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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二十年的同学会我没去。一般人听到这话的反应是：哦，混得不好。
对，我不光混得不好，还缺乏想要混好的上进心。所以总是企图远离人群，特别是熟人圈子。
上大学的时候，主观上我自认为也没存在感，那时年龄小，又懂事晚。16岁入学到20岁毕业，混沌地凭本能活着，啥都不看在眼里，啥都没有自我重要。作为年龄最小的，又是被学校作为写作特长生特招入学的学生，一段时间内，客观上，我还挺招人耳目。
二十年过去，混得不好，也没有想见的人。参加同学会去干什么呢？缅怀逝去的青春？争当最佳捧场王？重建有用的社会关系？想起来都感到兴味索然。所以，从收到通知，我就没动摇过不去参加的念头。
拜信息發达所赐，我这个边缘人并没被同学会遗忘。
在微信同学群里，长达三天的聚会，凡属中文系人类的情感情绪，在手机屏幕上以表情包、文字、照片、动图、短视频，乃至直播的方式，既碎片化又连续性地全方位上演。学校各有不同，同学会却都是相似的。青春年少时的意气、暧昧、争执、误会都被撩拨出来，添油加醋再次翻炒，平添许多观赏性。这些，都在意料之内。
没想到的是，有人“艾特”我，还不是一个人。
先“艾特”我的人是李晴，我们大学班长大人的老婆，也是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同学。
李晴在群里“艾特”我：小八，怎么不来？没容我想好是装没看见还是找个什么理由，屏幕上唰唰地排起了队，半个班的人都在问：“小八，怎么不来？”
“小八”这个名字，是我在大学时同学们对我的称呼。那时大学宿舍很拥挤，八个人住一间28平方米的宿舍。住哪一间、跟谁住，由学校统一安排。八人齐聚，先分长幼，我排最末。顺理成章被叫作“小八”。
那个年代，人们还不像现在这样视年龄为洪水猛兽。女生宿舍里，每个人都能坦然面对大小长幼。
正处在母爱酝酿期的女大学生们，很照顾我的生活。具体的体现，是在早晨争相给我梳头。不管我是不是愿意，她们给我本来清汤挂面般的齐耳短发上别上彩色的小发卡，或者用彩色皮筋扎起小揪揪。这样的造型和小物件，强化了我的幼稚和土气。
好在那时的我从不照镜子，浑不在意自己的外貌。因为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内在美大于外在美，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是绣花枕头一包草。一切外在的对于自身容貌的人为修饰，都是虚荣可耻肤浅无聊的。
可想而知，当现在“颜值即正义”“颜值就是生产力”的价值观振聋发聩地彰显的时候，我多么像一个旧时代的傻瓜。
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我从“林小枫”变成了另一个叫“小八”的人。
回过头看，的确，那四年的林小枫处在人生的脱轨期，性情、口音、风格甚至相貌都似脱胎换骨。而神奇的是，四年之后，随着毕业，小八适时地消失了，林小枫重回，仿佛一列火车在运行的弯道中腾空一瞬，然后又落回轨道，继续按照既定路线行驶。
看着手机屏幕上一串对小八的“艾特”，我知道那就是一帮喝大了的人在跟着起哄，也知道自己心里泛起的感动很肤浅。不过，不管怎样，我不能再装看不见。
“家里没人带娃，娃他妈走不开呀！”
这是我近些年推掉社交活动的主要理由，直接而有效。有效到邀约的人可以不用再做任何努力，只需轻松地回复：哦，好吧，那下次再约。这次也不例外，只是在我打字的工夫，一些同学会上互拍的喝酒的丑照、一些醉话已经刷出好几屏。
老公对我不去参加同学会表示了轻度的不理解。开初还说了一些“看看当初的校园，见见老同学是人生中很宝贵的机会”等场面话。但我知道他只是借此表达他的道义良知以及对我的关怀。我这么一个把家庭生活操持得井井有条的主妇，出行三五天，对于他这么个远庖厨的君子，实在麻烦得很。但这并不妨碍他评价我：你这人吧，什么都好，就是有点“独”！
还好不是“毒”，“最毒妇人心”的“毒”！
虽然话头上没吃亏，怼了回去，但心里多少有点异样：我是不是有点儿孤僻？儿子跟小朋友相处不好会不会是受了我的影响？要不要开朗随和一点儿做个好榜样……
我现阶段考虑任何事情，最后都会落脚在儿子这里。自从给人当了妈，社会上所有能说话的人，所有白纸黑字，都在教育我：“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在我看来，我其实更像是我父母的哈哈镜，外在的行事风格变形得厉害，内核却相差无几：敏感而胆怯，自傲加自卑。
