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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无疑是个人物,他打败了太平军,头上顶着各种闪闪发光的符号,成为六位汉人大学士之首,功名抵达极致。其人脉极旺,门生满天下。然而,历史记载,曾国藩并不算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第一,他的思维比较迟缓;第二,他做事少有奇谋,然而,此君却以中等之智成就了许多天才成就不了的事业。
杰出之人必有过人之处,对政敌的宽恕之心应该是曾国藩的大优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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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长期真心实意将左宗棠当朋友,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却从不将曾国藩当盘菜。左宗棠与曾国藩见了第一次面后,就给朋友写信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略欠开展。”湘军成立初期,两人合作比较愉快,左宗棠给胡林翼的信却这样写:“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意思是曾国藩缺少才华,身边又没有得力的人(湘军能有现在的成绩)全靠自己耳提面命。咸丰七年前后,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西作战,极其艰辛,当地一些官僚却一点也不感激,百般排挤,连正当的军饷都不拨给他。此时恰好他的父亲去世,曾国藩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没等皇帝批复,就跑回了老家。对曾国藩的这种做法,胡林翼、骆秉章等朋友都很体谅,唯独左宗棠不仅写信给曾国藩大加讥讽,批评他“匆遽奔丧,不俟朝命”“非礼非义”,还无数次在公开场合极力嘲讽,史书记载:“左恪靖(即左宗棠)在骆文忠(指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
左宗棠做的另一件事更伤透了曾国藩的心。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经过艰苦的环城作战,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天京,曾国荃向哥哥报告说: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
得此捷报,曾国藩异常欣喜,来不及仔细核实,就向朝廷作了汇报。知道太平军覆灭,皇帝自然也是无比兴奋,立即作出两项重大决定: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册封曾国荃为一等伯。曾氏兄弟未曾料到南京城破之际,有数千太平军突围成功,其中就包括幼天王洪天贵福。闻知这个消息,左宗棠如获至宝,他没有告知曾国藩兄弟,而是立即直接奏报朝廷,还在奏折中对此事的后果加油添醋。读到左宗堂的奏折,皇帝勃然大怒,谴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严令曾国藩“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后来费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
左宗棠对曾国藩如此冷酷无情、满怀敌意,曾国藩却表现了极大的宽恕,甚至以德报怨。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介绍:在左宗棠一再用言语刺激自己的情况下,曾国藩一贯的做法是保持沉默,继续若无其事地与左宗棠交往。
咸丰九年,左宗棠因故与永州总兵樊燮发生冲突,被樊告到朝廷,朝廷命人逮捕左氏,并下谕旨“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知道左宗棠闯了大祸,曾国藩心急如焚,他一方面去信安慰左氏,另一方面极力为他托关系,使其摆脱了牢狱之灾。在左氏走投无路之际,曾国藩安排他进自己的军营。事情彻底缓和之后,请求朝廷授予其四品京堂候补。左氏立下战功,曾国藩又奏报朝廷,恳请皇上“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左宗棠因此变成曾国藩的副手,随后又升为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他更是强烈要求朝廷“以左宗棠专办浙省”,一个月后,左宗棠升为浙江巡抚。
同治五年,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镇压西捻军。左宗棠的军事才能是没说的,困难是筹饷。西北在历史上一向贫困,很难承担征战费用,只能依赖东南富裕省份,而这些省普遍没有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解饷,《光绪东华录》记载:“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可曾国藩分得的任务却及时足额缴纳了,尽心尽意为左宗棠筹饷不说,曾国藩还将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果然没有辜负老曾的期望,在西征途中屡立奇功,让生性刻薄的左宗棠都赞不绝口。
曾国藩能够宽恕左宗棠原因很多,首先曾左长期共事,对左宗棠的才情多有了解,比如曾氏曾在一次与他人的谈话中认为左的才华是“天下第一”。正因为左宗棠有才,而这才又可以为国家所用,曾氏觉得自己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最主要的还是曾国藩心中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圣人情结。纵观曾氏的一生,他几乎无时无刻不以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一个人想做圣人,自然要敢于经受一般人所不能经受的委屈,最大限度地消解自己对他人的怨气,哪怕这怨气看起来理由无比正当。
