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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明发展史的新纪元，万物复苏，也是百废待兴之时，卫生状况尤其如此。本文采用回溯法，论述了建国初实施的卫生改革，在此背景下福建卫生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为此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卫生事业；改革；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明发展史的新纪元，新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跑线上，万物复苏，也是百废待兴之时，卫生状况尤其如此。鉴于此，建国初实施了卫生改革，在此背景下福建卫生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为此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建国初期的卫生改革
1.1 建国初期的卫生状况概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明发展史的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中国的卫生事业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向前迈进，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1］
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疾病丛生、疫疬流行，各族人民长期承受着疾病和贫困的苦难。1949年解放时的全国人口是5﹒49亿，但旧中国留下的却是卫生状况极其差的一个烂摊子，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卫生机构：全国各级各类医院只有2 600个，疗养院所只有30个，门诊所只有769个，专科防治所只有11个，妇幼保健所只有9个，药品检验所只有1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只有3个，全部床位只有80 000张。
卫生人员：医师只有38 000人，中医276 000人，医助49 400人，护士32 800人，其他卫生技术人员108 840人，卫生技术人员总数505 040人。
公营药厂只有27家，职工总数5 849人，私营药厂9家，私营西药房99家。
人民体质孱弱，被讥为“东亚病夫”。平均寿命只有36岁，内蒙古地区更低，只有19岁。因娼妓制度造成的性病，约有1 800～2 000万人染病。
传染病、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如天花、鼠疫、霍乱等。以地方病来说，仅血吸虫病染病者就有1 000万人。
人口死亡率为25‰，产妇死亡率达15‰,儿童死亡率高达130‰，婴儿死亡率更高，竟达200‰。
(城市婴儿死亡率为120‰) 。［2］
显然，医疗机构人员的规模与水平同面临人口数与健康水平的恶化是极不相称的。而农村的卫生状况更是差，在2 100多个县里，只1 300个县有卫生院，平均只有10张病床，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全国县以下只有100多个区卫生所，至于几十万个村庄，除了少数开业医生（1949年，全国农村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是32.8万），没有什么医疗机构，全国农村医院病床总数是2万
张［3］。
1.2 建国初期的卫生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事业获得迅速发展，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医药卫生资源的不断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综合反映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如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下降为31.4‰，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为61.9/10万［4］。长期以来，严重危害着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病，有的已经消灭和基本消除，有的得到控制；绝大多数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地控制；各种常见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70岁，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我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卫生工作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指明了发展方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中央政府及卫生部遵照国家建设的总方针，密切结合中国卫生工作的实际，为制订卫生工作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认真总结中国卫生事业的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前夕制定的具有国家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制定了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1950年8月7日至19日，卫生部与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主席为这次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5］会议对当时中国的卫生情况，以及人民对卫生保健的要求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得到了一致的共识。在毛泽东题词的指引下，与会人员对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即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建设的三大方针，三大方针指明了中国卫生建设的方向。概括的说，“面向工农兵”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方向。就是卫生工作必须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1950年8月19日卫生部副部长贺强同志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工作的唯一出发点。