到了儿子这儿，我不敢打哈哈了。给人当妈实在是一件责任最为重大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自信能胜任这个差事。我战战兢兢，丝毫不敢怠慢，对任何可能对他成长造成不利影响的理论说法持宁信其有的态度，小心规避任何可能的风险。唯求无过，不敢求有功。
为了儿子，我打算变得开朗外向一些，至少看上去像。
左思右忖，刷刷手机，发现就算我“独”，却并不是独一人。没去参加同学会的有七八个。女生里头，当年的系花高敏、三好学生蔡卓妍、才女李维，还有因为行为不端差点被劝退的周雨欣，不光没参加同学会，连不能参加的原因都没在群里说。
再刷下去，发现比我还要少言寡语的是高敏和蔡卓妍，她们自从被班长拉进班级群后，居然一声都没出过，“三天可见”的朋友圈里也不见任何踪迹。
不得不说这些发现让我心安了很多，我承认我“独”，但绝不是最“独”的那一个呀！
我把这些发现一一说给老公，他的注意力发生了位移，让我说说“系花”什么样，以及怎么个“行为不端”。好吧，在不断雌性化的世界里还能保持“直男”趣味，我就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吧。
说起来呢，这几个女生，包括李维、周雨欣，可都算是那时班里系里的女生模范呢。共同点是学习都好，除此又各有特点。
高敏完全是琼瑶加三毛小说里走出来的优质女生形象。盈盈一握的纤腰束在斜纹棉布裙里，娉婷走在林荫路上的背影，可以让路人在脑子里演绎一出初恋故事。转过身来，藏在三七分长直发里的巴掌大的小脸，五官精致，因为缺乏表情而显得耐人寻味。 配合清丽秀美的容貌，高敏还有着笔挺的身姿。坐在课堂上的她永远腰杆儿笔直，她的成绩跟她的腰杆儿一样，傲视着我这样的学渣。
高敏特有的那种震慑人的气场，使她显得鹤立鸡群。当她安静地坐在图书馆或自习室时，方圆五米内的男生都会不自觉地屏住粗壮的呼吸，以致大脑缺氧举止发僵，磕碰声不断。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坐在草坪上用吉他弹唱《光阴的故事》的樣子，简直就是美好大学生活的海报画面。
相比高敏的耀眼，蔡卓妍在外貌上很普通。瘦瘦的她来自湖南，身上却没有湖南妹子的娇蛮火辣，她的模范作用在于极端的自律和极端的好脾气。自律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在蔡卓妍的时刻表上，每天做的每件事的误差不会超过五分钟。无论冬夏，清早必定五点半起床去跑步，六点半洗漱、背单词、吃早饭，七点半准时坐进教室，没课的话就去图书馆。要知道，大学文科生是最能睡懒觉的，以至于讲无为而治的《老子》的教授为了维持课堂的上座率，很不体面地采取了上课点名的手段。
相比早起，对文科生来说，更难的是早睡。而蔡卓妍雷打不动的上床时间是晚上十点一刻，待十点半宿舍熄灯，从她的蚊帐里，必定传出均匀平静显然进入睡眠的悠长呼吸。
我曾经问过蔡卓妍，从上床到熄灯睡着之间的那十五分钟，她在干吗。蔡卓妍告诉我，那是她的冥想时间。
诡异的是，白天里平静如水的蔡卓妍，每晚于安详的冥想中睡去，却常常在深夜不自知的时候与梦魇较劲。
我那时过的是夜猫子般的生活，通常都在凌晨两三点才睡。也因为如此，我听过很多次她在梦呓中，用含混的湖南方言哭泣、控诉。她的身体在床板上迅猛地翻动、抽搐，躺在下铺的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簌簌抖动。
四年同居生活，相信宿舍里的另外七个女生也都或早或晚地发现了蔡卓妍的不平静的夜。但回想起来，我们从未谈论过，我想那不仅仅是因为女大学生们的善良，还因为正在青春中的我们，本能地回避那些隐藏在阳光下拧巴的甚至狰狞的暗影。
唯一出卖了蔡卓妍表面的波澜不惊的，是她苍白的眼睑下总浮着的两抹青色。
尽管有着迥然不同的日与夜，蔡卓妍的作息生活，始终保持着四年如一日。即便是圣诞节、元旦、五四青年节这些个大学校园的狂欢日也不例外。同样稳定的，是她的学习成绩名次，一直在全班第二至第四名之间。老师们但凡说到“刻苦”一词，眼光必定要朝向她。
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多半崇尚的是桀骜不驯。墨守成规刻板生活的蔡卓妍显然是个异类。不过呢，校园里各样的奇葩都有，她即使异类，但并不让人讨厌，也不会被议论。何况蔡卓妍总是笑口常开、乐于助人，是我们这拨女生里人缘儿最好的。从好人缘儿的角度看过去，蔡卓妍的刻板，就有了特立独行的色彩。
