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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历史上，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交往和交流始终是很频繁的。即使在“闭关锁国”的明清时期，也一直与遥远的欧洲国家保持着贸易关系乃至官方往来。在这几千年间，我国有很多人“走出去”，为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当属西汉时期的张骞了。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张骞是汉武帝时的人，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西汉从建立起，就一直被北方的匈奴困扰。汉初的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朝，由于国力有限，国内局势不够稳定，对匈奴基本采取以防御和结好为主的方针。武帝即位后，匈奴仍不时侵扰汉的边郡，武帝决定对匈奴开战。当时有从匈奴逃亡到汉地的降人，武帝向他们询问匈奴的情况。降人说，匈奴刚刚打败了月氏，不但杀了月氏王，而且把他的头做成了酒杯，月氏人被迫西迁，一直痛恨匈奴，可是又找不到共同攻打匈奴的盟友。武帝得到这个消息后，下令招募敢于出使月氏的人。张骞当时正好在朝廷中做郎官（汉朝的低级官员，通常充当皇帝的随从和卫士），就主动报名应募。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使团，以张骞为使者，持节出使月氏。
月氏人最初居住在今天的甘肃张掖、敦煌一带，依祁连山而居，被匈奴打败后远迁中亚。张骞作为汉朝的使者，想要联络月氏人，首先必须穿过匈奴人活动的区域。为了避免和匈奴人遭遇，也为了不迷路，张骞这次出使，带了一个归降汉朝的匈奴人做向导，他的名字叫堂邑父。
可惜天不从人愿，虽然有堂邑父指引，张骞的使团还是被匈奴人俘获了。匈奴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单于”——得知张骞奉命出使月氏，说：“月氏在我们匈奴的北边，你们想越过我们去联络，这怎么可以？我如果派人出使汉朝以南的越地，你们会答应吗？”于是就把张骞等人扣留在匈奴。单于为了软化张骞的意志，还赐给他一个匈奴女子做妻子。张骞自此困居在匈奴，和匈奴妻子生儿育女，但始终好好保存着作为汉朝使者身份象征的节杖。
一晃十年过去了，大概是看到张骞等人没有“异动”，匈奴人逐渐放松了对他们的监视。张骞抓住这个机会，逃出了匈奴的势力范围，按照事先所了解的信息，一路往西，向月氏进发。走了几十天，到达大宛国。大宛国王之前已经听说汉朝非常富有，却无法和汉朝建立起联系。张骞这次来到大宛，正符合大宛国王的愿望。这位国王派人送张骞到北方的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张骞到大月氏（西迁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留居在祁连山一带的被称为小月氏）。此时的大月氏已经西迁多年，不但在中亚占据了肥饶的牧场，而且征服了地处阿富汗一带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汉朝称之为“大夏”）。由于离匈奴太远，他们对匈奴已经没有以前那样仇恨，而要与万里之外的汉朝联合打击匈奴更是有种种困难。张骞最终也没有找到劝说月氏与汉朝联合的办法。从这个角度说，张骞的这次出使是不成功的。
然而，评价张骞的这次出使，不能单纯用是否达成使命来衡量。从匈奴逃出后，张骞便身处汉朝所谓的“西域”地区，所到之国或许对汉朝有所耳闻，但之前并无官方的往来，也没有通商渠道。张骞到达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可以说是汉朝政权第一次与这些地方建立联系。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张骞凿空”，就是说张骞在充满险阻的西域第一次开辟了一条汉朝与西域之间的通使之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东亚和中亚以张骞的出使为机遇，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基本未曾中断，这是张骞最大的历史功绩。
张骞在月氏周历游说了一年多，还是无法获得结盟的允诺，只得带着使团回国。与来时不同，张骞没有选择从匈奴活动区域内通过，而是决定取道帕米尔高原，从当时所谓“羌地”回到汉朝境内。不幸的是，在返程时，他们又被匈奴人俘获，扣押了一年多。直到匈奴单于去世，国内发生动乱，张骞才从匈奴逃脱，回到汉朝。这时，距他奉命出使的建元元年（前140）已经过了十三年之久，出使时一百余人的使团，回到国内的只有张骞和他的匈奴妻子，以及向导堂邑父。
张骞历经千辛万苦归来，对于汉武帝来说，属于意外的惊喜。此时，汉朝和匈奴已经有过几次大规模交战，但汉对匈奴情势以及匈奴周边各国的情况还不太了解。张骞向武帝汇报了他出使的经过，以及他所了解到的西域各国情况。其中，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国是他所亲历的，乌孙、奄蔡、安息、条支等国他没有去过，上报的信息来自旅程中收集到的传闻。这些信息对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联系，打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很有帮助，客观上也促进了汉朝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和民间交流。
不仅如此，张骞在大夏时，曾在市场上见到产于蜀地（今四川）的邛竹杖和细布，商贩告诉他这是从身毒国（在今印度）贩运过来的。张骞根据自己的行程，推算大夏在汉朝西南一万两千里左右的位置，又听商贩说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他据此推断蜀地离身毒不远，认为如果通过蜀地向西南进发，可以找到身毒，进而开辟一条直达大夏的驿路，这条路会比经过羌地或匈奴到大夏更近，也更安全。武帝对此很感兴趣，安排了四支使团去探索这条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汉朝使团的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却加深了汉朝对西南地区的了解，加强了汉朝对这里的统治。