为什么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呢？因为工人、农民人数最多，又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和生产建设的基本力量。他们所受疾病的灾难最深，得到卫生保健也最少。兵是武器了的工农，是国防建设的基本力量，没有它，生产建设与和平生活就无从获得保障。”这一方针的确立，保证了我国卫生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在业务方针与工作方法上，就要以“预防为主”，它是卫生工作的核心，也是当时最经济、最人道、最主动、最有效的预防疾病的方针，符合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预防为主应贯穿在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全过程，所有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全体人员都必须做预防工作。
在力量的组织与使用上，就要“团结中西医”，它是卫生工作的发展道路问题。即把中西医药卫生人员团结起来，更好的为人民健康服务。当时全国卫生人员只有五十多万，中医师占了54.6％，而西医师只占7.5％。中医人数比西医多，且大部分在农村，广大的农民主要依靠他们防治疾病，但中医在解放以前却受到国民党的歧视和排斥，造成中西医之间的隔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老解放区就积累了重视团结中西医人员的经验。因此，确定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
这些方针的贯彻实行，推动了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
1952年12月8日至13日，中央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联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会议总结了近三年来贯彻以上卫生工作三大方针的成就和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深刻认识到，卫生工作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并使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取得更为显著的成绩，因此，大会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决议在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外，增加“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一重要方针。此方针是卫生工作方法问题，它是指用什么方法指导和组织工作的问题，即群众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怎样把群众动员起来，参加卫生工作。这对于1952年为了反对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施行的细菌战而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变我国的环境卫生，提高人民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发动和依靠群众，还可以加快卫生事业的建设，如对基层卫生机构的建立和卫生人员的培养，都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卫生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发利用卫生资源，建立专业防治机构，组织专业技术队伍，开展大规模的除害灭病工作，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医疗、防疫、妇幼保健、医学教育、科研机构，新中国的卫生状况总体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依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据统计，到1964年，全年卫生事业费共9.3亿万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8亿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元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和县以下），其中在县以下的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在县以下的占27％。［6］可见，在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突出，普通群众看病十分困难和不便。迫切需要有当地自己的基层医疗机构和医生，这也是后来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出现的基本原因。
2. 建国后福建卫生事业的发展
2.1 建国前福建卫生状况
“瘴”字，除作瘴气解释外，也为疟疾的俗称。福建省正是以其历史上多疟而称之为“瘴疠之区”。
福建省境内90％是高山或丘陵，气候常年温暖而又湿润。这样的地貌和气候，有利于各种致病微生物和病媒虫害的生长繁殖，历来被称为“瘴疠之区”。到了近代，福州、厦门被列为通商口岸，对外交往频繁。当时国家不能行使国境检疫主权，一些烈性传染病随之从外传入。“内外夹击”，导致了福建省病种繁多，疫病流行，尤其是热带病和寄生虫更为猖獗。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疫病连年流行，大批人民死亡。据有关史料记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福建人口为1584.9万人，到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降为1110.6万人，三十四年间，下降29.9％。人口锐减，疫病流行是一重要原因，当然还有战乱频仍与灾荒的原因。据国民党政府《闽政丛刊》记载：“本省人口不发达之最大原因，实为疾病流行。例如某一市镇，发生天花麻疹时，婴死亡者动辄以千百记。民国二十六年，闽南发生鼠疫，在短时期中，死者达2000人。霍乱、脑膜炎等，均不时发生。…”［7］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南沿海的福建、江西、广东、浙江等省鼠疫大流行，各地发病病例及死亡人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正应了那句古话：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其中尤以福建省鼠疫流行最为猖獗。据福建省政府方面披露的资料，这次鼠疫大流行共有7709人染疫，死亡3825人。但是根据后来的调查得知，这次鼠疫流行福建有41个县市流行鼠疫，发病23503例，死亡19089［8］。
