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的文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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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6月汪懋祖奉江苏教育厅令,接收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改组旧有教育资源以组建苏州中学,同年7月5日汪懋祖被任命为苏州中学校长。因而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亦从汪懋祖1927年出任苏中校长到1931年辞职为止。
  汪懋祖对苏州中学的定位和期待很高,“苏中规模大,人才多,实可作为一个实验中学”[1],这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汪懋祖早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汪懋祖先后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这样的履历使他有能力在苏州中学进行试验。第二,汪懋祖于国文教育尤为重视,因此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钱伟长于1928~1931年就读苏州中学,对当时苏州中学的师资有这样的回忆:“苏高中成立后,校长、教师都是新聘的,理科教师几乎清一色都是东南大学的讲师,文科教师都是在地方上聘的,像我的四叔国学大师钱穆就被聘为国文首席教师,沈同洽是英语首席教师,杨人楩是历史首席教师,还有吕叔湘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国内各大学的名教授。”[2]
  一、文言教学与“学术化苏高”
  汪懋祖任职苏州中学,结合教育实际,贯彻其“新儒家的教育思想”。创办之初,汪懋祖要求不仅高中生、初中生读文言文,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应该学习浅近的文言文,且重视文言写作。汪懋祖在《苏中校刊》的发刊词中提及他的办学思想,“不佞思欲上绍范文正,胡安定之学风,旁求欧美各中校之精华”[3],即希望办一所汲取中西文化之长的中学。汪懋祖在为苏州中学拟英文名时特意选定“Soochow Academy”,意在彰显和实现其“学术化苏高”的办学理念。他在《苏中事业之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到:“一个优良学校成绩的表现,不仅在毕业生多数能考取大学,或中学会考能得到锦标,而在入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崇高人格,出大学复能发展其能力,以各得其用,此亦清醒的教育者所当注意的。”[4]
  由于这种推崇文言文教学和“学术化苏高”的教学理念,国文教师的国文功底颇高。汪懋祖选聘的国文教师或为前清秀才、贡生、遗老的及门弟子,如李希文曾是前清的贡生;或为地方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老师,如无锡三师的钱穆;还有三位大学教授,吴梅、陈去病(历任全国多所大学教授)、李崇元(曾为金陵大学教授)。[5]
  二、国文教学述论
  苏州中学对国文学科的界定为“国文学科:凡国语、国文、国学等均属此科”[6]。苏州中学在国文学科设立后,依据教育部颁发的课程标准,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明确目标、选择教材、规定进度、研究方法、布置作业与交流经验”[7]。在此基础上,国文一科进一步制订《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学程纲要》(以下简称《学程纲要》)、《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教学概况》及《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各科教学进度表》,以达到各年级之教材、目标、进度、要求的统一;并注重各年级之间的相互衔接,使得初、高中国文教学有一个整体的掌控和梯度的认识。1930年编订的《学程纲要》对初高中必修“国文”科具体的教学目标,有明确的记录。
