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无疑是个人物，他打败了太平军，头上顶着各种闪闪发光的符号，成为六位汉人大学士之首，功名抵达极致。其人脉极旺，门生满天下。然而，历史记载，曾国藩并不算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第一，他的思维比较迟缓；第二，他做事少有奇谋，然而，此君却以中等之智成就了许多天才成就不了的事业。
　　杰出之人必有过人之处，对政敌的宽恕之心应该是曾国藩的大优点之一。


　　曾国藩长期真心实意将左宗棠当朋友，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却从不将曾国藩当盘菜。左宗棠与曾国藩见了第一次面后，就给朋友写信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略欠开展。”湘军成立初期，两人合作比较愉快，左宗棠给胡林翼的信却这样写：“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意思是曾国藩缺少才华，身边又没有得力的人（湘军能有现在的成绩）全靠自己耳提面命。咸丰七年前后，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西作战，极其艰辛，当地一些官僚却一点也不感激，百般排挤，连正当的军饷都不拨给他。此时恰好他的父亲去世，曾国藩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没等皇帝批复，就跑回了老家。对曾国藩的这种做法，胡林翼、骆秉章等朋友都很体谅，唯独左宗棠不仅写信给曾国藩大加讥讽，批评他“匆遽奔丧，不俟朝命”“非礼非义”，还无数次在公开场合极力嘲讽，史书记载：“左恪靖（即左宗棠）在骆文忠（指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
　　左宗棠做的另一件事更伤透了曾国藩的心。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经过艰苦的环城作战，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天京，曾国荃向哥哥报告说：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
　　得此捷报，曾国藩异常欣喜，来不及仔细核实，就向朝廷作了汇报。知道太平军覆灭，皇帝自然也是无比兴奋，立即作出两项重大决定：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册封曾国荃为一等伯。曾氏兄弟未曾料到南京城破之际，有数千太平军突围成功，其中就包括幼天王洪天贵福。闻知这个消息，左宗棠如获至宝，他没有告知曾国藩兄弟，而是立即直接奏报朝廷，还在奏折中对此事的后果加油添醋。读到左宗堂的奏折，皇帝勃然大怒，谴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严令曾国藩“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后来费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
　　左宗棠对曾国藩如此冷酷无情、满怀敌意，曾国藩却表现了极大的宽恕，甚至以德报怨。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介绍：在左宗棠一再用言语刺激自己的情况下，曾国藩一贯的做法是保持沉默，继续若无其事地与左宗棠交往。
　　咸丰九年，左宗棠因故与永州总兵樊燮发生冲突，被樊告到朝廷，朝廷命人逮捕左氏，并下谕旨“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知道左宗棠闯了大祸，曾国藩心急如焚，他一方面去信安慰左氏，另一方面极力为他托关系，使其摆脱了牢狱之灾。在左氏走投无路之际，曾国藩安排他进自己的军营。事情彻底缓和之后，请求朝廷授予其四品京堂候补。左氏立下战功，曾国藩又奏报朝廷，恳请皇上“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左宗棠因此变成曾国藩的副手，随后又升为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他更是强烈要求朝廷“以左宗棠专办浙省”，一个月后，左宗棠升为浙江巡抚。
　　同治五年，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镇压西捻军。左宗棠的军事才能是没说的，困难是筹饷。西北在历史上一向贫困，很难承担征战费用，只能依赖东南富裕省份，而这些省普遍没有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解饷，《光绪东华录》记载：“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可曾国藩分得的任务却及时足额缴纳了，尽心尽意为左宗棠筹饷不说，曾国藩还将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果然没有辜负老曾的期望，在西征途中屡立奇功，让生性刻薄的左宗棠都赞不绝口。
　　曾国藩能够宽恕左宗棠原因很多，首先曾左长期共事，对左宗棠的才情多有了解，比如曾氏曾在一次与他人的谈话中认为左的才华是“天下第一”。正因为左宗棠有才，而这才又可以为国家所用，曾氏觉得自己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最主要的还是曾国藩心中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圣人情结。纵观曾氏的一生，他几乎无时无刻不以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一个人想做圣人，自然要敢于经受一般人所不能经受的委屈，最大限度地消解自己对他人的怨气，哪怕这怨气看起来理由无比正当。
　　对政敌非同寻常的宽恕之心使曾国藩获得了时人的尊敬，也使他走向了人生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