入也较高。而农业技术培训方面，也是接受过新技术培训并加以运用的农民多在农产品的质量、数量方面优于未接受培训的农民。总的来说“培训内容、学习者的文化程度与接受能力、资金等生产条件”是影响农业科技培训效果的三个主要因素。
乡镇干部在问卷中提出，针对农民文化水平低、理论接受能力差的现状，培训应力求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比如采用方言土语、材料图文并茂，技术简单实用，培训时重点讲透，介绍技术使用典型，用示范户的经济改善来激发农民兴趣等；培训方式上，力求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可以采用农家访问、村队集会、科技示范、巡回指导、科技讲座、现场传授、声像教学、传单小报、广播宣传等形式。
调查认为，青壮年农民职业培训是对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的重要补充，它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小学教育有很大不同，应是融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于一体的教育，培训中要考虑成人的学习特点、农民现有知识水平，既要培养非农职业技能，又要提高基本素质。只有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加入加速度，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问题。
调查得出，农业技术培训不能一蹴而就，应先从实用性强、简单易学、效益显著的技术培训入手，抓住农民“眼见为实”的心理特点，现场传授，先培训出示范户，再通过示范户带动普通农户。等到广大农民的科技意识普遍增强，再传授长效、难度较大的新技术，这应该是调动农户参与“科教兴村”工程的积极性的基本思路。
七、“科教兴村”模式分析
此次调查发现了几种有效的“科教兴村”的模式，值得借鉴、尝试和推广：
1、技术培训——示范户示范——全村推广的模式
首先村委在乡镇的帮助下，找寻到本村经济生产的主要资源与特色，然后联系农民科技培训课程与科技推广项目，先对示范户进行培训，通过示范户的示范作用，吸引其他农户参加，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并由乡镇科技站提供后续的技术服务，不断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与新的田间耕作方式，形成一村一品，区别生产、特色经营。虽然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但是可以整合全村力量，形成规模优势，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个性化道路。
2、科研——教学——生产的模式。
政府帮助贫困村主动与省内的各个农业院校联系，一是将本村劳动骨干输送到农业院校做学员，与学校的科研人员一起进行农产品科研实验，边学边干，学以致用，掌握了新技术后再回到村中进行示范带动；二是将本村土地建设成为农业院校的新技术试验示范园区，与科研院所形成合作关系，边实验边生产，及时地将新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如华南农业大学与湛江徐闻县共建滴灌、微灌的反季节香蕉试验基地，学校提供技术，乡村提供土地劳力，收益很好。
3、农业龙头企业——农户——市场的模式。
即以技术性的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为龙头，公司成为直接连接市场和农户的中间桥梁，由公司及时发布市场需要的农产品信息，并由公司对农民进行培训，提供生产技术和种源、工具、原材料等，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科学地组织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意识，改善了农产品品质，增加了农民收入。如广东温氏集团带动的农户达到2．5万户，每年投资1000万元用于农户技术培训，企业推广的技术能够很快在农户中投入使用；日常指导坚持不懈，科技员每周至少一次到养户基地进行实地指导，为农户提供全程服务，有效保证了企业关键技术的推广及标准化养殖，也保证了农户在禽流感等风险浪潮中较少损失。[5]
4、市场——互联网——远程教育——农民的模式
乡镇或村委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信息，利用互联网发布销售信息与技术需求，采用远程教育手段介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调整当地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民采用新技术，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发展外向型农业、订单农业，让农民感受到世界大市场的魅力，主动提高自身科技能力，增加农产品产值。
八、结语
“科教兴村”的模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村与村之间在资源享有、村民素质、村风村貌、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有很大不同，应该在对本村、本地资源优势分析的基础上，面对市场找寻机会，并且坚持“科教兴村”——通过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科技素质，通过改善农技推广体系与制度加强新技术在生产中运用，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拓展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通过推动农业技术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在农业中贡献率，这样，广东农村，乃至中国农村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会落伍。
[参考文献]
[1]詹吉英，顾孟迪，李千琼． 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Ｊ]．安徽农业科学，2005，(11)．
[2]张兴杰，罗天莹，张开云．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科技需求与服务策略研究[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6)．
[3]广东省统计年鉴1985－2004[Ｄ]．广州：广东统计年鉴出版社，1985－2004
[4]潘晨光．中国人才发展报告（蓝皮书）[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7
[5]苏巧平．从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看“科教兴村”战略的实施[Ｊ]．企业经济，2006，(8)．
[责任编辑：水 木]
[关键词] 广东贫困地区；科教兴村；农技推广；农民培训
[作者简介]贾海薇（1972—），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向安强（1960—），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峥（1976—），男，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吴法（1976—），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642）