  初中之部:
  1.使学生通解普通语言文字的意义及应用。2.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情感,及记述见闻的技能。3.培养文学的欣赏。4.指导课外阅读,使略具关于中国文字学术之普通知识;养成其自动研究的能力。
  高中之部:
  1.使学生明了中国文学源流及各种文学体裁的大概。2.继续增进其自由发表及记述的技能。3.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4.继续指导课外阅读,使学生明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大概,并养成其自动研究国学的基础。[8]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初高中的国文教学主要分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课内教学以单篇文章教学为主,课外教学主要是名著阅读。总体来说,初高中国文教学主要为精读、略读和习作三大块,辅之以临时测试,但教学重点在精读方面。
  精读方面,初高中教材的选文标准要求是:
  关于内容方面:一、能启发或补助知识及思想者。二、足以激起青年向上精神,及鼓动其人格上的感应者。三、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学术大体上有关系者。四、足以发扬民族精神不背时代潮流者。
  关于形式方面:一、记事文能切实描写,不落虚泛者。二、说理文能透辟发挥,不落陈腐者。三、音节谐和能耐诵赏者。四、辞意不背逻辑者。[9]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只讨论高中国文教学情况。
  高中部选文(精读文)篇目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各有侧重。选文方法为“凡近人文章传记以及批评群经诸子关于学术思想者,不论语体文言,一概得以选授”[10]。选文的文体兼顾记事、说理、抒情三类,且三学年中记事文、抒情文的比重逐年下降,说理文的比重逐年上升。高中三年总体上分为集部、史部、经子三大类,每学年以其中一类为中心,同时兼顾其他两类,以明思想变迁与文章流别。
  第一学年,选历代名著,以集部为主,而子史间亦附之。记事文,说理文,抒情文,其量的比例为4与3,3与3。第二学年,选左传国策史汉通鉴以下文字,以史部为主,而集部关于典志碑传等巨著,子部关于古史者附之。记事文,说理文,抒情文,其量的比例为4与4,4与2。第三学年,选六经诸子,及宋明理学,清儒考证各家文字,以经子为主,而史部集部与之有关系者附之。记事文,说理文,抒情文,其量的比例为3与5,5与2。[11]
  高中部第三学年教学范文篇目具体如下:
  经子文,诗谷风,采薇,伐檀,蓼莪,黄鸟,七月,东山,蒸民,常武,采芑,车攻,斯干,尚书尧典,甘誓,汤誓,牧誓,无逸,秦誓,易下系庖犠氏一节,礼记大学,礼记中庸节,左传隐公不书即位,公羊传隐公不书即位,谷梁传隐公不书即位,仪礼士相见礼,周礼大司寇,考工记梓人,庄子秋水篇,齐物论,天下篇,荀子天论篇,性恶篇,正论篇选,议兵篇,老子选,韩非解老,喻老,难一,难二,和氏篇,墨子兼爱上,非攻上,孟子神农之言章,好辩章,孔子在陈章,论语选,吕氏春秋察传,又别类,孙子形篇,公孙龙白马论,迹府。   史与集附,史记孔子世家节,老庄申韩列传,商君列传,吕不韦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屈原九歌,荀子赋篇,柳宗元论语辨二首,王安石论老子,朱熹开阡陌辨,苏轼秦穆公墓,王守仁大学问,答顾东桥书(拔本塞源之论节),夏曾佑严评老子序,章炳麟齐物论释序,孙诒让墨子传略,俞樾读经偶得,汪中荀卿子通论,汪中吕氏春秋序,姚鼐读孙子,吴汝纶写定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叙。[12]
  高中部教材每学年在内容和形式上各有变动,依文学史的体例,结合集部、史部、经子部及近人传记、评论学术思想等文章来讲授,使学生具备欣赏古典文学的能力。这种设计理念贯彻了苏州中学国文教育的理念——重视文言文,注重情感熏陶,且以说明文为主,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给学生打下了良好的国文根基。
