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艳同哭

来源 :作家·下半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eiyuhang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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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红楼梦》用神妙的笔触描绘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其中既有家喻户晓的宝、黛、钗等重要人物,也有一些不为众人熟知的小人物,而这些小人物也是光彩夺目并具有丰富结构意义的形象群体。如红楼十二官——贾府一个特殊的戏子班底,她们为迎接元妃省亲这一特殊举动而被买入贾府。她们不但是一群充满生机活力、各具性情的青春美少女,也是身处底层、失去自由与尊严的薄命红颜!
  关键词:《红楼梦》 红楼十二官 藕官 蕊官 龄官 芳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红楼梦》作为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其中的女性形象,特别是金陵十二钗尤为令人难忘。但本文且不说这些始终令读者关注的“当家花旦”,而是选取《红楼梦》中的另一个不太受瞩目的特殊女性群落——红楼十二官,来透视和反映作品中的优伶女性人物的塑造和作品的精神旨归。
  红楼十二官是贾府为迎接元妃省亲专程从林黛玉的家乡姑苏采买,并组成家庭戏班的十二个小戏子。从整体上而言,她们作为红楼女子命运结构的组成部分,扩展了作品女子的悲剧面,丰富了《红楼梦》的悲剧意蕴,加重了《红楼梦》的悲剧氛围,使作品所描绘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悲剧世界更加丰满、更加充实。红楼十二官分别为:文官、芳官、龄官、藕官、官、蕊官、宝官、玉官、葵官、官、茄官、艾官,她们既是《红楼梦》中另一群充满生机活力的青春美少女,也是身处底层、失去自由与尊严的薄命红颜!从小说对人物的具体描述来看,红楼十二官性情各异,命运也有所不同,体现了作者对生活认识的程度。红楼十二官在《红楼梦》整体构思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不可或缺的艺术功能,她们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暗示了主要人物命运结局。本文仅从小说突出塑造的几个小优伶作为代表进行分析,以此反映这组人物的悲剧性格和命运,透视作品的主旨。
  一 “假凤虚凰”的藕官、蕊官
  在《红楼梦》中,藕官、蕊官的故事颇带有点男女“情爱”的意思。在作品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中,藕官在园中给早亡的官烧纸,不巧被人看见,要带她去治罪,恰好被宝玉遇见,宝玉料想她“必有私自的情理”,所以极力庇护;藕官因宝玉的庇佑之情感激不已,“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于是要告诉宝玉其中的缘由,但又因不便当面说出,遂让宝玉回去背人悄问芳官。纳闷的宝玉自是不能释怀,回怡红院后便迫不及待地要芳官讲述了藕官烧纸背后隐秘奇异的情感故事:
  芳官听了,满面含笑,又叹一口气,说道:“这事说来可笑又可叹。”宝玉听了,忙问如何。芳官笑道:“你说他祭的是谁?祭的是死了的官。”宝玉道:“这原是友谊,也应当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谊?他竟是疯傻的想头,说他自己是小生,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如此二人就疯了,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