本文是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4Ｂ70102031）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科技在农业产业中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大，是推动农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目前中国农业仍是较为典型的资源型、粗放型传统农业，农产品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偏低，农业产出增长率中科技进步率的贡献与美国、荷兰、以色列等国81％、80％、96％的数据差距甚远。[1]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科技素质太低，农业科技转化效率低下，农业技术推广乏力。
通过对广东贫困地区的调研发现：一是因为地域内多山丘、多河流，少平原、少耕地，不具备大规模、现代化农业耕作的条件，粤西北、粤东地区农业生产方式仍较落后；二是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推广不够，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差，造成了农村经济状况落后与农民素质落后之间的恶性循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就是科技要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不竭资源，通过对生产力诸要素的物化，使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科技推广、技能教育将现代农业科技转化为劳动者直接的生产技能，提高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性、积极性与科技主导意识；科技物化为劳动资料、创新型的生产工具，使劳动手段更加现代化，产业工效提高；科技发展使劳动对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提高农业劳动对象的效能和效用，是对有限资源的更好利用；科技创新的生产工艺使农业工艺流程更加先进，节约劳动投入，进一步降低农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要；科技进步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使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更加科学合理；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使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法更加科学化，手段更加现代化。调研发现，只有通过“科教兴村”计划与工程的不断推进，才能将有限的土地、水、动植物及人力资源的效用发挥到最大，促使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生活改善。
一、调研范围与办法：
为了重点研究广东贫困地区“科教兴村”的现状、问题、手段与对策，调研工作选择了梅州、韶关、河源、清远、汕头、揭阳、茂名、湛江8个县市、16个乡镇、41个村进行了农民科技意识调查、农民富裕途径调查、农业科技推广状况调查（分别设计了农民卷与干部卷）及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状况调查（设计了农民卷、中小学老师卷与学生卷），力求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与立场进行数据征集，并在数据处理中结合相关研究[2]进行综合。
二、广东贫困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现状与问题分析
通过数据整理，提供了此次调研的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分布，如表1所示。
被调查的392位农民中，男性263人，女性129人，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女性更为明显。以梅州市蕉岭县三圳镇招福村为例，全村党员97人，其中文盲为9．3％，小学学历为18．6％，初中学历为49．5％；高中学历为15．4％，中专与大专学历只有7．2％，普通村民中相应高学历的比例更低。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其对科技的掌握与应用成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民科技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必然后果是现代科技知识缺乏，科技意识薄弱，农业科技不能通过农民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导致农民增收艰难。
广东年鉴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从1985年的平均年限6．43年增至2003年的8．31年，[3]人均纯收入同步增长，已经渐进良性循环。但是现况距离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差距很大，如美、日、韩等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2年、12．8年与11．5年。[4]
调查显示，（1）广东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强省的地位不相适应；且受教育程度地区性差异显著，西北部贫困地区低于珠三角，偏远地区低于城市近郊；（2）国家推行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农村人口中初中毕业者的比例逐年提高；（3）高中、大中专毕业的农民比例还太低，不能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要求；（4）农家子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均选择在大、中城市就业，返乡的几乎没有，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的转变没有贡献，只能算作农村人口自主转移的方式之一。
调查还显示，贫困农民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较重视，但是在供养能力不足。此外，乡村教育还有许多问题：（1）基础教学设施较为陈旧与落后。（2）现有教师的学历水平较低，蕉岭县三圳镇的小学教师以大中专为主，中学教师多为本地嘉应学院本专科毕业；龙门县的中学教师以大中专为主，只有几位成人自考或是夜大的本科。（3）教学理念、方法与珠三角大城市的中小学有相当差距。（4）教师队伍比较稳定，外流主要是一些好教师从乡镇流向县城，或从县城流向市区。（5）在校学生对学校教学还比较满意，但考上大学后，就会明显地感受到家乡中小学教育的滞后。
三、农民科技意识现状与问题分析