  上述教材范文篇目的选择,是针对国文必修学程而言的。选修学程中,高中部的文字学、学术文、国学概论、美术文等学程,依照各学程的教学目标依次设定。内容或为授课教师自行编订,分节讲授,或为框定篇目,自行择取。例如,文字学教材内容分六节:文字之本源、文体之组合、文字之运用、文字之淘汰及增添、文字之改革及因袭、文字之比较,由教师自编讲义。学术文教材框定在以下篇目的文章中: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朱熹《大学章句序》、司马迁《论六家要旨》、庄周《庄子·马蹄篇》等,授课教师自行取舍。国学概论分十节讲授:孔子与六经、诸子学之源流、秦人焚书坑儒、两汉经生今古文学、晚汉之新思潮、魏晋清谈、隋唐之佛典翻译及经学注疏、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最近期之学术思想。美术文分体选材,分诗、词、曲、骈文四类,诗选汉魏晋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宋元明清朝有代表性的诗歌或名家名篇;词北宋取晏殊父子、柳永及李易安,南宋取姜夔、辛弃疾;曲取元人小令、元明套数杂剧;骈文选六朝的徐陵、庾信,清朝的胡天游、邵齐寿等。应用文教材纲要为公牍、函简、契约等。文学史自编讲义分八节讲授,上古先秦至明清近代各时期的文学流派、学术思潮及代表作品。古书示要自编讲义,分经子古史依次教授。国学问题选取近代讨论国学问题的文字和著作,要目为古史讨论、诸子、宋学与汉学等。儿童文学的教材内容主要是《儿童文学是什么》《儿童文学教育的实施》《儿童文学研究法》等,围绕儿童教育来设定。[13]选修学程的教材内容依然是围绕必修学程的教材内容来设定,充实教材内容,拓展延伸必修学程的不足。选修与必修学程相结合,共同为完成国文一科的教学目标服务。
  三、《苏中校刊》中的国文实践
  汪懋祖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创办《苏中校刊》,为师生的研究成果寻求一个发表的平台,目的是将本校的办学情况通过校刊公诸社会。1927年至1931年上学期结束,《苏中校刊》共编辑出版54期,主编几次变更,第1~9期胡哲敷编,第10~16期乌翰芳编,第17~22期汪懋祖编,第23~54期沈佩弦编。虽然几易主编,但编辑的宗旨一脉相承,校刊的栏目亦大体保持一致。校刊每期固定的栏目有《讲演》《论著》《校闻》《文艺》,其他随即变动的栏目有《布告》《笔记》《公牍》《专件》《杂俎》等项。这些栏目与国文教育有关的主要是讲演、论著和文艺三大项。《讲演》一栏主要登载本校教师和社会名人在苏州中学做的演讲讲稿;《论著》一栏主要刊登本校教师和学生的研究成果;《文艺》一栏为师生发表文艺作品的阵地,最能反映苏州中学浓厚的国文教学风气。以内容而言,校刊中有关国文教育的文章大致分散在文哲类、教育类、社会科学类和文艺类中。据《苏中校刊》第84、85两期合刊载“《苏中校刊》总目录分类统计”[14],以上四类文章细分情况大体如下:文哲类涉及哲学及人生问题(11篇)、经学及小学(8篇)、史地学通论(2篇)、诸子(7篇)、文学通论(13篇);教育类文章主要关于中学国文教育(3篇);社会科学类有历史及现代问题(3篇)、社会问题(1篇);文艺类较繁多,有序跋(19题)、散文(35题)、新体诗(15题)、韵文(107题)。为方便分析,笔者将前54期中有关国文教育的文章做了简要归纳。
  1.文哲类
  这一类文章有关哲学及人生问题,共11篇,讲演4篇,论著7篇,有社会名人的讲演、本校教师的著作、校内学生的论著。讲演有胡适的《我们的生活》(第1期)、《科学的人生观》(第8期)等。本校教师著作有沈佩弦的《美和善怎样是神秘底统一的》(第26期)等,学生著作有徐贵基的《希腊的哲学科学和文学底研究》(第13期)等。
  经学及小学一类的文章共8篇,全部为论著,刊登本校教师和学生对经学小学问题的研究。本校教师作品有钱穆的《易经研究》(第17期)、沈昌直的《诗经言字解驳胡适之》(第1期),学生作品有张渭璜的《一点儿国学常识》(第43期)、成彭的《诗经研究——左传五鸠考》(第43期)。
  史地学通论有顾颉刚的讲演《对于苏州男女中学史学同志的几点希望》(第21期)、戴增元的《班史传儒林不传文苑》(第10期)。诸子类7篇论著,师生作品皆有,钱穆的《墨辩碎诂》(第11期)、《惠施历物》(第43期),学生钱小云的《申韩之学本于黄老》(第16期)。
  文学通论一类共13篇文章,讲演2篇,论著11篇。这类文章涉及对中国文学史上个人、流派、思潮等的研究,既有教师著作也有学生的研究。教师有吴瞿安的《清代辞章家略说》(第20期),诸祖耿的《李长吉研究》(第26、29期)等,学生有霍森源的《中国文学之特点》(第43期)等。