Floy Hurlbut的对近代福建卫生状况的评论较具有代表性，“在一个公共卫生几乎不为人所知、各种疾病流行的地方，对疾病的防治是建立在人种非凡的抵抗力上的。”他认为，“（在福建）鼠疫、天花、霍乱和白喉等传染病每年带走数以百计的生命，足以使一个西方城市在短期内人口急剧较少。缺乏舒适的寝室、没有预防注射，对疾病的漠然处之，导致疫病一再流行成为必然。［9］
2.2 建国后福建卫生事业的发展
由上所述，建国初期福建省卫生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卫生事业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
首先，近代以来传染病呈现“全球一体化”趋势，福建省是鼠疫、霍乱、天花三大烈性传染病的老疫区，疫病仍在猖獗流行疫情发病急，死的快，出现了“上午抬死人，下午被人抬，先死有棺木，后死无人埋”的惨象。其次，旧政权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对卫生工作漠不关心，卫生行政比较混乱，许多部门都拥有独立的卫生机构，如民国25年(1936年)，省民政厅第三科设防疫专员室，省会公安局设卫生科，省教育厅设健康教育委员会。福建省政府秘书处也承认，“这些机构均各自为政”［10］，且留下的防疫机构和人员少得可怜，远远不适应防治工作的需要，无法满足卫生事业的发展。再次，福建面临台、澎、金、马，解放大军云集前线，枕戈待旦，他们都是传染病的易感者。［11］无论是从保护劳动力，以利恢复生产，或是从保障解放大军健康，支援前线来看，迅速扑灭烈性传染病，就当然成为当时福建省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
鉴于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为人民卫生事业制订了适合国情、省情的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贯彻执行四大方针，在福建省发展卫生事业的历程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在此指导下，福建省的卫生事业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成绩。
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说：“自然灾害的社会属性，表现得十分广泛。首先，自然灾害不仅决定于来自其原动力的自然界，还决定于其承受体的人类社会。同样程度的自然变异，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实力的社会、地区或国家，就可能有不同的反
映。”［12］这一论断为福建鼠疫防治的历史所验证：新中国建立以后，福建省在短短三年内就控制了流行68年的鼠疫。至一九五二年九月，在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消灭了曾经流行六十多年的鼠疫，为福建人民除了一大害。一九六六年，经南方五省鼠疫联合调查检测，认为福建的家鼠型鼠疫疫源地已彻底拔除。针对天花的防治，自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分批进行了免费的全民牛痘普种，至一九五三年五月，全省就消灭了天花。霍乱对人民的危害不亚于鼠疫，解放前福建省个别地区霍乱病死率高达94％。新中国成立后，加强了国际港口检疫，防止霍乱传染源进入福建；加上当时福建处于前线，对外海陆空交通被封锁，传入途径被切断，所以霍乱在短期内即停止流行。但是，一九六二年副霍乱从国外传入，曾经流行三年，一九七八年又再度传入福建。由于采取了疫点处理、改善饮水卫生，加强食品卫生管理等综合措施，疫情得到及时控制。特别是对现症病人实行减费、免费就地抢救治疗，使病死率降到1％以下，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危害大大减轻了。
经过消灭三大烈性传染病，锻炼和发展了防疫队伍。此后，防治工作的重点又转向其他急性传染病。将25种传染病纳入法定管理，这25个传染病都是由致病微生物（细菌、立克次体、病毒、原虫…）引起的。因此，加强微生物学的科学研究和流行病学的科学调查是必要的，福建在防疫科学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将研究成果付诸防疫实践，从而大大降低了传染病发病率。同时福建省还加强了对主要流行病的群防群治工作，一九七五年全省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血吸虫病研究会消灭血吸虫病科研协作组，在福建云霄县现场考核，一致同意云霄县为全国第一个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县。随后，各县继续针对薄弱环节加强防治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多方努力，福建省“瘴疠之区”的面貌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福建省各级人民政府在努力扑灭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的同时，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有病都能得到治疗，大力加强了医疗机构、医疗卫生网和各种医疗保健制度的建设。省、地、市、县（市、区）各级都建立健全了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院（所或站）、中医院（科），而乡（街道）卫生院和村（居委会）医疗站，则作为综合执行上述四项职能的基层组织，从而形成了从省直至村的全省城乡医疗卫生保健网络。此外，两所高等医学院、十四所中专卫生学校、四十二所县卫生进修学校，又为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提供了教育、进修、培训的基地。［13］到1965年，全省医院数增加2.18倍，病床数增加1.2倍，卫生技术人员增加63.6％［14］。广大卫生人员的辛勤劳动，为保障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保护劳动生产力，从而促进生产发展，作出了应有的巨大贡献。从“生活统计学”的出生、死亡、疾病三大指标来分析，福建人民的健康水平是显著提高了。
［参考文献］
［1］陈海峰. 中国卫生保健［M］.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5, 3.
［2］陈海峰. 中国卫生保健［M］.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11.
［3］陈海峰. 中国卫生保健［M］.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77.
［4］王育民,薛文华,姜念东. 中国国情概览［M］.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599.
［5］《健康》［N］ , 1950-11-2.
［6］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R］. 1965-8-11.
［7］何少川. 当代中国的福建(下)［M］.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140.