调查显示，贫困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渴求程度还不高，虽然不少农民对科技兴农是认可的，但落实到行动中就较少了，在被调查的264位农民中，有38．6％的人最关心农产品和农资市场行情，有29．5％的人最关心国家政策，只有24．6％的人最关心农业科技。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学技术的积极性越高，愿意支出的费用也越高，同时经济状况好的农民更愿意且有能力支出学习新技术的费用，而经济状况差的农民就有心无力了，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也更低，形成恶性循环，影响了自身生存与经济改善能力。
调查还显示，现代农业科技在实际生产中应用程度较低，一是应用领域的有限性——科技主要应用在种植业上，其他产业应用较少；二是应用数量的有限性——依靠传统经验从事农业生产较多，只有极少农户使用现代农业科技从事生产。原因主要有：（1）农民文化素质差，学历稍高的年轻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劳动力趋向“老年化、妇女化、低文化”，对新技术接受能力差，“无心学”、“无时学”、“无能学”。（2）粤西、北、东偏远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低，缺乏新技术学习的购买能力，家庭经济承受风险的能力小，顾虑较多。（3）人均土地面积较小及家庭承包制，每户的农业生产规模都较小，比较效益低下，种植品种多样化，没有形成规模化和专业化，农民无法深入地学技术、用技术。（4）区位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同时基层农技部门服务不足，农民无法或较少接触到新的农业科技知识。
四、农业科技推广障碍分析
被调查者最信任的新技术来源为，（1）亲戚朋友；（2）科技示范户，而乡农技站、广播电视农业科技栏目、乡政府或村委会、科研院所下乡、供销社生资部门、企业推广分别排第三、四、五、六、七、八位；可见，发挥首要作用的还是亲戚朋友关系，而应该积极发挥作用的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农技推广”只居第三位（部分农民将其排序更为靠后），农业大学及农业科研机构也没有成为主要来源。
分析原因，（1）农民相信他们最亲近的人，而科技示范户能创造眼见为实的效果，能提高心理安全感。（2）乡镇农技员待遇低、缺乏积极性，且推广手段落后，推广渠道不畅通，农民感到“获取新技术信息不方便”。（3）农业院校所的科研项目周期长，研究者往往不参与推广，成果转化滞后；若成果成熟度不高，与现实生产联系不紧，就很难物化为劳动资料、生产工具或是劳动手段、工艺流程，缺乏吸引力。（4）市场中泛滥的假冒伪劣农技产品让农民对“通过企业获取新技术”的途径极不信任。
调查还显示，广东贫困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遇到很多障碍：
1、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素质不高
广东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学历水平基本是大中专及以下，越往偏远、贫困、多山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越低，推广意识较差，实际能力更差，使得农业生产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基本得不到解决，农民的信任也就不断降低。
2、农业推广机构不够健全
广东各地农业推广机构多隶属各级政府，体系分散，不少农技推广员工作行政化，精力分散，用于农技推广的时间有限，且工资福利待遇低或是临时岗位，对工作缺乏积极性，不能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进行长期的、稳定的、实效的推广。同时县乡政府体制改革还在酝酿中，出现了“新的农业推广体系并未确立、旧的体系已经难以发挥功效”的状况。
3、农业科技推广缺乏配套支持
地方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的信贷资金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农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大，农技研究人员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都影响了推广的积极性。农业院校及科研院所的工作绩效评价、奖励机制与农业推广脱钩，许多成果束之高阁，且未与农户、村形成长期的联系与合作，“打一枪，换个地方”，让农民不放心。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规模小，缺乏合作组织的协调，资源难以整合，劳动效益偏低，科技信息资源不能共享，资金循环不良，使得有限的农技推广不能产生效益。
4、农业科技推广存在过程性困境
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民普遍收入较低，获贷机会与还贷能力都小，农民不敢轻率地采用新技术；同时文化素质低，在技术甄别与选择方面有困难，生产过程组织不力，经营管理水平落后，采用新技术要承受很高的机会成本，在权衡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倾向于保守策略。加之，农业科技应用具有波动性和风险性，回报周期较长，农产品生产与天气等环境因素高度相关，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弱化科技成果，这些都构成了农民采用新技术难的困境。
五、农民富裕途径分析
在调查中，被调查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善农村现状方面最重要的措施”依次为：减少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占48．6％ )；科技兴农，推广农业现代生产技术(占36．9％)；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强科技素质(占36．1％)；坚持实行村民自治，村务公开(占25．4％)；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占21．3％)；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现金收入（占20．5％）；丰富农民精神生活，转变观念（占19．8％）。有74．3％的被调查者认为致富的主要途径是外出打工、经商，从事运输、餐饮、农产品加工，即通过从事非农产业致富，只有25．7％的人认为是通过种地、养殖的方式致富。
可见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是从事非农的第二、三产业及外出务工，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吴川等地的被调查村中，一些农户因外出务工较早，又有一技之长，在城市安家落户且资产雄厚，在村中翻盖的祖屋如同豪华别墅。但在“家庭成员中有一人外出务工”的农户中还有接近20％处于贫困之列，主要是因为文化程度低，缺乏掌握新技术的能力，竞争收入较高的岗位的能力较低，因而收入少，又缺乏资金供子女读书，形成恶性循环。
调查显示，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狭窄，主要来源于农业，非农产业收入水平低，现金收入比重低。所以，贫困地区“科教兴村”的任务更重，只有通过不断地免费技术培训促使农民掌握与运用农业新技术，通过免费的职业教育促使贫困家庭的青年掌握非农就业技能，通过提升初高中教育质量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才能以外作用力改变贫者愈贫的社会问题，消减财富累积的马太效应。
