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小农经济模式下影响动员能力强弱的因素并不只有人口的数量，而是人口和土地的数量处于一个恰当的比例范围之内。秦汉时代基本上就是中国小农经济时期战争动员能力的巅峰时代，以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上都达不到秦汉时代的动员强度。
关键词：战争动员；小农经济；人口；土地；人地关系
战争动员作为与战争相伴而生的一种军事活动，是指国家在战争来临之际所采取的，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的紧急措施。而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其战争动员活动必然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自西周建立伊始至满清灭亡的三千年，正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逐步发展成熟又日渐衰落的历史时期，而在此期间的中国古代国家的战争动员也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走了一段曲折起伏的过程。
政府进行战争动员的目的即最大程度地从其所控制的区域内汲取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进行战争活动P20，而理想状态下的战争动员模式是国家可以充分实现对其治下人口和财富的充分调动和使用。因此，在战争的驱动下，“战争驱动型冲突催生了效率导向行为的快速发展” [3]（P20），促使科层制政府的建立。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已经逐步建立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军队数量，而制约军队数量的便是人口与粮食。因此，建立一套高效率的控制每一户农民使其当兵纳粮的国家机器就成了战国时期变法图强的改革目标。理论上国家战争动员能力最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国家对各个村社和人民实行最直接的控制，政府的权力直接覆盖每家每户。但是实际上并不现实，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从古至今都无法实现真正的完全扁平化的社会，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尽力地去使社会达到扁平化。
在战国变法的各国之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好，最为后人所称道，原因就在于变法后的秦国迅速脱颖而出，获得了远超六国的国力与战争能力，最终鲸吞六国，一统海内。而商鞅变法的措施无非就是建立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扁平化社会，限制甚至打击商业的发展，尽量把人口都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中，或驱赶到土地上种田纳粮，或者是编组成军，使其为国家提供兵源。变法的最终结果，便是秦国获得了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成了当时效率最高的战争机器，最终完全压倒了其他六国。而此时的其他六国，或受限于地缘政治的劣势，或是改革不彻底，改革后的的国家总体战争实力依然难以与秦国匹敌。
进入秦统一时代之后，秦国的战争机器却不肯停止，依然进行着高强度的动员活动，北伐匈奴，南平百越，对内大兴土木，其动员的力度大大超出了国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因此建立才15年的秦朝便分崩离析。对于秦亡的分析，贾谊认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但统一之后依然维持高强度的动员力度也是重要因素。
而汉代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战争动员能力已经不如战国了，暴秦的短命而亡成了历代王朝的反面教材，而在汉武独尊儒术之后，曾经饱受秦始皇迫害的儒家获得了至尊的话语权，秦的高强度动员体制便也成了他们抨击的对象，因此汉初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便大行其道。后来好大喜功的武帝开始大兴事做，急欲开边耀武，为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武帝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但其动员力度依然远远低于前代。但不同的是，除了北方的匈奴，已经混一海内的汉王朝周围根本没有强大到需要冒着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而进行高强度战争动员的对手。但即使是匈奴，凭借庞大的土地和人口基数，西汉依靠较低程度的动员便可以将其击败。神州大地的雄厚家底，以及亡秦的深刻教训，使得西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在征战一事上非常谨慎，战争动员的强度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违反这一教训的便是隋朝，其下场也与秦一般无异。
而秦汉时代基本上就是中国小农经济时期战争动员能力的巅峰时代了，以后的历代王朝即使人口繁衍再多，也基本上都达不到秦汉时代的动员强度。因为西汉之前人少地多，人口规模远未超出土地的承载范围，人均土地和粮食占有量较高，由此国家能够实行较大规模的人力财力动员，只要不似始皇一般的竭泽而渔，百姓尚可承受，强汉的赫赫武功便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仅仅拥有北方土地的秦汉政府，能扫清北方草原驱逐匈奴于千里之外，一次战役动则就是上万首级的斩获。但是自东汉以后，随着统一王朝的逐渐稳固和战事的逐渐减少，人口开始迅猛增长，逐渐超过土地承载力，耕地有限而人口增长的压力日甚一日，有限的土地养活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既耗财力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因此此后历朝历代不敢也无法实行秦汉级别的动员强度。唐代人口超过两汉，但养兵数量却一直不如两汉，武功也无法与两汉比肩[4]。后世都把强汉盛唐并列，但唐代时汉人的武功已经是后力不继，为了维持天可汗的名号，不得不倚重胡人力量，大肆提拔胡人将领，逐渐使大唐的武力大部被胡人掌握，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种子。而经历了胡人乱华惨痛经历的宋明两代，不再相信胡人的忠诚，而且由于人口增长到一亿到两亿的级别，内地却已经是再无荒地可以开垦，人口愈多却无地可耕，使得一到荒年便流民遍地。因此宋明时期的流民起义达到了高峰。与此同时国家却无能为力，也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对外战争的表现也越来越差。两宋养兵百万却以“积贫积弱”著称，而明朝则更是遭遇了半个世纪之久小冰河天灾，脆弱的小农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的打击，饿殍遍野，李自成之流振臂一呼便应者数十万，因此明朝更是直接亡于流民起义。这种民愈多而动员能力愈差的现象，正说明了单纯依靠土地的中国古典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法承担国家机器大规模的动员活动，哪怕是正常的小规模动员都已经力不从心。比如说明代的边功，斩首数百便可称为大捷，清代号称乾隆皇帝“十大武功之首”的大小金川之战，其对手大小金川的总人口仅仅是3万多户。