当然，对于武帝来说，张骞归来最大的意义在于有了一个熟知匈奴情况的向导。元朔六年（前123），张骞随大将军卫青击匈奴，他熟悉北方地理，总能找到水草丰茂、适合扎营的地方，极大地缓解了汉军的后勤压力。出征归来，武帝将之前出使绝域的功劳与从征之功合并计算，封张骞为博望侯，后因故除封。
此后，汉武帝又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国的情况。张骞建议武帝加强与乌孙人（在今伊犁河流域游牧）的交往，认为拉拢乌孙既可以打击匈奴，也有利于联系大夏等国。于是，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命他携带厚礼，率一个三百人的大规模使团出使乌孙。同时，武帝还给张骞配属了多名副使，允许他根据需要派遣副使前往其他国家。张骞到乌孙后，一方面向乌孙王和大臣宣扬汉朝的强大，促使乌孙王派出使者随他回访汉朝；一方面派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建立汉朝与它们之间的官 方联系。
张骞的这次出使，是汉朝第二次派遣使团沟通西域，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张骞带回了几十名乌孙使者，这些使者不仅向汉朝献上骏马表示友好，而且目睹了汉朝的强大，确定了与汉朝结亲的方针，这形同在匈奴的势力范围内扎了一颗钉子。此外，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于阗等国，或服属汉朝，或遣使报聘，汉朝与西域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西域之路能够开辟，张骞的贡献是不容
忽视的。
张骞回国后，被晋升为主管外交的“大行”，位列九卿，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但是，由于张骞受到西域各国的信服，此后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仍然自称传达博望侯的意旨，而他们也确实因此受到西域各国的信任。张骞在西域各国的威信，由此可见一斑。
张骞之后的西域经营
在张骞之后，汉朝与西域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了所谓“南北两道”，“两道”均以西汉都城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不难看出，这两条路线的雏形，就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往来的行程。
随着汉朝对西域影响的扩大，以及匈奴的北迁，通向西域的这两条路线越来越安全。很快，不仅国家派遣的使者，连商人也走上了南北两道。西域的特产如骏马、珠玉、琉璃、香料，以及葡萄、石榴、核桃、胡萝卜、黄瓜等果蔬，不断涌入汉朝；相应地，来自汉朝的丝绸、铜镜，以及当时汉朝特有的技术如凿井等，也随着商队进入西域。尤其是丝绸，当它被运达中亚后，会被转手给萨珊波斯的商人，然后往往还会再经过一次转卖，到达埃及人、罗马人的手中，成为价比黄金的奢侈品，也成为地中海地区文明对遥远中国的最初印象。正因为丝绸在这条商路上是最主要的交易品，从汉朝到西域再到地中海的这条商路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为
“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汉朝在西域也建立起了一套统治机构。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开建屯田，并设立“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宜。这是西汉在西域设置的最早的行政机构。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8），西汉派侍郎郑吉到渠犁一带主持屯田。八年后，由于郑吉在西域威名卓著，又有迫使匈奴势力退出西域的功劳，汉朝任命他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从此建立了镇抚西域南北两道五十余国的西域都护府。都护不仅有权管理汉朝在西域的屯田兵马、颁行朝廷号令，而且遇到诸国发生变乱的情况，可以发兵征讨。《汉书》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郑吉确实是张骞西域事业的一位杰出继承人。
王莽时期，西域都护一度失去对西域各国的控制。东汉建立后，汉明帝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班超远绍张骞、郑吉之业，挫败了匈奴卷土重来的计划，在西域重新确立了汉朝的统治地位。汉和帝永元三年（91），汉朝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重建西域都护府。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一年，使西域各国重新归心汉朝，为稳定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加强内地与西域的联系，以及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不仅如此，班超还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由于种种原因，甘英到达波斯湾后就折返汉朝，没有到达最初的目的地。即便如此，甘英的这次出使毕竟是汉朝官方使团向西行进最远的一次，加深了对沿途各国的了解，也使中亚、西亚的国家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其历史意义是不朽的。
