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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信是言语交际的方式之一，它在《王西厢》中为人物之间的交流作用较为明显。本文以言语表达的得体性、关联性与精确性为切入点，对六封书信从语境、意图和态度评价这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凸显书信“表达与理解”过程的实现对《西厢记》戏剧情节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王西厢记》;言语表达;书信;戏剧情节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共有六封书信，分布在剧本的第二、三、五本中。这六封信（详见附录）可以看作六个语篇。从言语表达层面看，语篇的生成涉及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的过程，而语言的使用过程实际上包括表达与理解阶段。（席晓青2011：52）表达阶段主要针对发话者，即写信人;理解阶段主要针对受话者，即收信人。在《王西厢》中，这六个语篇各自体现或违背了言语表达的得体性、关联性和精确性，因而受话人在不同语境下领会到的是不尽相同的意图，进而做出不同的态度评判，最终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使戏剧情节不断延伸发展。
一、言语表达的得体性
言语主体在语言交际中要注意到对方的具体交际语境，力图让对方最大限度地理解自身的意图，使对方选择有益于自己的态度评判和实际行动;受话者要“正确理解含有歧义和隐喻的语句，必须了解这些语句所处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朱永生2005：26）。《王西厢》的六封书信中，交际效果最为突出的便是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张生为营救普救寺、迎娶崔莺莺，写给白马将军杜确的信。
这第一封信从语境上讲，发话者注意到了言语对象和相关语境，遵守了礼貌准则。张生称呼杜确为“大元帅将军契兄”，并赞美他“统百万貔貅，坐安边境”，“虎体食天禄，瞻天表，大德胜常”。在这其中，他以往昔的友情开始，继而讲述自己因囊中羞涩以及贼将围困而处境狼狈，不能与将军见面，表达了急需将军救援的恳求，最后还道尽其中的利害。因为语言的礼貌、恳切，杜确读完信不仅很快理解了他写信的主要意图，而且很快出兵救援，表达了自己对旧友的信任、支持和思念的情感态度。结果，张生在杜确的帮助下，为普救寺解困，还赢得了莺莺和红娘的好感。
当言语主体表达未能注意交际对象的身份和所处环境，违反礼貌原则时，就不能完全达到预设的表达效果。譬如，张生第一次给莺莺写信时，未能顾及莺莺的立场和身份，讲话直率，因而令莺莺既喜悦又恼怒。信中说：“孰料夫人以恩成怨，变易前姻，岂得不为失信乎？”这一句直接批评了老夫人赖婚的事实，但却忽视了莺莺作为女儿对母亲的维护。更为关键的是，此时莺莺在追求爱情与遵守礼法之间徘徊，她心中仍然顽固地盘踞着礼教观念。张生让红娘送信，而红娘也是老夫人派来监视她的仆人，若是两人交往的事情被红娘举报给老夫人，莺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莺莺虽然为张生浓烈的爱意而高兴，但是却无法明确表白自己的心迹，最终回信时语言含混，情感态度暧昧，行动犹疑，给张生带来情感伤害。
二、言语表达的关联性
关联理论把言语交际看作一个明示推理的认知活动。（席晓青，2011：55）交际的一方为了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图而向受话人提供某种明显的线索;而受话人因为其中共存的认知模式即关联性才能够理解双方的意图，从语境中找出关联而获得最佳语境效果，最终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否则，交际效果将适得其反。例如，崔莺莺回复张生书信时，以四句诗请张生来西厢见面。她并未明确回复张生自己的情感態度，因而这封信看似与上一封张生的来信有关，实际上并没有正面、直接的回应。从莺莺后来的表现看，两封信之间关联性表面看很大，实际上比较小。
这种不明确的认知语境使得对信的解读呈现出张生、红娘的两种解读。张生以为约会代表着莺莺有许多肺腑之言想要告诉他，也向他表白爱意;红娘也发现，莺莺不信任她，而且莺莺有意想要将崔张的关系由男女之爱转变为兄妹之情。莺莺很好地运用了关联性的语用策略，故意违反关联性以取得她所想要的特殊的语用效果。这一点我们还会在下文再讲。
如果言语表达关联性强，那么双方的交际过程将轻松容易。对于张生和莺莺而言，在第五本中他们的书信内容充分考虑到了关联性这一言语要求。张生在书信中说自己考中状元，报了平安，还用占信件一半篇幅的语言表达了对妻子莺莺的深切思念和坚守爱情的决心。莺莺在回信中也一再告诫丈夫不要寻花问柳，忘记了她的深情挚意，对张生持支持的情感态度。两人的书信都达到了最佳交际效果。
三、言语表达的精确性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受语境、情感、现实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有意无意地表达着模糊的语言。相对精确的语言而言，模糊语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相对性等特点，能提供大量的适度信息。（席晓青，2011：56）在《王西厢》中，崔莺莺第一次写的信是最好的事例。