［8］李文波. 中国传染病史料［M］.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204-205.
［9］Hurlbut, Floy. The Fukienese: a Study in Human Geography ［D］.Doctoral dissertation for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39, 91-92.
［10］唐守正. 福建省地方行政与地方自治［M］. 福建省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所, 1938,109.
［11］张玉龙. 当代福建卫生1949～1986［M］. 福建省卫生厅出版. 1988,5.
［12］邹逸麟. 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J］. 复旦学报, 2000,6.
［13］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志•卫生志［M］.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5,223
［14］何少川. 当代中国的福建［M］.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131
关键词：卫生事业；改革；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明发展史的新纪元，新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跑线上，万物复苏，也是百废待兴之时，卫生状况尤其如此。鉴于此，建国初实施了卫生改革，在此背景下福建卫生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为此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建国初期的卫生改革
1.1 建国初期的卫生状况概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明发展史的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中国的卫生事业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向前迈进，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1］
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疾病丛生、疫疬流行，各族人民长期承受着疾病和贫困的苦难。1949年解放时的全国人口是5﹒49亿，但旧中国留下的却是卫生状况极其差的一个烂摊子，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卫生机构：全国各级各类医院只有2 600个，疗养院所只有30个，门诊所只有769个，专科防治所只有11个，妇幼保健所只有9个，药品检验所只有1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只有3个，全部床位只有80 000张。
卫生人员：医师只有38 000人，中医276 000人，医助49 400人，护士32 800人，其他卫生技术人员108 840人，卫生技术人员总数505 040人。
公营药厂只有27家，职工总数5 849人，私营药厂9家，私营西药房99家。
人民体质孱弱，被讥为“东亚病夫”。平均寿命只有36岁，内蒙古地区更低，只有19岁。因娼妓制度造成的性病，约有1 800～2 000万人染病。
传染病、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如天花、鼠疫、霍乱等。以地方病来说，仅血吸虫病染病者就有1 000万人。
人口死亡率为25‰，产妇死亡率达15‰,儿童死亡率高达130‰，婴儿死亡率更高，竟达200‰。
(城市婴儿死亡率为120‰) 。［2］
显然，医疗机构人员的规模与水平同面临人口数与健康水平的恶化是极不相称的。而农村的卫生状况更是差，在2 100多个县里，只1 300个县有卫生院，平均只有10张病床，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全国县以下只有100多个区卫生所，至于几十万个村庄，除了少数开业医生（1949年，全国农村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是32.8万），没有什么医疗机构，全国农村医院病床总数是2万
张［3］。
1.2 建国初期的卫生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事业获得迅速发展，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医药卫生资源的不断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综合反映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如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下降为31.4‰，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为61.9/10万［4］。长期以来，严重危害着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病，有的已经消灭和基本消除，有的得到控制；绝大多数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地控制；各种常见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70岁，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我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卫生工作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指明了发展方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中央政府及卫生部遵照国家建设的总方针，密切结合中国卫生工作的实际，为制订卫生工作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认真总结中国卫生事业的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前夕制定的具有国家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制定了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1950年8月7日至19日，卫生部与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主席为这次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5］会议对当时中国的卫生情况，以及人民对卫生保健的要求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得到了一致的共识。