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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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引起关注。国际谈判成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两个重要的词语bargaining和negotiation在文献中经常互换使用。然而,国内外语言学界很少对这两个术语的概念进行探索,这就导致了一些国内英语学习者甚至翻译工作者的对于这两个词语的理解差异和误用。术语的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如果各学者各抒己见,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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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引起关注。国际谈判成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两个重要的词语bargaining和negotiation在文献中经常互换使用。然而,国内外语言学界很少对这两个术语的概念进行探索,这就导致了一些国内英语学习者甚至翻译工作者的对于这两个词语的理解差异和误用。术语的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如果各学者各抒己见,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学术交流,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和理解。本文旨在从语言学的视角探索国际关系术语bargaining和negotiation的概念发展,以期规范二者在国际关系语境中的使用。本研究以1974-2000年《国际组织》发表的期刊为数字话语语料,基于数字话语分析框架“语境化洋葱层模型”和语义场理论,对bargaining和negotiation及其搭配短语的概念发展和语义关系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通过对《国际组织》1974-2000发表的文章进行数字话语分析,本文揭示了bargaining和negotiation在所选取的研究时间段内各自的概念发展及语言使用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在《国际组织》中bargaining的词义缩小,其概念在选取研究期间发展相对稳定,而negotiation的概念在此期间词义扩大。Bargaining和negotiation在国际关系语篇中都能作为普通术语与特定术语使用。不同点在于,bargaining更多被当作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的特定术语来使用。在选取的研究时期,negotiation作为特定术语出现晚于bargaining。当前研究语料库中未检测到bargaining的复数形式,但negotiation频繁地以复数形式出现。在检索到的搭配术语中,bargaining更多作为修饰语使用,而negotiation往往作为被修饰语来描述一场重要的国际活动。Bargaining和negotiation的参与者社会角色虽然一致,但区别在于,bargaining参与者更强调自身利益,不在乎另一方的利益。而在大部分例子中,negotiation参与者都关注各方的共同利益,尽管有时这种共同利益是通过威胁等消极行为获取的。同时,验证了两个术语及其搭配短语在国际关系语篇中的语义关系。本文研究分析表明bargaining和negotiation是上下义关系,通过进一步的文本标注显示,bargaining在国际关系语篇中更多作为negotiation的下义词使用。当前研究从理论上验证了Müller的语境化洋葱层模型对于数字话语分析的可行性。本文最后结合文献讨论了计算机辅助分析方法对于话语分析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并针对搭建语料和相关研究语料库的选择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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