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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的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值此教师节之际，刊登李多钰先生的此《老师，我应该付你多少钱》，表示对天下教师的敬佩，祝天下教师教师节快乐！同时，也希望为人师表的教师、教育工作者、教育部门领导能够多多反思，以德育人]
多年的教育现实已经证明，全社会都不追求好的教育，只盲目追求好的学校，是一条不归路，这条不归路的尽头，就是教育的黑化。
一位朋友周末有事，托我去学校接她家的小朋友。这是一間准贵族的寄宿制学校，很远，开车从北京市中心过去要几十里地。我在校门口办了一些手续，顺利地接到了小朋友。但是，临走时看见的一幕，让我对这间学校的印象大打折扣：
有一位家长，当着自己孩子的面，隔着校门，给一位老师送红包，而那位老师，还大大方方地接过来，随口说了声谢谢。
给老师送红包这样的故事，不算什么新闻了，但是这一幕发生在这间据称还不错的学校的大门口，还是把我给惊着了，几乎脱口而出要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饱含情绪色彩的词语来形容。这得是多么习以为常的惯例，才会让家长、老师、学校都不以为意啊？他们竟然当着孩子的面干这种龌龊事儿，就好像这事儿跟买卖东西一样正常。莫非，他们觉得这样的惯例类似国外的小费——你睡完觉，糟蹋完房间，我帮你打扫了，你得在枕头上给我放两块钱，我很自然地揣进兜里，不然这活我干得就不乐意？
不过，即使是外国的服务员，也不太乐意你当面“打赏”吧，咱这又不是在清朝？还有，如果说出钱的目的是为了购买一样东西，送红包的家长到底要购买什么呢？
这么想下去，我发现实际上用买卖的原则并不能解释这红包到底为什么而送。于是我的理性迅速战胜了我的道德情绪，感觉给老师送红包这件事不简单，需要换一个思路仔细分析一下。
如果从家长的角度来看，那位千恩万谢的家长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在“打赏”（购买教育服务），哪有打赏打得那么窝囊的呀？她大概心里嘀咕了一晚上，不知道自己的红包封多了还是封少了，封多了，吃亏，封少了，怕孩子吃亏。所以，对家长来说，这种心态类似一种典型的行贿心态。对行贿者来说，衡量一个对方不能拒绝而又恰到好处的“出价”是一件关乎体面的大事，不然，吃亏还在其次，因为不懂行情而被别人暗骂傻瓜才是最让人难以消受的。
然而那位老师的心态肯定又跟家长不同，她肯定既不认为自己是在领赏，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受贿，她大约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学生的“丁权”，是一个领主在接受自己封地上理所应当的上供，或者起码也犹如一个地主可以按时收租。
事后，我和那位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证实了这点，她说这里的带班老师，每学期都要向学生公开索要红包，大家都给，不给的话孩子就会遭老师白眼。这说明，老师们是把红包当成“丁税”来收的。家长们把孩子送进我的班级，一个星期才来接一次，这就相当于自愿把孩子抵押给了我，我就拥有了一定程度的任意处置权。为了干预我的任意处置权，你可以出钱，让我的任意处置权倾向于保护你的孩子。所以对老师来说，红包实质上是一种“保护费”。
用保护费的原理来分析给老师送红包的行为，一切就引刃而解了。送红包的人为何唯唯诺诺？因为他们的孩子掌握在老师手里，需要得到老师的保护；收红包的人为什么理直气壮？因为他们掌握了家长最珍爱的孩子，他们可以提供保护。
在一所管理不善的学校，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就相当于送进了教育黑社会。家长虽然已经付了学费拿到学位，相当于有了接受教育的许可证，但要顺利接受教育，还要过老师这一关，如果老师不愿意好好教你，你有许可证也没有用，甚至可能得到比不接受教育还要糟糕的结果。这样的学校，相当于一个被老师的暗势力绑架的教育市场，有权势的老师或学校领导用潜规则支配市场运作，家长只有交了保护费才能让孩子顺利得到教育。
在这样的暗黑市场中，老师公开索要红包反而好一些，因为他们向家长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你只要向我额外付一笔钱就能顺利得到教育；家长接到信号以后，立刻行动起来，了解保护费的一般价码并向老师支付，以期自己的教育投资得以顺利进行，而不是最终收获一个教育废品。但是基于学校教务管理松紧的不同，公开索要红包的老师毕竟是少数，那些不公开索要红包的老师就更加令家长头痛，老师到底要还是不要？如果不要，为什么我的孩子老是被安排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而且老不换位置以至于得了斜视？老师到底想要什么？怎么才能顺利地把保护费交出？这些都成了需要大伤脑筋的事情。