比如，张生在看莺莺第一次写给她的信时，读到了莺莺请他去约会的信息，却忽视了红娘的提示，因而不能完全理解莺莺的施为性意图。莺莺此时还是束缚于封建礼教观念的女性，对红娘并不十分信任，也难以违抗母亲的命令;她心中喜爱张生，这又令她十分思念张生，渴望与之见面，一解相思之苦。这种矛盾交织的心态中，她最终选择顺从母亲的命令，与之做兄妹。因此，她作了那首暧昧的诗，行为上超出了张生和红娘的预期。对她而言，既不至于令红娘心疑，又能让张生如约而至，当面明确告诉他两人的婚事不能实现，还为两人的爱情留下后续的发展空间。就上文语境看，莺莺显然早已预料到张生必然因此赴约。她为实现交际策略，有意选择这种交际策略，但对张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交际效果反而很糟糕。结果张生不明就里便去赴约，乐极生悲，感情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意志消沉衰颓。
模糊语言包孕性很强，而精确语言能明确无误地传达信息。从莺莺第二次写给张生的信来看，她转换了语用策略，改用明晰清楚的语言，准确地传达了自己意欲跟张生私下结合的愿望。这一处，莺莺急切地想要弥补对张生的情感伤害，也顾不得红娘是否会向老夫人告状，只是恳请红娘帮自己书信传情。老夫人阻挠他们合情合理婚姻，这种私下的结合正是崔莺莺、张生和红娘对当时社会婚姻观念的反抗。老夫人同莺莺、张生和红娘之间的根本矛盾还没有解决。（段启明1982：82）然而，这封信让崔张享受爱情之乐后，二人的情事暴露在老夫人面前，进而推动了戏剧后续情节的延伸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王西厢》中六个语篇在言语表达层面所体现的特性影响着受话者的理解程度，进而使戏剧情节跌宕起伏。当然，这些书信都是用文言表达的，它的表情达意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
参考文献
[1] 段启明.西厢论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 顾曰国.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批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1）.
[3] 王实甫（元）.西厢记[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8.
[4] 席晓青.语篇分析：思维、策略与实践[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5]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王西厢记》;言语表达;书信;戏剧情节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共有六封书信，分布在剧本的第二、三、五本中。这六封信（详见附录）可以看作六个语篇。从言语表达层面看，语篇的生成涉及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的过程，而语言的使用过程实际上包括表达与理解阶段。（席晓青2011：52）表达阶段主要针对发话者，即写信人;理解阶段主要针对受话者，即收信人。在《王西厢》中，这六个语篇各自体现或违背了言语表达的得体性、关联性和精确性，因而受话人在不同语境下领会到的是不尽相同的意图，进而做出不同的态度评判，最终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使戏剧情节不断延伸发展。
一、言语表达的得体性
言语主体在语言交际中要注意到对方的具体交际语境，力图让对方最大限度地理解自身的意图，使对方选择有益于自己的态度评判和实际行动;受话者要“正确理解含有歧义和隐喻的语句，必须了解这些语句所处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朱永生2005：26）。《王西厢》的六封书信中，交际效果最为突出的便是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张生为营救普救寺、迎娶崔莺莺，写给白马将军杜确的信。
这第一封信从语境上讲，发话者注意到了言语对象和相关语境，遵守了礼貌准则。张生称呼杜确为“大元帅将军契兄”，并赞美他“统百万貔貅，坐安边境”，“虎体食天禄，瞻天表，大德胜常”。在这其中，他以往昔的友情开始，继而讲述自己因囊中羞涩以及贼将围困而处境狼狈，不能与将军见面，表达了急需将军救援的恳求，最后还道尽其中的利害。因为语言的礼貌、恳切，杜确读完信不仅很快理解了他写信的主要意图，而且很快出兵救援，表达了自己对旧友的信任、支持和思念的情感态度。结果，张生在杜确的帮助下，为普救寺解困，还赢得了莺莺和红娘的好感。