六、农民职业培训现状分析
调查显示，是否接受过培训，农民个体的生活工作状况确有很大不同。接受过非农产业领域工作技能培训的农民比未接受培训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比例要大的多，如开车技术、建筑技术等，而且在工作选择方面有更大的优势，收入也较高。而农业技术培训方面，也是接受过新技术培训并加以运用的农民多在农产品的质量、数量方面优于未接受培训的农民。总的来说“培训内容、学习者的文化程度与接受能力、资金等生产条件”是影响农业科技培训效果的三个主要因素。
乡镇干部在问卷中提出，针对农民文化水平低、理论接受能力差的现状，培训应力求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比如采用方言土语、材料图文并茂，技术简单实用，培训时重点讲透，介绍技术使用典型，用示范户的经济改善来激发农民兴趣等；培训方式上，力求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可以采用农家访问、村队集会、科技示范、巡回指导、科技讲座、现场传授、声像教学、传单小报、广播宣传等形式。
调查认为，青壮年农民职业培训是对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的重要补充，它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小学教育有很大不同，应是融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于一体的教育，培训中要考虑成人的学习特点、农民现有知识水平，既要培养非农职业技能，又要提高基本素质。只有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加入加速度，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问题。
调查得出，农业技术培训不能一蹴而就，应先从实用性强、简单易学、效益显著的技术培训入手，抓住农民“眼见为实”的心理特点，现场传授，先培训出示范户，再通过示范户带动普通农户。等到广大农民的科技意识普遍增强，再传授长效、难度较大的新技术，这应该是调动农户参与“科教兴村”工程的积极性的基本思路。
七、“科教兴村”模式分析
此次调查发现了几种有效的“科教兴村”的模式，值得借鉴、尝试和推广：
1、技术培训——示范户示范——全村推广的模式
首先村委在乡镇的帮助下，找寻到本村经济生产的主要资源与特色，然后联系农民科技培训课程与科技推广项目，先对示范户进行培训，通过示范户的示范作用，吸引其他农户参加，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并由乡镇科技站提供后续的技术服务，不断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与新的田间耕作方式，形成一村一品，区别生产、特色经营。虽然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但是可以整合全村力量，形成规模优势，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个性化道路。
2、科研——教学——生产的模式。
政府帮助贫困村主动与省内的各个农业院校联系，一是将本村劳动骨干输送到农业院校做学员，与学校的科研人员一起进行农产品科研实验，边学边干，学以致用，掌握了新技术后再回到村中进行示范带动；二是将本村土地建设成为农业院校的新技术试验示范园区，与科研院所形成合作关系，边实验边生产，及时地将新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如华南农业大学与湛江徐闻县共建滴灌、微灌的反季节香蕉试验基地，学校提供技术，乡村提供土地劳力，收益很好。
3、农业龙头企业——农户——市场的模式。
即以技术性的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为龙头，公司成为直接连接市场和农户的中间桥梁，由公司及时发布市场需要的农产品信息，并由公司对农民进行培训，提供生产技术和种源、工具、原材料等，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科学地组织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意识，改善了农产品品质，增加了农民收入。如广东温氏集团带动的农户达到2．5万户，每年投资1000万元用于农户技术培训，企业推广的技术能够很快在农户中投入使用；日常指导坚持不懈，科技员每周至少一次到养户基地进行实地指导，为农户提供全程服务，有效保证了企业关键技术的推广及标准化养殖，也保证了农户在禽流感等风险浪潮中较少损失。[5]
4、市场——互联网——远程教育——农民的模式
乡镇或村委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信息，利用互联网发布销售信息与技术需求，采用远程教育手段介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调整当地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民采用新技术，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发展外向型农业、订单农业，让农民感受到世界大市场的魅力，主动提高自身科技能力，增加农产品产值。
八、结语
“科教兴村”的模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村与村之间在资源享有、村民素质、村风村貌、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有很大不同，应该在对本村、本地资源优势分析的基础上，面对市场找寻机会，并且坚持“科教兴村”——通过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科技素质，通过改善农技推广体系与制度加强新技术在生产中运用，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拓展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通过推动农业技术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在农业中贡献率，这样，广东农村，乃至中国农村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会落伍。
[参考文献]
[1]詹吉英，顾孟迪，李千琼． 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Ｊ]．安徽农业科学，2005，(11)．
[2]张兴杰，罗天莹，张开云．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科技需求与服务策略研究[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6)．
[3]广东省统计年鉴1985－2004[Ｄ]．广州：广东统计年鉴出版社，1985－2004
[4]潘晨光．中国人才发展报告（蓝皮书）[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7
[5]苏巧平．从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看“科教兴村”战略的实施[Ｊ]．企业经济，2006，(8)．
[责任编辑：水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