对政敌非同寻常的宽恕之心使曾国藩获得了时人的尊敬,也使他走向了人生的远方。
杰出之人必有过人之处,对政敌的宽恕之心应该是曾国藩的大优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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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长期真心实意将左宗棠当朋友,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却从不将曾国藩当盘菜。左宗棠与曾国藩见了第一次面后,就给朋友写信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略欠开展。”湘军成立初期,两人合作比较愉快,左宗棠给胡林翼的信却这样写:“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意思是曾国藩缺少才华,身边又没有得力的人(湘军能有现在的成绩)全靠自己耳提面命。咸丰七年前后,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西作战,极其艰辛,当地一些官僚却一点也不感激,百般排挤,连正当的军饷都不拨给他。此时恰好他的父亲去世,曾国藩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没等皇帝批复,就跑回了老家。对曾国藩的这种做法,胡林翼、骆秉章等朋友都很体谅,唯独左宗棠不仅写信给曾国藩大加讥讽,批评他“匆遽奔丧,不俟朝命”“非礼非义”,还无数次在公开场合极力嘲讽,史书记载:“左恪靖(即左宗棠)在骆文忠(指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
左宗棠做的另一件事更伤透了曾国藩的心。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经过艰苦的环城作战,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天京,曾国荃向哥哥报告说: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
得此捷报,曾国藩异常欣喜,来不及仔细核实,就向朝廷作了汇报。知道太平军覆灭,皇帝自然也是无比兴奋,立即作出两项重大决定: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册封曾国荃为一等伯。曾氏兄弟未曾料到南京城破之际,有数千太平军突围成功,其中就包括幼天王洪天贵福。闻知这个消息,左宗棠如获至宝,他没有告知曾国藩兄弟,而是立即直接奏报朝廷,还在奏折中对此事的后果加油添醋。读到左宗堂的奏折,皇帝勃然大怒,谴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严令曾国藩“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后来费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
左宗棠对曾国藩如此冷酷无情、满怀敌意,曾国藩却表现了极大的宽恕,甚至以德报怨。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介绍:在左宗棠一再用言语刺激自己的情况下,曾国藩一贯的做法是保持沉默,继续若无其事地与左宗棠交往。
咸丰九年,左宗棠因故与永州总兵樊燮发生冲突,被樊告到朝廷,朝廷命人逮捕左氏,并下谕旨“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知道左宗棠闯了大祸,曾国藩心急如焚,他一方面去信安慰左氏,另一方面极力为他托关系,使其摆脱了牢狱之灾。在左氏走投无路之际,曾国藩安排他进自己的军营。事情彻底缓和之后,请求朝廷授予其四品京堂候补。左氏立下战功,曾国藩又奏报朝廷,恳请皇上“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左宗棠因此变成曾国藩的副手,随后又升为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他更是强烈要求朝廷“以左宗棠专办浙省”,一个月后,左宗棠升为浙江巡抚。
同治五年,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镇压西捻军。左宗棠的军事才能是没说的,困难是筹饷。西北在历史上一向贫困,很难承担征战费用,只能依赖东南富裕省份,而这些省普遍没有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解饷,《光绪东华录》记载:“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可曾国藩分得的任务却及时足额缴纳了,尽心尽意为左宗棠筹饷不说,曾国藩还将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果然没有辜负老曾的期望,在西征途中屡立奇功,让生性刻薄的左宗棠都赞不绝口。
曾国藩能够宽恕左宗棠原因很多,首先曾左长期共事,对左宗棠的才情多有了解,比如曾氏曾在一次与他人的谈话中认为左的才华是“天下第一”。正因为左宗棠有才,而这才又可以为国家所用,曾氏觉得自己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最主要的还是曾国藩心中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圣人情结。纵观曾氏的一生,他几乎无时无刻不以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一个人想做圣人,自然要敢于经受一般人所不能经受的委屈,最大限度地消解自己对他人的怨气,哪怕这怨气看起来理由无比正当。
对政敌非同寻常的宽恕之心使曾国藩获得了时人的尊敬,也使他走向了人生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