  2.教育类
  教育类主要谈的是中学的国文教育,1篇讲演,2篇论著,内容上主要是对中学国文教育的具体看法和教学上的经验之谈。吴瞿安的《对于中学国文的我见》(第9期)主要谈对当前国文教育的看法,指出不足之处,认为今不如昔;张圣瑜的《一个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法纲要》(第8期)介绍了作者在国文教学法上的几点经验,对读文、读书、考试在选文、授课、课内外指导及考查方法上的具体操作,做了纲要性的简介;戴增元的《本校三周年国文学科教学概况》(第48期),对苏州中学创校以来的国文教学情况,从教学目标、教材选择、教学方法上做了清晰的描述。   3.社会科学类
  关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有3篇论著,钱穆的《述清初诸儒之学风》(第2期),学生从书一的《晋与汉末学风迥殊之原因》(第43期)、陆长康的《满清衰亡之原因》(第13期);关于社会研究的有学生王鸿基的《文学化的吴江俗谚》(第43期)。这类论著就传统学问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对地域乡土的语言文化的演变进行调查和探索。
  4.文艺类
  文艺类分为序跋、散文、新体诗、韵文四种。序跋共19题,相对散文韵文而言,文学价值稍弱。如汪懋祖等人为校刊开专号、为同人著作等做序言,简言事务缘起及意义,简介书的内容及价值,有《苏中校刊发刊词》(第1期)、《周年纪念特刊弁言》(第14期)、《高中英文选序》(第24期)、《张著儿童文学序》(第5期)等。
  篇目统计散文35篇,教师文章仅5篇;新体诗15篇皆为学生习作;韵文107篇,教师53篇,学生54篇。就文体而言,偏重旧体诗词,现代文也有涉及,但数量少。散文、新体诗、韵文以文章主题分大致可划为五个方面:游记、咏叹、唱和、赠别、偶感,且五种主题时有交叉。附录各类主题的诗歌各一首。
  游记类:《游杭杂咏——过岳坟》(学生:张渭璜)(第46、47期合刊)
  伤心胡马半神州,不抵黄龙誓不休。偏有奸臣阴矫诏,满腔热血付东流。
  咏叹类:《渔家乐》(学生:刘朴斋)(第9期)
  全家稳住一扁舟,水面生涯亦自由。荻港萧萧移棹去,沙鸥点点逐波流。几番沉醉斜阳里,一曲高歌古渡头。解缆归来天色晚,满江新月正如钩。
  唱和类:《和杨又时先生戊辰岁朝例咏》(学生:许自诚)(第6期)
  诗情真挚自能工,著意雕镂总是空。佳句每从无意得,太平仅与梦中同。文章经国方称富,书画怡情不算穷。沧海横流何所惧,阿侬收去实诗筒。
  赠别类:《秋夜赠雪聪寒云》(学生:曹树勋)(第43、44两期合刊)
  离人情绪乱如丝,寥落秋心枉自驰。客地月明孤馆夜,乡关梦断五更时。几多往事随流逝,添得新诗寄与谁?底事凄凉愁不寐,一天星斗共愚痴。
  偶感类:《读书杂感》(教师:沈颖若)(第5期)
  传家产业不祥物,多少青年误此中。能聚不如能散好,伏波毕竟是英雄。
  从《苏中校刊》登载的大量旧体诗词而言,师生试做旧体诗词篇数之多、题材之广,可说是同类各种中学校刊所少见。虽然从技法与质量而言,并不见得上乘,但这种创作热情反映该校熏习传统热情之高涨,亦见出提倡者的有意引导。
  四、余论
  由以上梳理与分析可见,苏州中学(1927~1931)国文教育偏于传统文化的熏染,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汪懋祖的提倡有莫大关系。早在1918年第5卷第1号上汪懋祖发表《致〈新青年〉的通信》,对《新青年》倡导新文学而又不许反对者“讨论是非”表示不满。1919年汪懋祖又在《留美学生季报》第6卷第1号上刊登《送梅君光迪归圜桥序》(该文又刊于1922年4月《学衡》第4期)就明确表示和梅光迪意见一致,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汪懋祖对吾国学者“洎于既狭且卑之实利主义。论文学则宗白话,讲道德则校报施”表示不满,因为新文化运动导致数千年先民之遗泽摧锄以尽,中国人的灵魂也丧失了。[15]后来汪懋祖参与“学衡派”,在理念与思想上认同传统。待其掌校苏州中学,汪懋祖更是不遗余力推行传统文化教育。从制度到课程设计,传统文化色彩极为浓厚,师生合力,不但讲授经史子集,而且试做旧体诗词。虽然苏州中学的课程设计有白话文的内容,也会根据学生学力情况,在初中阶段涉及现代小说、传记、散文等类别,高中阶段略读文部分涉及梁启超、鲁迅、胡适等现代作家的内容,但这些改变不了苏州中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性质。笔者曾翻阅大约处于同一时期出版的中学校刊,如《温州中学校刊》《江苏省立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校刊》《香港华南中学校刊》《振华季刊》《南开高中学生》《松江女中校刊》《广东省立一中校刊》《上海女中校刊》《安庆女中校刊》《协和湖》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像《苏中校刊》如此大规模刊登师生传统文化(经史子集)研究论文、旧体诗词习作的可谓较少。
