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向干部讲话，告诫干部子女应该好好学习，奋发有为，不要学“八旗子弟”，游手好闲，沉沦下去。周恩来同志关于“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素为许许多多的人所熟知和折服。
　　“八旗子弟”是什么？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但是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关以前，17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朝鲜、俄罗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别，是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原来的本部，由于区别上的需要就专称“满洲旗”了。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入关以后，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这样，世代递嬗，不少“旗下人”就穷困下来。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先代的“光荣”，祖辈的“福荫”，特殊的身份，闲逸的生活（靠领月钱过日子），使得许多“旗下人”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到了家道日渐中落，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时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了。他们大抵爱赊买东西，明明口袋里有钱，偏要赊，已经寅吃卯粮了，还是要赊。当时好些人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广州曾经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区还留下“八旗二马路”这么一个名称。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早年有个“旗下人”到茶馆喝茶，当堂倌取来冲茶用的盖盅，还没有冲水的时候，他就把一只小鸟放在盅里，加上盖子。当堂倌揭开盖子的时候，小鸟呼的一声飞走了。于是这旗人就撕开颜面，缠着堂倌索取赔偿，狠狠敲了一笔之后，才扬长而去。直到今天，广州的茶馆里，服务员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饮后自己不揭开盖子的话，服务员是不会主动来冲水的。传说这种习惯就和这个故事有关。姑不论这是真是假，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可见当年“八旗子弟”给人的印象了。
　　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到的“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策马弯弓，英勇善战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它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凭血统关系，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渐腐朽，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独“八旗子弟”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这真是“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前车虽覆，后车不鉴”了。在清代之前，明代原本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活剧。明初朱元璋分封王子为各地的王，这些王的儿子，嫡长的就继承王位，世袭不已。其他的王子王女，也各有封赠。由于人数越来越多，一代代传下去，封号和食禄就依级递减，例如“镇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恩将军”之类。有人统计过，明代开国时的几十个帝王子弟，到了明末，繁衍出来的人数已经数以万计，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血统关系的账本上，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大抵都成了营营扰扰的庸碌之辈。明朝的覆亡，和这么一大群人都直接间接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需索，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不胜其苦，也是很有关系的。辛亥革命以后，明清式的世袭王公大臣没有了。但是许多地主人家，他们的儿女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地过着另一种“世袭”的老爷少爷、奶奶小姐式的生活，在血统关系的账本上度不劳而获的日子？而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谁知道究竟滋生了多少的浪荡子弟、花花公子、赌徒和鸦片烟鬼？
　　在这方面，西方的资产阶级，却是不简单地把大量的财产很快付托给儿女，在给他们以相当的教育之后，就鼓励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酬报。例如小孩补篱笆、种树之后才给予一定的奖励，成人参与某种工作之后才按月领薪，并不给予特殊照顾之类。这是有他们比较深远的用心的。资产阶级至少在这些方面，比较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显得稍有见地一些。
　　在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里，照理说，干部子弟不会也不应该变成“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然而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户的具体环境、具体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们社会里，尽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长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也不依靠先辈遗传下来的“染色体”过非分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对儿女千依百顺，处处让他们得到非分享受，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他们玩耍；他们干了坏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纵容，走后门，企图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儿女变成了新型的“高衙内”“鲁斋郎”（关汉卿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一个“高衙内”式人物）。作为司令公子的“杭州二熊”，后来一个被枪决，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这样的事情决不是“绝无仅有”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批，因而也就时有所闻了。某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某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因杀人伤人而被处以极刑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等而次之，没有受到极刑，但已锒铛入狱，或者路人侧目的，那就数量更多了。周恩来同志告诫“莫学‘八旗子弟’”，在我们这个封建习气还严重存在的国家，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那些特权人物、特权分子是错估了我们的形势和现实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斩”，立刻受到“现眼报”了。
　　其实，不仅要教育孩子不可变成“八旗子弟”，对于某些大人来说（按：请注意这个“些”字的准确性），毋宁说自己就必须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八旗子弟”，因为人是会变的。一个人从革命者变成了老爷和蛀虫，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事例是常见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为置身于法律之上，吃喝玩乐，逍遥度日，以至于利欲熏心，巧取豪夺，肆意横行，违法乱纪，因而落得个众人摇头、身败名裂的事，难道就很罕见吗？不！这也是不时听到的。
　　这样看来，“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对象，比“干部子女”还要广一些吧。
　　写到这儿，《哀“八旗子弟”》这篇杂文，是可以结束了。最后，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牧的两句长期应验在某些人身上的话作为结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题解
　　本文于1981年底写成。时下的中国社会，作为“八旗子弟”替代品的“二代”可以说是一个红得发紫的名词，远如前两年的“我爸是李刚”“李双江之子驾车打人”事件，近如“太原市公安局长之子殴打交警”等，种种负面新闻无不令国人感慨良多；然而，“富二代勇闯火海救人不幸牺牲”等报道也屡见诸报端。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上梁不正下梁歪”，而反过来，古往今来，成功的“二代”亦不乏其人。这一切深刻证明，只要“一代”以身作则、教育得法，“二代”绝不会成为“八旗子弟”。“二代现象”或许无需上纲上线在体制、文化等宏观背景处寻找答案，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教育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你选择成为怎样的父母，就意味着你将拥有怎样的后代。
　　（王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