  笔者以为,这里应是含着一个奇妙的“隐喻”——藕官、笔官、蕊官三者的“情爱”关系似乎是宝、黛、钗关系的预置和映射。假设将小生藕官换成宝玉,将小旦官换成黛玉,将小旦蕊官换成宝钗,就可将发生在三“官”之间的故事情节来推测宝、黛、钗三人的命运与结局。这预示着八十回后小说情节的发展并不应像程高本所续写的黛死钗嫁发生在同时——“当时黛玉气绝,正是娶宝钗这个时辰”(第九十八回),两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一前一后。宝、黛二人情感亲近,可是不料黛玉先死,宝玉悲痛欲绝,但为不妨大节也为使死者安息而“续弦”娶了宝钗,而宝钗怀孕后,宝玉才选择了出家,终成一出悲剧。有些评论者认为三“官”情节写的是“同性恋”情结,这种看法似有道理,《红楼梦》中也确实写过这种朦胧暧昧的关系,但我们更相信曹雪芹在这里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写的是红楼十二官在离乡背井、失去父母亲人之爱又身陷贾府牢笼、被迫学这“劳什子”的特殊境遇中的“情”,这种“情”是在彼此平等友爱的基础上培植起来的相互依托之情、相互慰藉之情,它是曹雪芹所歌颂的儿女真情的升华,纯洁无瑕,令人神往。自然,这种“情”有些怪异,也有些变异,但这也是对当时畸形社会的一种折射、一种反映。
  二 情“痴”而理“智”的龄官
  龄官是红楼十二官中第一个在小说里登场的,而且是在第十八回“元妃省亲”这最轰轰烈烈的盛大场面中闪亮登场的。不过,这一小节文字的描写只是刻画龄官性格的一个小小铺垫,也借贾妃的赞赏暗示了她自此以后在梨香院的特殊地位,又借她拒演《游园》、《惊梦》定要作《相约》、《相骂》二出戏,对她倔强执拗的性格初做渲染。从《相约》、《相骂》的戏名和内容来看,在那样喜庆庄重的场合来演出“骂”戏是相当不合时宜的,可谁也没能更改龄官的决定,而且没有一个人(包括贾妃)责怪她,这是曹雪芹用来刻画龄官性格既省笔墨又十分有力的一笔,为后文对她性格的进一步描绘打下了伏笔,也初步奠定了龄官在红楼十二官中的特殊地位。小说对龄官性格进一步的刻画,是在“龄官划蔷痴及局外”的第三十回,那是宝玉亲眼目睹的一个诗情画意的境界:在烈日暴晒之下,一个娇弱如林黛玉的女孩子,有着与黛玉葬花一样痴情的举动——一笔一画反复划着“蔷”字,而这正是龄官痴情的流淌,止不住也截不断,表明她对爱的追求,对情的执着,可以说这是书中最为热烈、纯粹而又别致的爱情表达方式之一,虽不得要领,却动人心弦。普通人尚且为之动容,又如何不引起以“情种”称著的宝玉的痴情如梦?“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同类性情中人是很能产生共鸣的。
  龄官的第三次出场是在第三十六回“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中。这段文字自然道出了很多情理妙文。作品刻画的龄官和别人不一样,连贾府中最娇贵、最受女儿宠遇的宝二爷也受到她不屑一顾的冷遇,不该顶的也敢顶,不想唱就不唱。宝玉的轻狂之举,在其他小姐丫鬟辈中都可行得通,而惟独在龄官这儿遭到强烈反抗,表现出龄官强烈的自尊和个性。贾宝玉过去只见过戏台上化了妆的龄官,又耳闻“龄官最是唱的好”,却始终未能将人与名字对上号,这次才得正面一见,原来她就是赤日下“划蔷”之人,从而与上文呼应联系起来。文中再写贾蔷“兴兴头头”地为龄官买回来一只“会衔旗串戏台的”“玉顶金豆”,顾不得招呼宝玉就进屋找龄官。看了“玉顶金豆”的表演,“众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独龄官冷笑了两声,赌气仍睡去了。贾蔷还只管赔笑,问她好不好。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还说:“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这是一段有声有色的描写,“看似平常最奇崛”!同样的优伶少女,别人看“玉顶金豆”的表演都以欣赏的心态称道“有趣”,而惟独龄官不然,她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更本质的东西,她看到了自己和这群姐妹与“玉顶金豆”本质相似的遭遇,这是自己身世之苦的“不平之鸣”,是对贵族之家如贾府“牢坑”的怨愤,更可以说是对这种社会黑暗的控诉与抗争,其性格、思想鲜明独特,绝然超乎同伴之上。然而,贾蔷是宁国府嫡亲的主子,这样一个贵族子弟可能对一个身份低贱的小戏子始终专宠专情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时刻煎熬在焦虑与痛苦中的龄官何尝没有预感?她与贾蔷之间只能是一场无望的痴情苦恋,不可能获得完满的婚姻。在龄官的心目中,与其得到那份残缺的婚姻,煎熬一生,不如跳出贾府牢坑,永远摆脱做戏子和奴才的悲惨命运,过上比较自由的生活,后者的分量要重得多。于是在十二官被遣散时,有了成熟内心考虑和现实清醒认识的龄官,毅然选择了孑然一身离开大观园。这虽然对于“龄蔷”之恋而言是悲剧结局,让人不无惆怅,却塑造出了龄官不同于其他优伶女子的鲜明个性,展示出其人性的觉醒与反抗精神。
  三 “斩情归水月”的芳官