班超以后，历朝历代都设置了类似西域都护的职务，负责管理西域地区的军政事务，在加强对西域地区统治的同时，也起到了保持丝绸之路畅通、维护贸易秩序的作用。尤其是唐代的安西都护府，先后驻于西州（又称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市附近）等地，对于维护西域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有很多中亚、西亚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到中国内地来做生意，有些外国商人还定居在今天的吐鲁番、敦煌、武威、西安、太原、洛阳等地，他们不仅带来了异国商品，还将中亚、西亚的器物、宗教与文化介绍进来，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新鲜养分。
丝绸之路的传承与发展
在我国历史上，张骞开辟的这条从内地出发，经过中亚前往西亚、北非和欧洲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前后发挥了一千多年的作用，直到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盛以后，丝绸之路作为商路才逐渐衰落下来。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是丝路沿线各民族、各文明的共同创造、共同维持的产物。时至今日，丝绸之路仍是一段历史佳话，是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之间传统友谊的重要见证。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年10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带一路”的建设，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的重大倡议和构想。这一倡议的提出，有助于推动中国、沿线各国及本地区的发展，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的合作潮流。
虽然当代与汉朝时期的国际国内局势大有不同，但是“一带一路”代表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精神，与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交流、互利共赢的传统是一致的。在我国古代，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书籍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特产如香料、珠宝、医药、汗血马也来到了中国。借助迢迢丝路连接起来的不仅是贸易的双方，更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带一路”倡导文明包容的精神，主张尊重各国在发展道路和模式方面的自主选择，努力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这种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精神，必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存共荣、互利共赢。博望侯张骞，作为两千年前伟大的外交家、旅行家，将被我们永远
纪念。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张骞是汉武帝时的人，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西汉从建立起，就一直被北方的匈奴困扰。汉初的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朝，由于国力有限，国内局势不够稳定，对匈奴基本采取以防御和结好为主的方针。武帝即位后，匈奴仍不时侵扰汉的边郡，武帝决定对匈奴开战。当时有从匈奴逃亡到汉地的降人，武帝向他们询问匈奴的情况。降人说，匈奴刚刚打败了月氏，不但杀了月氏王，而且把他的头做成了酒杯，月氏人被迫西迁，一直痛恨匈奴，可是又找不到共同攻打匈奴的盟友。武帝得到这个消息后，下令招募敢于出使月氏的人。张骞当时正好在朝廷中做郎官（汉朝的低级官员，通常充当皇帝的随从和卫士），就主动报名应募。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使团，以张骞为使者，持节出使月氏。
月氏人最初居住在今天的甘肃张掖、敦煌一带，依祁连山而居，被匈奴打败后远迁中亚。张骞作为汉朝的使者，想要联络月氏人，首先必须穿过匈奴人活动的区域。为了避免和匈奴人遭遇，也为了不迷路，张骞这次出使，带了一个归降汉朝的匈奴人做向导，他的名字叫堂邑父。
可惜天不从人愿，虽然有堂邑父指引，张骞的使团还是被匈奴人俘获了。匈奴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单于”——得知张骞奉命出使月氏，说：“月氏在我们匈奴的北边，你们想越过我们去联络，这怎么可以？我如果派人出使汉朝以南的越地，你们会答应吗？”于是就把张骞等人扣留在匈奴。单于为了软化张骞的意志，还赐给他一个匈奴女子做妻子。张骞自此困居在匈奴，和匈奴妻子生儿育女，但始终好好保存着作为汉朝使者身份象征的节杖。
一晃十年过去了，大概是看到张骞等人没有“异动”，匈奴人逐渐放松了对他们的监视。张骞抓住这个机会，逃出了匈奴的势力范围，按照事先所了解的信息，一路往西，向月氏进发。走了几十天，到达大宛国。大宛国王之前已经听说汉朝非常富有，却无法和汉朝建立起联系。张骞这次来到大宛，正符合大宛国王的愿望。这位国王派人送张骞到北方的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张骞到大月氏（西迁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留居在祁连山一带的被称为小月氏）。此时的大月氏已经西迁多年，不但在中亚占据了肥饶的牧场，而且征服了地处阿富汗一带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汉朝称之为“大夏”）。由于离匈奴太远，他们对匈奴已经没有以前那样仇恨，而要与万里之外的汉朝联合打击匈奴更是有种种困难。张骞最终也没有找到劝说月氏与汉朝联合的办法。从这个角度说，张骞的这次出使是不成功的。
