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场吃喝风中的第一号名人，当推建国初期的左丞相胡惟庸。此公不仅经常拉拢一帮子权贵在家中酣饮，而且挖空心思，把十几只猴子训练得能打躬作揖，跳舞吹笛，宴客时，就让它们端茶斟酒，并雅称为“孙慧郎”。而比起胡惟庸来，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则更为荒唐离奇，他和其子严世蕃，不仅生活奢豪，连尿壶都是金、银制成，日享珍馐百味。而且每当贪赃受贿满百万两，就大肆请客以示庆祝。严嵩垮台后，从他家抄出的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即不下一万七千两（佚名：《天水冰山录》）。
　　胡惟庸、严嵩，近年来史学界对其评价有争议，但多数人仍认定他们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而万历初的名相张居正，近年来则声价倍增，公认是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但正是这位张居正，在大刮吃喝风方面，并不比胡惟庸、严嵩逊色。他的父亲病逝，奉旨归葬时，沿途都有特派的厨师伺候，上等佳肴“过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焦竑：《玉堂丛语》卷八）。饱食思淫乐。他因姬妾众多，大吃补药。名将戚继光投其所好，献给他不少海狗肾，致使“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上梁不正下梁歪。权臣如此讲究吃喝，下属官吏怎不竞相效尤？如宣德三年（1428），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就因“沉湎酒色”被宣宗命令枷号示众（《明史》卷九十五《刑法三》）。次年，宣宗又指出，“近闻大小官……沉酣终日，怠废政事”（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嘉靖时，有个姓袁的松江郡守，不务正业，经常跑到城东的袁姓同年家中去痛饮，以致百姓哄传“东袁载酒西袁醉，摘尽枇杷一树金”（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
　　明代官吏及富家巨室的食品，不仅搜求四方之佳物，如时人谢肇淛所记述的那样：“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五杂俎》卷十一）有的宦官、大吏，搜奇猎珍，所食之物简直出乎人们的想象。有个宦官吃的米，“香滑有膏”，异于常品。产于何处？原来，“其米生于鹧鸪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去，来岁仍可取也”（郑仲夔：《偶记》卷一）。
　　吃喝风的盛行，必然进一步助长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致交通堵塞。他很奇怪，一打听，才知道：“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周晖：《二续金陵琐事》下卷）当然，对于位居要津的权贵们来说，食品盒又何足道哉。万历中某侍郎收到辽东都督李如松送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儿”（谈迁：《枣林杂俎》中集），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金瓶梅》描写清河县提刑千户西门庆，为了跟蔡、宋二御史拉关系，请他俩赴宴，一桌酒席竟“费勾千两金银”（《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堪称是明代官场贪嗜好食、挥金如土的典型写照。
　　不难想见，吃喝风的盛行，必然导致政风的腐败。你想，明代官俸最薄（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如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他们早破产了！再之，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还有多少精力认真从政？而有的封疆大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的上面大做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浚，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本来政绩不错，却也未能免俗，费尽心机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献给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都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宠……非宰相事也！”（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一）
　　不能认为，明朝有作为的政治家对上述官场的吃喝风都熟视无睹。朱元璋就曾经一度禁酒，下令农民“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宣宗朱瞻基鉴于“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专门发布了《酒谕》，指出如果“耽嗜于酒，大者亡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同上，卷九）。而著名的清官况钟（1383—1442），在江南的告示中曾一再抨击奢侈，禁止酗酒（《况太守集》）。但是，所有这些，都收效甚微，至明中叶后，官场的吃喝风愈演愈烈。固然，这是封建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每一个王朝，到了中叶，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封建特权的加大，地主阶级的消费欲便日趋膨胀，消费幅度惊人地增长，直至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以王朝的崩溃而告终，明朝当然也绝不会例外。但我们仔细观察，则又不难发现，明朝的有关政策互相矛盾，以及无连续性，不能不是未能制止官场吃喝风的重要原因。如朱元璋一方面禁酒，一方面又在南京先后建起16座酒楼，在楼上或宴请百官，或招待“四方之商贾”，并用官妓侑酒。而以酒而论，纵观整个明代，根本上就是实行的放任自流政策。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要刹住官场的吃喝风，当然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