  芳官是红楼十二官中作者着笔最多,精心塑造的个性突出、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她出场较晚,在第五十四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的场面上,贾母叫芳官唱一出《寻梦》,“只提琴至管箫合,笙笛一概不用。”《寻梦》是《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主角戏,芳官是正旦,贾母既然点名要她唱,可见她的才艺和地位在十二官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同时,芳官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一进怡红院,就搅动了这里的安宁。在第五十八回中,因洗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和干娘吵嘴,挨了干娘的打,引起一场怡红院从未有过的纠纷。在宝玉看来这是“物不平则鸣”,芳官那率直任性、敢怒敢言、敢于反抗的个性可见一斑。更大的风波接踵而来,红楼十二官中自愿留下的八官被分入各位小姐和主子屋里,误陷入荣府主子奴才的派系矛盾之中。从“杏子阴假凤泣虚凰”,“柳叶渚边嗔莺咤燕”,到“玫瑰露引来茯苓霜”,这些本来是发生在小儿女间司空见惯的小事儿,却盘根错节地关系到各派女奴间的利益与矛盾,把积怨已久的暗斗激化为了明争,终于酿成了大观园中从未有过的大打出手:赵姨娘打了芳官两个耳刮子,芳官大闹,藕官、蕊官、葵官、官官只顾小姐妹间的义气,一起闯入怡红院,蜂拥而上,与赵姨娘厮打在一处,这是怡红院内史无前例的暴力事件。而这一系列的风波都和这位美貌、任性、口角锋芒、敢于抗争的小正旦不驯服的性格有关,她在不经意间搅浑了大观园的“一潭死水”!
  曹雪芹正是在这些情节中多侧面塑造了芳官独特鲜明的个性,也反映出红楼十二官处于同等被压迫地位,以及她们的集体团结与反抗精神。最后,芳官终于在王夫人抄检大观园事件中被驱逐出贾府,她不肯服从主子的外聘安排,毅然决然做出了“斩情归水月”的选择。
  以上分析了《红楼梦》中丰富多彩的优伶形象,它可以作为作品下层女性群体的一个代表。红楼十二官在小说情节发展中呈现出的人物命运,从一个具体角度呈现了封建贵族世家的生活风貌,使小说的面扩展到了更广阔的范围。曹雪芹所描写的小优伶们的反抗,无疑是以清代初期至中期身处社会底层的戏曲演员的斗争生活作为创作依据的。自然,这一历史时期有不少暴力的“奴变”和农民起义,但曹雪芹的贵族出身、社会地位和生活圈子却限制了他的视野和思想,在他的笔下,虽然对红楼十二官的不幸遭遇寄予了一定的同情,但他还是只能接受她们采取较缓和的方式反抗,如龄官拒演,芳官与干娘吵架、与赵姨娘哭闹、与王夫人顶嘴等等。作者并不主张她们以暴力的方式推翻不合理的封建优伶制度,更不会赞成用暴力推翻封建贵族的统治。所以,最后作者不可能指引小优伶们走向积极正确的斗争之路,只能让龄官做了爱情的“逃兵”,让芳、藕、蕊三“官”消极地走上逃避现实的出家之路。这是曹雪芹悲观主义出世思想的反映,也是历史与时代的局限。
  
   参考文献:
   [1] 周汝昌:《红楼十二层》,书海出版社,2005年版。
   [2] 李希凡:《梨香院的“离魂”——十二小优伶的悲剧命运与龄官、芳官、藕官的悲剧性格》,《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2期。
   [3] 余平伯:《红楼心解——读〈红楼梦〉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李小龙:《十二金钗归何处——红楼十二伶隐寓试诠》,《红楼梦学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5] 王华:《论〈红楼梦〉与昆曲》,《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期。
   [6] 闫红:《误读红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7] 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简介:
   杨涛,男,1982—,河北高阳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孙建虎,男,1968—,河北唐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保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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