在毛泽东题词的指引下，与会人员对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即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建设的三大方针，三大方针指明了中国卫生建设的方向。概括的说，“面向工农兵”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方向。就是卫生工作必须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1950年8月19日卫生部副部长贺强同志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工作的唯一出发点。为什么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呢？因为工人、农民人数最多，又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和生产建设的基本力量。他们所受疾病的灾难最深，得到卫生保健也最少。兵是武器了的工农，是国防建设的基本力量，没有它，生产建设与和平生活就无从获得保障。”这一方针的确立，保证了我国卫生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在业务方针与工作方法上，就要以“预防为主”，它是卫生工作的核心，也是当时最经济、最人道、最主动、最有效的预防疾病的方针，符合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预防为主应贯穿在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全过程，所有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全体人员都必须做预防工作。
在力量的组织与使用上，就要“团结中西医”，它是卫生工作的发展道路问题。即把中西医药卫生人员团结起来，更好的为人民健康服务。当时全国卫生人员只有五十多万，中医师占了54.6％，而西医师只占7.5％。中医人数比西医多，且大部分在农村，广大的农民主要依靠他们防治疾病，但中医在解放以前却受到国民党的歧视和排斥，造成中西医之间的隔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老解放区就积累了重视团结中西医人员的经验。因此，确定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
这些方针的贯彻实行，推动了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
1952年12月8日至13日，中央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联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会议总结了近三年来贯彻以上卫生工作三大方针的成就和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深刻认识到，卫生工作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并使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取得更为显著的成绩，因此，大会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决议在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外，增加“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一重要方针。此方针是卫生工作方法问题，它是指用什么方法指导和组织工作的问题，即群众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怎样把群众动员起来，参加卫生工作。这对于1952年为了反对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施行的细菌战而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变我国的环境卫生，提高人民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发动和依靠群众，还可以加快卫生事业的建设，如对基层卫生机构的建立和卫生人员的培养，都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卫生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发利用卫生资源，建立专业防治机构，组织专业技术队伍，开展大规模的除害灭病工作，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医疗、防疫、妇幼保健、医学教育、科研机构，新中国的卫生状况总体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依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据统计，到1964年，全年卫生事业费共9.3亿万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8亿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元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和县以下），其中在县以下的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在县以下的占27％。［6］可见，在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突出，普通群众看病十分困难和不便。迫切需要有当地自己的基层医疗机构和医生，这也是后来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出现的基本原因。
2. 建国后福建卫生事业的发展
2.1 建国前福建卫生状况
“瘴”字，除作瘴气解释外，也为疟疾的俗称。福建省正是以其历史上多疟而称之为“瘴疠之区”。
福建省境内90％是高山或丘陵，气候常年温暖而又湿润。这样的地貌和气候，有利于各种致病微生物和病媒虫害的生长繁殖，历来被称为“瘴疠之区”。到了近代，福州、厦门被列为通商口岸，对外交往频繁。当时国家不能行使国境检疫主权，一些烈性传染病随之从外传入。“内外夹击”，导致了福建省病种繁多，疫病流行，尤其是热带病和寄生虫更为猖獗。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疫病连年流行，大批人民死亡。据有关史料记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福建人口为1584.9万人，到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降为1110.6万人，三十四年间，下降29.9％。人口锐减，疫病流行是一重要原因，当然还有战乱频仍与灾荒的原因。据国民党政府《闽政丛刊》记载：“本省人口不发达之最大原因，实为疾病流行。例如某一市镇，发生天花麻疹时，婴死亡者动辄以千百记。民国二十六年，闽南发生鼠疫，在短时期中，死者达2000人。霍乱、脑膜炎等，均不时发生。…”［7］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南沿海的福建、江西、广东、浙江等省鼠疫大流行，各地发病病例及死亡人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正应了那句古话：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其中尤以福建省鼠疫流行最为猖獗。据福建省政府方面披露的资料，这次鼠疫大流行共有7709人染疫，死亡3825人。但是根据后来的调查得知，这次鼠疫流行福建有41个县市流行鼠疫，发病23503例，死亡19089［8］。