当言语主体表达未能注意交际对象的身份和所处环境，违反礼貌原则时，就不能完全达到预设的表达效果。譬如，张生第一次给莺莺写信时，未能顾及莺莺的立场和身份，讲话直率，因而令莺莺既喜悦又恼怒。信中说：“孰料夫人以恩成怨，变易前姻，岂得不为失信乎？”这一句直接批评了老夫人赖婚的事实，但却忽视了莺莺作为女儿对母亲的维护。更为关键的是，此时莺莺在追求爱情与遵守礼法之间徘徊，她心中仍然顽固地盘踞着礼教观念。张生让红娘送信，而红娘也是老夫人派来监视她的仆人，若是两人交往的事情被红娘举报给老夫人，莺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莺莺虽然为张生浓烈的爱意而高兴，但是却无法明确表白自己的心迹，最终回信时语言含混，情感态度暧昧，行动犹疑，给张生带来情感伤害。
二、言语表达的关联性
关联理论把言语交际看作一个明示推理的认知活动。（席晓青，2011：55）交际的一方为了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图而向受话人提供某种明显的线索;而受话人因为其中共存的认知模式即关联性才能够理解双方的意图，从语境中找出关联而获得最佳语境效果，最终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否则，交际效果将适得其反。例如，崔莺莺回复张生书信时，以四句诗请张生来西厢见面。她并未明确回复张生自己的情感態度，因而这封信看似与上一封张生的来信有关，实际上并没有正面、直接的回应。从莺莺后来的表现看，两封信之间关联性表面看很大，实际上比较小。
这种不明确的认知语境使得对信的解读呈现出张生、红娘的两种解读。张生以为约会代表着莺莺有许多肺腑之言想要告诉他，也向他表白爱意;红娘也发现，莺莺不信任她，而且莺莺有意想要将崔张的关系由男女之爱转变为兄妹之情。莺莺很好地运用了关联性的语用策略，故意违反关联性以取得她所想要的特殊的语用效果。这一点我们还会在下文再讲。
如果言语表达关联性强，那么双方的交际过程将轻松容易。对于张生和莺莺而言，在第五本中他们的书信内容充分考虑到了关联性这一言语要求。张生在书信中说自己考中状元，报了平安，还用占信件一半篇幅的语言表达了对妻子莺莺的深切思念和坚守爱情的决心。莺莺在回信中也一再告诫丈夫不要寻花问柳，忘记了她的深情挚意，对张生持支持的情感态度。两人的书信都达到了最佳交际效果。
三、言语表达的精确性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受语境、情感、现实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有意无意地表达着模糊的语言。相对精确的语言而言，模糊语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相对性等特点，能提供大量的适度信息。（席晓青，2011：56）在《王西厢》中，崔莺莺第一次写的信是最好的事例。
比如，张生在看莺莺第一次写给她的信时，读到了莺莺请他去约会的信息，却忽视了红娘的提示，因而不能完全理解莺莺的施为性意图。莺莺此时还是束缚于封建礼教观念的女性，对红娘并不十分信任，也难以违抗母亲的命令;她心中喜爱张生，这又令她十分思念张生，渴望与之见面，一解相思之苦。这种矛盾交织的心态中，她最终选择顺从母亲的命令，与之做兄妹。因此，她作了那首暧昧的诗，行为上超出了张生和红娘的预期。对她而言，既不至于令红娘心疑，又能让张生如约而至，当面明确告诉他两人的婚事不能实现，还为两人的爱情留下后续的发展空间。就上文语境看，莺莺显然早已预料到张生必然因此赴约。她为实现交际策略，有意选择这种交际策略，但对张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交际效果反而很糟糕。结果张生不明就里便去赴约，乐极生悲，感情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意志消沉衰颓。
模糊语言包孕性很强，而精确语言能明确无误地传达信息。从莺莺第二次写给张生的信来看，她转换了语用策略，改用明晰清楚的语言，准确地传达了自己意欲跟张生私下结合的愿望。这一处，莺莺急切地想要弥补对张生的情感伤害，也顾不得红娘是否会向老夫人告状，只是恳请红娘帮自己书信传情。老夫人阻挠他们合情合理婚姻，这种私下的结合正是崔莺莺、张生和红娘对当时社会婚姻观念的反抗。老夫人同莺莺、张生和红娘之间的根本矛盾还没有解决。（段启明1982：82）然而，这封信让崔张享受爱情之乐后，二人的情事暴露在老夫人面前，进而推动了戏剧后续情节的延伸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王西厢》中六个语篇在言语表达层面所体现的特性影响着受话者的理解程度，进而使戏剧情节跌宕起伏。当然，这些书信都是用文言表达的，它的表情达意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
参考文献
[1] 段启明.西厢论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 顾曰国.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批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1）.
[3] 王实甫（元）.西厢记[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8.
[4] 席晓青.语篇分析：思维、策略与实践[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5]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