不要低估老师的杀伤力，如果一个老师想孤立、伤害一个学生，容易得教人害怕。
我闺女小贝曾经告诉我，她小学时，有一个班主任，刚来接管她们班，为了树立威风，就想抓一个学生做典型。他的方法是，让所有学生绕着操场走，一边走他一边问：“谁破坏了班级的团结？”小贝因为个子高，站在第一个，也就第一个被问到，她不想说出那个名字，就问“可不可以弃权”，老师说“可以弃权”，小贝就表示弃权。之后也有同学跟着她表示弃权。
但是，弃权的同学马上发现，说了名字的人就可以坐下来歇着，不说名字的人就要继续走，她们只好不停地绕着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当这位新班主任再一次问继续走着的同学时，小贝只好投降，说了班主任想要的那个调皮男生的名字。班主任逼问她：“我第一个问你，你为什么弃权？”小贝只好违心说“因为我害怕某某某”。此后，那个调皮男生此后一直是这位班主任修理的对象。
这样的情节，每个有心的家长问问自己的孩子，都有一大把。
有关不标明价码的保护费，我可以拿《教父》这部电影的开场来作为范例，分析这种“无价码”保护费是如何运作的。
入殓师包纳萨拉来找老教父维多·柯里昂，希望他帮忙干掉那几个伤害了他女儿的流氓，他表示自己可以付钱给柯里昂，无论多少钱都可以。
包纳萨拉：我相信美国，美国使我发了财，而我以美国方式教养我的女儿……我视她如珠如宝……我像一个守法的美国人那样，我去报警……他们当天就没事了……我像个傻瓜似的站在法庭中，而那两个混蛋竟朝着我笑。于是我对我太太说：为求公道，我们必须去找柯里昂阁下。 柯里昂：你去报警前为什么不来找我？
包纳萨拉：你要我怎么样？你尽管吩咐，但求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柯里昂：帮你什么忙？
（耳语）
柯里昂：那个我办不到。
包纳萨拉：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柯里昂：我们相识这么多年，这是你第一次来找我帮忙。我记不起你上次是何时请我上你家去喝咖啡了，何况我太太还是你独生女的教母。我坦白说吧，你从来就不想要我的友谊，而且，你怕欠我的人情。
包纳萨拉：我不想卷入是非。
柯里昂：我了解。你在美国发了财，生意做得很好，生活过得很好，有警察和法律保护你，你不需要我这种朋友。但是，现在你来找我说，柯里昂阁下，请帮我主持公道，但你对我一点尊重也没有。你并不把我当朋友，你甚至不愿意喊我教父，你在我女儿结婚当天来我家，用钱收买我为你杀人。
包纳萨拉：我只是请求你主持公道。
柯里昂：那不是公道，你女儿还活着。
包纳萨拉：那么让他们像她一样受折磨。我应该付你多少钱？
柯里昂：包纳萨拉，包纳萨拉，到底我做了什么，让你这么的不尊重我？如果你以朋友身份来找我，那么伤害你女儿的杂碎就会受到折磨。你这种诚实人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那么，他们就会怕你。当我的朋友？
包纳萨拉：教父？
柯里昂：很好。他日我或需要你的帮忙，也可能不会有那么一天。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收下这份公道，作为小女结婚之礼。
包纳萨拉：谢谢，教父。
柯里昂：别客气。
（包纳萨拉出）
柯里昂：这件事交给……克里曼沙。我要用可靠的人，头脑清醒的人。我们不是谋杀犯，下手别太重。
在维多·柯里昂这里，保护费是用“人情”来收取的，我为你讨还公道，你欠了我的人情，等到哪一天我的某一件事情正好能够用到你的长项，你就要用你的长项来帮助我。这样的人情交换比金钱交易更容易建立关系网，而且可以避开法律惩罚。
如果说金钱交易是保护费的低级阶段，人情交换就是保护费的高级形式。这种高级形式在管理不善的学校里一般是学校领导的操作手段——我掌握了学位、推荐升学等优质资源，你想把孩子塞进来，进好的班級，或者推荐到好的中学，我要看一下你的身份是否对我有用，有没有背景有没有条子，以备将来之需。
有关给老师送红包这件事，相信我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要不要给老师送红包？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们要不要给老师交保护费？
答案看起来很简单：我们不仅不应该交，而且不应该把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不应该让孩子在带有黑社会气氛的校园中接受教育。
但是，假如没有选择呢？有人会这样问。他们会说：没办法，学位太紧张，能找到这间好一些的学校，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