Floy Hurlbut的对近代福建卫生状况的评论较具有代表性，“在一个公共卫生几乎不为人所知、各种疾病流行的地方，对疾病的防治是建立在人种非凡的抵抗力上的。”他认为，“（在福建）鼠疫、天花、霍乱和白喉等传染病每年带走数以百计的生命，足以使一个西方城市在短期内人口急剧较少。缺乏舒适的寝室、没有预防注射，对疾病的漠然处之，导致疫病一再流行成为必然。［9］
2.2 建国后福建卫生事业的发展
由上所述，建国初期福建省卫生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卫生事业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
首先，近代以来传染病呈现“全球一体化”趋势，福建省是鼠疫、霍乱、天花三大烈性传染病的老疫区，疫病仍在猖獗流行疫情发病急，死的快，出现了“上午抬死人，下午被人抬，先死有棺木，后死无人埋”的惨象。其次，旧政权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对卫生工作漠不关心，卫生行政比较混乱，许多部门都拥有独立的卫生机构，如民国25年(1936年)，省民政厅第三科设防疫专员室，省会公安局设卫生科，省教育厅设健康教育委员会。福建省政府秘书处也承认，“这些机构均各自为政”［10］，且留下的防疫机构和人员少得可怜，远远不适应防治工作的需要，无法满足卫生事业的发展。再次，福建面临台、澎、金、马，解放大军云集前线，枕戈待旦，他们都是传染病的易感者。［11］无论是从保护劳动力，以利恢复生产，或是从保障解放大军健康，支援前线来看，迅速扑灭烈性传染病，就当然成为当时福建省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
鉴于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为人民卫生事业制订了适合国情、省情的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贯彻执行四大方针，在福建省发展卫生事业的历程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在此指导下，福建省的卫生事业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成绩。
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说：“自然灾害的社会属性，表现得十分广泛。首先，自然灾害不仅决定于来自其原动力的自然界，还决定于其承受体的人类社会。同样程度的自然变异，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实力的社会、地区或国家，就可能有不同的反
映。”［12］这一论断为福建鼠疫防治的历史所验证：新中国建立以后，福建省在短短三年内就控制了流行68年的鼠疫。至一九五二年九月，在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消灭了曾经流行六十多年的鼠疫，为福建人民除了一大害。一九六六年，经南方五省鼠疫联合调查检测，认为福建的家鼠型鼠疫疫源地已彻底拔除。针对天花的防治，自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分批进行了免费的全民牛痘普种，至一九五三年五月，全省就消灭了天花。霍乱对人民的危害不亚于鼠疫，解放前福建省个别地区霍乱病死率高达94％。新中国成立后，加强了国际港口检疫，防止霍乱传染源进入福建；加上当时福建处于前线，对外海陆空交通被封锁，传入途径被切断，所以霍乱在短期内即停止流行。但是，一九六二年副霍乱从国外传入，曾经流行三年，一九七八年又再度传入福建。由于采取了疫点处理、改善饮水卫生，加强食品卫生管理等综合措施，疫情得到及时控制。特别是对现症病人实行减费、免费就地抢救治疗，使病死率降到1％以下，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危害大大减轻了。
经过消灭三大烈性传染病，锻炼和发展了防疫队伍。此后，防治工作的重点又转向其他急性传染病。将25种传染病纳入法定管理，这25个传染病都是由致病微生物（细菌、立克次体、病毒、原虫…）引起的。因此，加强微生物学的科学研究和流行病学的科学调查是必要的，福建在防疫科学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将研究成果付诸防疫实践，从而大大降低了传染病发病率。同时福建省还加强了对主要流行病的群防群治工作，一九七五年全省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血吸虫病研究会消灭血吸虫病科研协作组，在福建云霄县现场考核，一致同意云霄县为全国第一个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县。随后，各县继续针对薄弱环节加强防治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多方努力，福建省“瘴疠之区”的面貌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福建省各级人民政府在努力扑灭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的同时，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有病都能得到治疗，大力加强了医疗机构、医疗卫生网和各种医疗保健制度的建设。省、地、市、县（市、区）各级都建立健全了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院（所或站）、中医院（科），而乡（街道）卫生院和村（居委会）医疗站，则作为综合执行上述四项职能的基层组织，从而形成了从省直至村的全省城乡医疗卫生保健网络。此外，两所高等医学院、十四所中专卫生学校、四十二所县卫生进修学校，又为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提供了教育、进修、培训的基地。［13］到1965年，全省医院数增加2.18倍，病床数增加1.2倍，卫生技术人员增加63.6％［14］。广大卫生人员的辛勤劳动，为保障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保护劳动生产力，从而促进生产发展，作出了应有的巨大贡献。从“生活统计学”的出生、死亡、疾病三大指标来分析，福建人民的健康水平是显著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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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志•卫生志［M］.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5,223
［14］何少川. 当代中国的福建［M］.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