盘踞东北的建州集团趁明亡之后天下大乱而窃取中原，也随即接管了明朝的那一套国家机器，但也并无解决人地矛盾的良策，理论上也会迅速重蹈明朝灭亡的覆辙，但是随着小冰河的退去和番薯等高产作物的逐渐推广，土地承载力得到大大提高，可以暂时多养活更多人口，这就为满清延续了上百年的国祚。但是人口激增仍在持续，等到道光年间人口更史无前例地攀上了4亿高峰。人地矛盾再次激化，随之而来的便是规模更加庞大的流民起义——太平天国，堪称中国古代史上农民起义的规模之最。
由此可见，小农经济模式下影响动员能力的强弱的因素并不只有人口的数量，而是人口和土地的数量处于一个恰当的比例范围之内。战国至秦代之时，古代中国的战争动员就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是少有的全民动员时代，人少地多的土地关系是全民战争动员的基础。但是秦代强度过大的战争动员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继之而起的汉代则吸取了教训，并依仗庞大的人口与土地基数，依靠较低程度的动员便取得了开拓四疆的功绩，但是大体在东汉之后一直到隋唐初期，中国的人地关系便越过了临界点，开始朝着人多地少的关系发展，基于此种原因，国家的动员能力便日渐萎缩，汉人的武功也江河日下。而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土地潜力已经开发完毕，人地矛盾尖锐，土地已经承载不了庞大的人口，人口的过度增长，只会稀释人均财富，从而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战争动员能力，因此明清时期政府越来越打不起大仗了。
总之，中国历代王朝的盛衰是表象，人地关系的变化则是隐匿其中的暗线，其发展变化正体现了中国古典小农经济的蓬勃发展到日渐衰落的过程。鉴于古之兴衰，可以得知而随着人地矛盾的日益尖锐，小农经济逐渐失去了活力，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也不断下降，中国古代文明也随之日益衰颓。（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1]范晓光.中国古代战争动员[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2]丁力.地缘大战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3]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徐焰.人口兵力财赋[J].环球人物，2010年第22期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关键词：战争动员；小农经济；人口；土地；人地关系
战争动员作为与战争相伴而生的一种军事活动，是指国家在战争来临之际所采取的，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的紧急措施。而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其战争动员活动必然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自西周建立伊始至满清灭亡的三千年，正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逐步发展成熟又日渐衰落的历史时期，而在此期间的中国古代国家的战争动员也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走了一段曲折起伏的过程。
政府进行战争动员的目的即最大程度地从其所控制的区域内汲取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进行战争活动P20，而理想状态下的战争动员模式是国家可以充分实现对其治下人口和财富的充分调动和使用。因此，在战争的驱动下，“战争驱动型冲突催生了效率导向行为的快速发展” [3]（P20），促使科层制政府的建立。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已经逐步建立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军队数量，而制约军队数量的便是人口与粮食。因此，建立一套高效率的控制每一户农民使其当兵纳粮的国家机器就成了战国时期变法图强的改革目标。理论上国家战争动员能力最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国家对各个村社和人民实行最直接的控制，政府的权力直接覆盖每家每户。但是实际上并不现实，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从古至今都无法实现真正的完全扁平化的社会，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尽力地去使社会达到扁平化。
在战国变法的各国之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好，最为后人所称道，原因就在于变法后的秦国迅速脱颖而出，获得了远超六国的国力与战争能力，最终鲸吞六国，一统海内。而商鞅变法的措施无非就是建立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扁平化社会，限制甚至打击商业的发展，尽量把人口都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中，或驱赶到土地上种田纳粮，或者是编组成军，使其为国家提供兵源。变法的最终结果，便是秦国获得了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成了当时效率最高的战争机器，最终完全压倒了其他六国。而此时的其他六国，或受限于地缘政治的劣势，或是改革不彻底，改革后的的国家总体战争实力依然难以与秦国匹敌。