  早在1918年4月10日胡适答盛兆熊信坦言白话的实际影响不大,“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把大学入学的国文试验都定为白话”,并举例说现在政府通电、文告都用文言。[16]胡适所言不虚,不但将大学国文定为白话困难,就是中学国文教育也难得尽变为白话,苏州中学的国文教学实际情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按照何兆武的说法:“白话文到今天真正流行也不过五十年的时间,解放前,正式的文章还都是用文言,比如官方的文件,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大都也是用文言写的。除了胡适,很多学者的文章都用文言,好像那时候还是认为文言才是高雅的文字,白话都是俗文。”[17]何兆武虽是事后回忆,但大致情况确实存在。揆诸实际,民国大学新文学之所以难进课堂,除师资一方面原因外,我们从苏州中学的国文教育实际情况可看出,学生素质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若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完整熏习经史子集,进一步深造后,由于之前接触新文学、白话训练较少,缺少情感与思维的训练,加之新文学自身的不足(学问因素较稀薄等),想亲近恐怕也是难事。
  参考文献
  [1]汪懋祖.苏中事业之回顾与展望[J].苏中校刊,1933(86).
  [2]钱伟长.难忘苏中:《百年苏中》序言[M]∥胡铁军主编.百年苏中·三元春秋.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3]汪懋祖.《苏中校刊》发刊词[J].苏中校刊,1928(1).
  [4]汪懋祖.苏中事业之回顾与展望[J].苏中校刊,1933(86).
  [5][6][7]参看金德门主编.苏州中学校史(1035~1949)[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121,84,121.
  [8][9]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学程纲要[S].苏州三元坊苏州中学总部,1930:1~2,2~3.
  [10]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教务处编.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教学概况[Z].江苏省立苏州中学,1932:8.
  [11][12]戴增元.三年来国文学科教学概况[J].苏中校刊,1930(48/49/50合刊).苏州中学高中三学年都极为重视文言文教学,笔者此处只节录高中第三学年学习范文。这些范文教师必须在课堂上讲授。
  [13]笔者根据1930年出版的《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学程纲要》综合归纳而来。
  [14]本文统计数据来自第1至54期《苏中校刊》,并不包括之后所出期刊。
  [15]详细论述可参考沈卫威.“学衡派”编年文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6]胡适.胡适全集:第23卷[M].郑大华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97.
  [17]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修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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