问题是，你的孩子真的需要你费这样的力气送进那所“好一点”的学校吗？是不是正是家长们所追求的那所“好一点”的学校，最终导致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好学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乃至普通学位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优质学位也质量下滑呢？我虽然很难掌握真实数据，但是从身边的情况来看，普通学校的没落，是当下大城市中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所电脑派位的普通中学，每个班级每年只能招到20人不到，大量片区学生的家长为了追求“好一点”的学校，为孩子择校去了更远的名校。名校为了接纳更多的入学需求，每个班级的学位往往超编，而且大量采用多种合作形式建立分校。由于中国特有的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教育模式，很多分校或新建学校与本校之间并没有直接权属关系，发展上也并不衔接，管理上也基本上靠分校领导层的管理能力，学校管理实力参差不齐，于是红包学校应运而生。
多年的教育现实已经证明，全社会都不追求好的教育，只盲目追求好的学校，是一条不归路，这条不归路的尽头，就是教育的黑化。
如果一个学生从校园时代就开始学习用钱或权力购买优质资源，在他的眼中，这个社会肯定毫无公平可言，因为他根本难以想像，如果采用公平竞争的手段，他能否获得那个学位以及升学的机会。说到底，他被彻底摧毁了自信心。
家长们为什么会走上追求好学校的不归路？因为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这个以公立为主的教育体系突然打开了择校这个口子。所谓公立，用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按道理必须采用公平的入学模式，服务于最普通的民众，但是择校却用市场经济的模式说，你只要有钱或者有权，你就可以享有择校的特权。择校这个特权的游戏，就此成为家长们欲罢不能的教育之路。在教育制度性垄断的前提下，择校真的有什么意义吗？如果人们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择校根本就是一个完全扭曲病态并且违法的制度。
听说，北京的择校制度今年要取消了。我希望这是一个提倡教育公平的信号，是一个扭转教育黑化的信号。然而，我们也都明白，教育如果一天不打破制度垄断，引入更自由的办学机制，我们就一天得不到真正的公平、发展、繁荣的教育。仅仅取消择校，肯定是无法解决人们接受更好的教育的需求的。
但愿，取消择校不是要让非京籍人士彻底断了在京读书可能性的权宜之计。但愿所有的家长都不必再为教育特权支付保护费。
多年的教育现实已经证明，全社会都不追求好的教育，只盲目追求好的学校，是一条不归路，这条不归路的尽头，就是教育的黑化。
一位朋友周末有事，托我去学校接她家的小朋友。这是一間准贵族的寄宿制学校，很远，开车从北京市中心过去要几十里地。我在校门口办了一些手续，顺利地接到了小朋友。但是，临走时看见的一幕，让我对这间学校的印象大打折扣：
有一位家长，当着自己孩子的面，隔着校门，给一位老师送红包，而那位老师，还大大方方地接过来，随口说了声谢谢。
给老师送红包这样的故事，不算什么新闻了，但是这一幕发生在这间据称还不错的学校的大门口，还是把我给惊着了，几乎脱口而出要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饱含情绪色彩的词语来形容。这得是多么习以为常的惯例，才会让家长、老师、学校都不以为意啊？他们竟然当着孩子的面干这种龌龊事儿，就好像这事儿跟买卖东西一样正常。莫非，他们觉得这样的惯例类似国外的小费——你睡完觉，糟蹋完房间，我帮你打扫了，你得在枕头上给我放两块钱，我很自然地揣进兜里，不然这活我干得就不乐意？
不过，即使是外国的服务员，也不太乐意你当面“打赏”吧，咱这又不是在清朝？还有，如果说出钱的目的是为了购买一样东西，送红包的家长到底要购买什么呢？
这么想下去，我发现实际上用买卖的原则并不能解释这红包到底为什么而送。于是我的理性迅速战胜了我的道德情绪，感觉给老师送红包这件事不简单，需要换一个思路仔细分析一下。
如果从家长的角度来看，那位千恩万谢的家长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在“打赏”（购买教育服务），哪有打赏打得那么窝囊的呀？她大概心里嘀咕了一晚上，不知道自己的红包封多了还是封少了，封多了，吃亏，封少了，怕孩子吃亏。所以，对家长来说，这种心态类似一种典型的行贿心态。对行贿者来说，衡量一个对方不能拒绝而又恰到好处的“出价”是一件关乎体面的大事，不然，吃亏还在其次，因为不懂行情而被别人暗骂傻瓜才是最让人难以消受的。
然而那位老师的心态肯定又跟家长不同，她肯定既不认为自己是在领赏，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受贿，她大约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学生的“丁权”，是一个领主在接受自己封地上理所应当的上供，或者起码也犹如一个地主可以按时收租。