然而，评价张骞的这次出使，不能单纯用是否达成使命来衡量。从匈奴逃出后，张骞便身处汉朝所谓的“西域”地区，所到之国或许对汉朝有所耳闻，但之前并无官方的往来，也没有通商渠道。张骞到达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可以说是汉朝政权第一次与这些地方建立联系。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张骞凿空”，就是说张骞在充满险阻的西域第一次开辟了一条汉朝与西域之间的通使之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东亚和中亚以张骞的出使为机遇，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基本未曾中断，这是张骞最大的历史功绩。
张骞在月氏周历游说了一年多，还是无法获得结盟的允诺，只得带着使团回国。与来时不同，张骞没有选择从匈奴活动区域内通过，而是决定取道帕米尔高原，从当时所谓“羌地”回到汉朝境内。不幸的是，在返程时，他们又被匈奴人俘获，扣押了一年多。直到匈奴单于去世，国内发生动乱，张骞才从匈奴逃脱，回到汉朝。这时，距他奉命出使的建元元年（前140）已经过了十三年之久，出使时一百余人的使团，回到国内的只有张骞和他的匈奴妻子，以及向导堂邑父。
张骞历经千辛万苦归来，对于汉武帝来说，属于意外的惊喜。此时，汉朝和匈奴已经有过几次大规模交战，但汉对匈奴情势以及匈奴周边各国的情况还不太了解。张骞向武帝汇报了他出使的经过，以及他所了解到的西域各国情况。其中，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国是他所亲历的，乌孙、奄蔡、安息、条支等国他没有去过，上报的信息来自旅程中收集到的传闻。这些信息对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联系，打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很有帮助，客观上也促进了汉朝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和民间交流。
不仅如此，张骞在大夏时，曾在市场上见到产于蜀地（今四川）的邛竹杖和细布，商贩告诉他这是从身毒国（在今印度）贩运过来的。张骞根据自己的行程，推算大夏在汉朝西南一万两千里左右的位置，又听商贩说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他据此推断蜀地离身毒不远，认为如果通过蜀地向西南进发，可以找到身毒，进而开辟一条直达大夏的驿路，这条路会比经过羌地或匈奴到大夏更近，也更安全。武帝对此很感兴趣，安排了四支使团去探索这条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汉朝使团的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却加深了汉朝对西南地区的了解，加强了汉朝对这里的统治。
当然，对于武帝来说，张骞归来最大的意义在于有了一个熟知匈奴情况的向导。元朔六年（前123），张骞随大将军卫青击匈奴，他熟悉北方地理，总能找到水草丰茂、适合扎营的地方，极大地缓解了汉军的后勤压力。出征归来，武帝将之前出使绝域的功劳与从征之功合并计算，封张骞为博望侯，后因故除封。
此后，汉武帝又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国的情况。张骞建议武帝加强与乌孙人（在今伊犁河流域游牧）的交往，认为拉拢乌孙既可以打击匈奴，也有利于联系大夏等国。于是，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命他携带厚礼，率一个三百人的大规模使团出使乌孙。同时，武帝还给张骞配属了多名副使，允许他根据需要派遣副使前往其他国家。张骞到乌孙后，一方面向乌孙王和大臣宣扬汉朝的强大，促使乌孙王派出使者随他回访汉朝；一方面派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建立汉朝与它们之间的官 方联系。
张骞的这次出使，是汉朝第二次派遣使团沟通西域，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张骞带回了几十名乌孙使者，这些使者不仅向汉朝献上骏马表示友好，而且目睹了汉朝的强大，确定了与汉朝结亲的方针，这形同在匈奴的势力范围内扎了一颗钉子。此外，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于阗等国，或服属汉朝，或遣使报聘，汉朝与西域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西域之路能够开辟，张骞的贡献是不容
忽视的。
张骞回国后，被晋升为主管外交的“大行”，位列九卿，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但是，由于张骞受到西域各国的信服，此后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仍然自称传达博望侯的意旨，而他们也确实因此受到西域各国的信任。张骞在西域各国的威信，由此可见一斑。
张骞之后的西域经营
在张骞之后，汉朝与西域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了所谓“南北两道”，“两道”均以西汉都城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不难看出，这两条路线的雏形，就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往来的行程。
随着汉朝对西域影响的扩大，以及匈奴的北迁，通向西域的这两条路线越来越安全。很快，不仅国家派遣的使者，连商人也走上了南北两道。西域的特产如骏马、珠玉、琉璃、香料，以及葡萄、石榴、核桃、胡萝卜、黄瓜等果蔬，不断涌入汉朝；相应地，来自汉朝的丝绸、铜镜，以及当时汉朝特有的技术如凿井等，也随着商队进入西域。尤其是丝绸，当它被运达中亚后，会被转手给萨珊波斯的商人，然后往往还会再经过一次转卖，到达埃及人、罗马人的手中，成为价比黄金的奢侈品，也成为地中海地区文明对遥远中国的最初印象。正因为丝绸在这条商路上是最主要的交易品，从汉朝到西域再到地中海的这条商路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为