进入秦统一时代之后，秦国的战争机器却不肯停止，依然进行着高强度的动员活动，北伐匈奴，南平百越，对内大兴土木，其动员的力度大大超出了国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因此建立才15年的秦朝便分崩离析。对于秦亡的分析，贾谊认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但统一之后依然维持高强度的动员力度也是重要因素。
而汉代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战争动员能力已经不如战国了，暴秦的短命而亡成了历代王朝的反面教材，而在汉武独尊儒术之后，曾经饱受秦始皇迫害的儒家获得了至尊的话语权，秦的高强度动员体制便也成了他们抨击的对象，因此汉初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便大行其道。后来好大喜功的武帝开始大兴事做，急欲开边耀武，为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武帝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但其动员力度依然远远低于前代。但不同的是，除了北方的匈奴，已经混一海内的汉王朝周围根本没有强大到需要冒着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而进行高强度战争动员的对手。但即使是匈奴，凭借庞大的土地和人口基数，西汉依靠较低程度的动员便可以将其击败。神州大地的雄厚家底，以及亡秦的深刻教训，使得西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在征战一事上非常谨慎，战争动员的强度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违反这一教训的便是隋朝，其下场也与秦一般无异。
而秦汉时代基本上就是中国小农经济时期战争动员能力的巅峰时代了，以后的历代王朝即使人口繁衍再多，也基本上都达不到秦汉时代的动员强度。因为西汉之前人少地多，人口规模远未超出土地的承载范围，人均土地和粮食占有量较高，由此国家能够实行较大规模的人力财力动员，只要不似始皇一般的竭泽而渔，百姓尚可承受，强汉的赫赫武功便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仅仅拥有北方土地的秦汉政府，能扫清北方草原驱逐匈奴于千里之外，一次战役动则就是上万首级的斩获。但是自东汉以后，随着统一王朝的逐渐稳固和战事的逐渐减少，人口开始迅猛增长，逐渐超过土地承载力，耕地有限而人口增长的压力日甚一日，有限的土地养活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既耗财力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因此此后历朝历代不敢也无法实行秦汉级别的动员强度。唐代人口超过两汉，但养兵数量却一直不如两汉，武功也无法与两汉比肩[4]。后世都把强汉盛唐并列，但唐代时汉人的武功已经是后力不继，为了维持天可汗的名号，不得不倚重胡人力量，大肆提拔胡人将领，逐渐使大唐的武力大部被胡人掌握，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种子。而经历了胡人乱华惨痛经历的宋明两代，不再相信胡人的忠诚，而且由于人口增长到一亿到两亿的级别，内地却已经是再无荒地可以开垦，人口愈多却无地可耕，使得一到荒年便流民遍地。因此宋明时期的流民起义达到了高峰。与此同时国家却无能为力，也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对外战争的表现也越来越差。两宋养兵百万却以“积贫积弱”著称，而明朝则更是遭遇了半个世纪之久小冰河天灾，脆弱的小农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的打击，饿殍遍野，李自成之流振臂一呼便应者数十万，因此明朝更是直接亡于流民起义。这种民愈多而动员能力愈差的现象，正说明了单纯依靠土地的中国古典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法承担国家机器大规模的动员活动，哪怕是正常的小规模动员都已经力不从心。比如说明代的边功，斩首数百便可称为大捷，清代号称乾隆皇帝“十大武功之首”的大小金川之战，其对手大小金川的总人口仅仅是3万多户。
盘踞东北的建州集团趁明亡之后天下大乱而窃取中原，也随即接管了明朝的那一套国家机器，但也并无解决人地矛盾的良策，理论上也会迅速重蹈明朝灭亡的覆辙，但是随着小冰河的退去和番薯等高产作物的逐渐推广，土地承载力得到大大提高，可以暂时多养活更多人口，这就为满清延续了上百年的国祚。但是人口激增仍在持续，等到道光年间人口更史无前例地攀上了4亿高峰。人地矛盾再次激化，随之而来的便是规模更加庞大的流民起义——太平天国，堪称中国古代史上农民起义的规模之最。
由此可见，小农经济模式下影响动员能力的强弱的因素并不只有人口的数量，而是人口和土地的数量处于一个恰当的比例范围之内。战国至秦代之时，古代中国的战争动员就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是少有的全民动员时代，人少地多的土地关系是全民战争动员的基础。但是秦代强度过大的战争动员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继之而起的汉代则吸取了教训，并依仗庞大的人口与土地基数，依靠较低程度的动员便取得了开拓四疆的功绩，但是大体在东汉之后一直到隋唐初期，中国的人地关系便越过了临界点，开始朝着人多地少的关系发展，基于此种原因，国家的动员能力便日渐萎缩，汉人的武功也江河日下。而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土地潜力已经开发完毕，人地矛盾尖锐，土地已经承载不了庞大的人口，人口的过度增长，只会稀释人均财富，从而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战争动员能力，因此明清时期政府越来越打不起大仗了。
总之，中国历代王朝的盛衰是表象，人地关系的变化则是隐匿其中的暗线，其发展变化正体现了中国古典小农经济的蓬勃发展到日渐衰落的过程。鉴于古之兴衰，可以得知而随着人地矛盾的日益尖锐，小农经济逐渐失去了活力，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也不断下降，中国古代文明也随之日益衰颓。（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1]范晓光.中国古代战争动员[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2]丁力.地缘大战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3]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徐焰.人口兵力财赋[J].环球人物，2010年第22期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