事后，我和那位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证实了这点，她说这里的带班老师，每学期都要向学生公开索要红包，大家都给，不给的话孩子就会遭老师白眼。这说明，老师们是把红包当成“丁税”来收的。家长们把孩子送进我的班级，一个星期才来接一次，这就相当于自愿把孩子抵押给了我，我就拥有了一定程度的任意处置权。为了干预我的任意处置权，你可以出钱，让我的任意处置权倾向于保护你的孩子。所以对老师来说，红包实质上是一种“保护费”。
用保护费的原理来分析给老师送红包的行为，一切就引刃而解了。送红包的人为何唯唯诺诺？因为他们的孩子掌握在老师手里，需要得到老师的保护；收红包的人为什么理直气壮？因为他们掌握了家长最珍爱的孩子，他们可以提供保护。
在一所管理不善的学校，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就相当于送进了教育黑社会。家长虽然已经付了学费拿到学位，相当于有了接受教育的许可证，但要顺利接受教育，还要过老师这一关，如果老师不愿意好好教你，你有许可证也没有用，甚至可能得到比不接受教育还要糟糕的结果。这样的学校，相当于一个被老师的暗势力绑架的教育市场，有权势的老师或学校领导用潜规则支配市场运作，家长只有交了保护费才能让孩子顺利得到教育。
在这样的暗黑市场中，老师公开索要红包反而好一些，因为他们向家长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你只要向我额外付一笔钱就能顺利得到教育；家长接到信号以后，立刻行动起来，了解保护费的一般价码并向老师支付，以期自己的教育投资得以顺利进行，而不是最终收获一个教育废品。但是基于学校教务管理松紧的不同，公开索要红包的老师毕竟是少数，那些不公开索要红包的老师就更加令家长头痛，老师到底要还是不要？如果不要，为什么我的孩子老是被安排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而且老不换位置以至于得了斜视？老师到底想要什么？怎么才能顺利地把保护费交出？这些都成了需要大伤脑筋的事情。
不要低估老师的杀伤力，如果一个老师想孤立、伤害一个学生，容易得教人害怕。
我闺女小贝曾经告诉我，她小学时，有一个班主任，刚来接管她们班，为了树立威风，就想抓一个学生做典型。他的方法是，让所有学生绕着操场走，一边走他一边问：“谁破坏了班级的团结？”小贝因为个子高，站在第一个，也就第一个被问到，她不想说出那个名字，就问“可不可以弃权”，老师说“可以弃权”，小贝就表示弃权。之后也有同学跟着她表示弃权。
但是，弃权的同学马上发现，说了名字的人就可以坐下来歇着，不说名字的人就要继续走，她们只好不停地绕着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当这位新班主任再一次问继续走着的同学时，小贝只好投降，说了班主任想要的那个调皮男生的名字。班主任逼问她：“我第一个问你，你为什么弃权？”小贝只好违心说“因为我害怕某某某”。此后，那个调皮男生此后一直是这位班主任修理的对象。
这样的情节，每个有心的家长问问自己的孩子，都有一大把。
有关不标明价码的保护费，我可以拿《教父》这部电影的开场来作为范例，分析这种“无价码”保护费是如何运作的。
入殓师包纳萨拉来找老教父维多·柯里昂，希望他帮忙干掉那几个伤害了他女儿的流氓，他表示自己可以付钱给柯里昂，无论多少钱都可以。
包纳萨拉：我相信美国，美国使我发了财，而我以美国方式教养我的女儿……我视她如珠如宝……我像一个守法的美国人那样，我去报警……他们当天就没事了……我像个傻瓜似的站在法庭中，而那两个混蛋竟朝着我笑。于是我对我太太说：为求公道，我们必须去找柯里昂阁下。 柯里昂：你去报警前为什么不来找我？
包纳萨拉：你要我怎么样？你尽管吩咐，但求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柯里昂：帮你什么忙？
（耳语）
柯里昂：那个我办不到。
包纳萨拉：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柯里昂：我们相识这么多年，这是你第一次来找我帮忙。我记不起你上次是何时请我上你家去喝咖啡了，何况我太太还是你独生女的教母。我坦白说吧，你从来就不想要我的友谊，而且，你怕欠我的人情。
包纳萨拉：我不想卷入是非。
柯里昂：我了解。你在美国发了财，生意做得很好，生活过得很好，有警察和法律保护你，你不需要我这种朋友。但是，现在你来找我说，柯里昂阁下，请帮我主持公道，但你对我一点尊重也没有。你并不把我当朋友，你甚至不愿意喊我教父，你在我女儿结婚当天来我家，用钱收买我为你杀人。
包纳萨拉：我只是请求你主持公道。
柯里昂：那不是公道，你女儿还活着。
包纳萨拉：那么让他们像她一样受折磨。我应该付你多少钱？