“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汉朝在西域也建立起了一套统治机构。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开建屯田，并设立“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宜。这是西汉在西域设置的最早的行政机构。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8），西汉派侍郎郑吉到渠犁一带主持屯田。八年后，由于郑吉在西域威名卓著，又有迫使匈奴势力退出西域的功劳，汉朝任命他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从此建立了镇抚西域南北两道五十余国的西域都护府。都护不仅有权管理汉朝在西域的屯田兵马、颁行朝廷号令，而且遇到诸国发生变乱的情况，可以发兵征讨。《汉书》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郑吉确实是张骞西域事业的一位杰出继承人。
王莽时期，西域都护一度失去对西域各国的控制。东汉建立后，汉明帝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班超远绍张骞、郑吉之业，挫败了匈奴卷土重来的计划，在西域重新确立了汉朝的统治地位。汉和帝永元三年（91），汉朝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重建西域都护府。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一年，使西域各国重新归心汉朝，为稳定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加强内地与西域的联系，以及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不仅如此，班超还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由于种种原因，甘英到达波斯湾后就折返汉朝，没有到达最初的目的地。即便如此，甘英的这次出使毕竟是汉朝官方使团向西行进最远的一次，加深了对沿途各国的了解，也使中亚、西亚的国家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其历史意义是不朽的。
班超以后，历朝历代都设置了类似西域都护的职务，负责管理西域地区的军政事务，在加强对西域地区统治的同时，也起到了保持丝绸之路畅通、维护贸易秩序的作用。尤其是唐代的安西都护府，先后驻于西州（又称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市附近）等地，对于维护西域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有很多中亚、西亚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到中国内地来做生意，有些外国商人还定居在今天的吐鲁番、敦煌、武威、西安、太原、洛阳等地，他们不仅带来了异国商品，还将中亚、西亚的器物、宗教与文化介绍进来，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新鲜养分。
丝绸之路的传承与发展
在我国历史上，张骞开辟的这条从内地出发，经过中亚前往西亚、北非和欧洲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前后发挥了一千多年的作用，直到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盛以后，丝绸之路作为商路才逐渐衰落下来。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是丝路沿线各民族、各文明的共同创造、共同维持的产物。时至今日，丝绸之路仍是一段历史佳话，是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之间传统友谊的重要见证。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年10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带一路”的建设，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的重大倡议和构想。这一倡议的提出，有助于推动中国、沿线各国及本地区的发展，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的合作潮流。
虽然当代与汉朝时期的国际国内局势大有不同，但是“一带一路”代表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精神，与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交流、互利共赢的传统是一致的。在我国古代，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书籍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特产如香料、珠宝、医药、汗血马也来到了中国。借助迢迢丝路连接起来的不仅是贸易的双方，更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带一路”倡导文明包容的精神，主张尊重各国在发展道路和模式方面的自主选择，努力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这种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精神，必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存共荣、互利共赢。博望侯张骞，作为两千年前伟大的外交家、旅行家，将被我们永远
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