柯里昂：包纳萨拉，包纳萨拉，到底我做了什么，让你这么的不尊重我？如果你以朋友身份来找我，那么伤害你女儿的杂碎就会受到折磨。你这种诚实人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那么，他们就会怕你。当我的朋友？
包纳萨拉：教父？
柯里昂：很好。他日我或需要你的帮忙，也可能不会有那么一天。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收下这份公道，作为小女结婚之礼。
包纳萨拉：谢谢，教父。
柯里昂：别客气。
（包纳萨拉出）
柯里昂：这件事交给……克里曼沙。我要用可靠的人，头脑清醒的人。我们不是谋杀犯，下手别太重。
在维多·柯里昂这里，保护费是用“人情”来收取的，我为你讨还公道，你欠了我的人情，等到哪一天我的某一件事情正好能够用到你的长项，你就要用你的长项来帮助我。这样的人情交换比金钱交易更容易建立关系网，而且可以避开法律惩罚。
如果说金钱交易是保护费的低级阶段，人情交换就是保护费的高级形式。这种高级形式在管理不善的学校里一般是学校领导的操作手段——我掌握了学位、推荐升学等优质资源，你想把孩子塞进来，进好的班級，或者推荐到好的中学，我要看一下你的身份是否对我有用，有没有背景有没有条子，以备将来之需。
有关给老师送红包这件事，相信我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要不要给老师送红包？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们要不要给老师交保护费？
答案看起来很简单：我们不仅不应该交，而且不应该把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不应该让孩子在带有黑社会气氛的校园中接受教育。
但是，假如没有选择呢？有人会这样问。他们会说：没办法，学位太紧张，能找到这间好一些的学校，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
问题是，你的孩子真的需要你费这样的力气送进那所“好一点”的学校吗？是不是正是家长们所追求的那所“好一点”的学校，最终导致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好学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乃至普通学位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优质学位也质量下滑呢？我虽然很难掌握真实数据，但是从身边的情况来看，普通学校的没落，是当下大城市中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所电脑派位的普通中学，每个班级每年只能招到20人不到，大量片区学生的家长为了追求“好一点”的学校，为孩子择校去了更远的名校。名校为了接纳更多的入学需求，每个班级的学位往往超编，而且大量采用多种合作形式建立分校。由于中国特有的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教育模式，很多分校或新建学校与本校之间并没有直接权属关系，发展上也并不衔接，管理上也基本上靠分校领导层的管理能力，学校管理实力参差不齐，于是红包学校应运而生。
多年的教育现实已经证明，全社会都不追求好的教育，只盲目追求好的学校，是一条不归路，这条不归路的尽头，就是教育的黑化。
如果一个学生从校园时代就开始学习用钱或权力购买优质资源，在他的眼中，这个社会肯定毫无公平可言，因为他根本难以想像，如果采用公平竞争的手段，他能否获得那个学位以及升学的机会。说到底，他被彻底摧毁了自信心。
家长们为什么会走上追求好学校的不归路？因为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这个以公立为主的教育体系突然打开了择校这个口子。所谓公立，用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按道理必须采用公平的入学模式，服务于最普通的民众，但是择校却用市场经济的模式说，你只要有钱或者有权，你就可以享有择校的特权。择校这个特权的游戏，就此成为家长们欲罢不能的教育之路。在教育制度性垄断的前提下，择校真的有什么意义吗？如果人们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择校根本就是一个完全扭曲病态并且违法的制度。
听说，北京的择校制度今年要取消了。我希望这是一个提倡教育公平的信号，是一个扭转教育黑化的信号。然而，我们也都明白，教育如果一天不打破制度垄断，引入更自由的办学机制，我们就一天得不到真正的公平、发展、繁荣的教育。仅仅取消择校，肯定是无法解决人们接受更好的教育的需求的。
但愿，取消择校不是要让非京籍人士彻底断了在京读书可能性的权宜之计。但愿所有的家长都不必再为教育特权支付保护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