周雨欣的模范之处，除了成绩与蔡卓妍不分伯仲，还有她的温柔婉约。
从江南水乡宜兴来的周雨欣，真是肌肤胜雪，吹弹得破。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对淡淡的蛾眉，鼻梁往上，完全是个古典美人。可惜的是颌骨太宽，且鼻梁扁塌，又有点微微的兜齿儿。这么一张脸，就构成了一张自相矛盾的脸，一张令人遗憾的脸。
我猜周雨欣对自己的相貌有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修改欲望，因为她总是低着头，用下垂的长发遮住过宽的脸颊。
我还看到她晚上用塑料发卷卷起发梢，小心翼翼地用一个姿势睡到天亮。第二天早晨拆掉发卷的时候，发丝上就有了优美的曲线，随着款摆的腰肢，在她的肩头弹动。她说话也是小小声的，笑起来时会用手背掩住嘴，而跷着的那几根手指，指尖的部分，在合适的光线里，像婴儿般散发着近乎透明的光晕。
就是这么一个温柔娴静的女生，却很奇怪地有个毛病——偷东西。
从我听来的议论中，周雨欣家里还是条件挺好的那种，她穿的用的在同学中都算是比较高档的。所以她的偷，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癖”。这个癖好的被发现，迟至大学第四年。之前的三年多，总有人向舍监反映丢东西，但谁也没想到小偷，而且是惯偷，竟然是这么一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女生。
富有戏剧性的是，抓到小偷现行的舍监原本是要报案的，却被我们当时的班主任给拦住了。理由是家丑不可外扬，作为著名的高等学府，还是内部处理比较好。
于是，在经历了多次长时间地做思想工作后，约谈变成了谈心，谈心发展成了谈恋爱，及至刚刚毕业，周雨欣被班主任火速娶回了家。“内部处理”自此在中文系有了双重含义，并成为了用于纪年的标志性事件。
才女李维，模范在有才，文学才华。
李维和我一样，是被学校作为写作特长生免试特招的。说老实话，我觉得她比我有思想多了，因为她能驾驭中长篇小说的写作，而且从很早就开始读一些艰深的文学理论书籍，在文学阅读方面涉猎很广。从她嘴里说出的很多国外作家和作品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这一点令我这个从西北偏远省份来的土气姑娘深感自卑。
李维还有个哥哥，比她大两岁，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李维显然对她哥极为崇拜，常常在宿舍里给我们读她哥写来的信，多是谈电影、先锋艺术，还有北京。很多振聋发聩的名字，还有新潮的语汇。我虽然听得一知半解，却并不妨碍我热切的羡慕之情。因为我没有哥哥，我的两个姐姐在那时的我看来，极为无趣。
李维有时也给我们读她写给她哥的信，她哥叫李远，李维在书信里称呼他“远兄”。这个名字和这个称呼让我觉得真是太典雅了，远离了一切低级趣味，充满大气和情怀。
李维写小说，我写诗。但跟她不同的是，自从进了大学，我就耻于说自己写诗，甚至耻于谈起文学和写作。我喜欢一切解构深刻、解构高尚的东西，喜欢有事没事嘟囔一句：“真他妈没劲！”
李维也会对一切装×的事情给予嘲讽，但她的嘲讽是有内容的，不像我，只会爆句粗口。从跟李维认识到最后毕业，我始终处于心理劣势。除了自愧弗如，还因为我们的初次见面无比尴尬。
刚刚入校，认了宿舍，我搬着脸盆蚊帐凉席等在小卖部买的杂物，跌跌撞撞进了宿舍。安顿行李的时候，一直盘腿坐在斜对面下铺的李维问到我的名字，她说：“哦，你就是林小枫啊？”一向讷于言辞的我，鬼使神差，回了一句：“啊，是呀，特别失望吧？” 李维当时没有回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不是吗？听到这样的回话，正常人的正常反应，一定是：“你以为你谁呀？”
没错，刚说完我就把自己给惊着了，但话如泼水，即便暗地里抽自己两耳光也挽回不了当时的丢人现眼。很长时间我都想不通自己怎么会说出那么愚蠢又自大的话，待到历过人事，回头去看，才知道那时的我，是多么拧巴的一个人，被自卑与自尊的两极拖拽着，踉跄懵懂地活着。
上大学之前，我的确是模范女生，绝对的乖乖女，听家长和老师的话，成绩优秀，举止恰当。读的都是书单上的书，写的是命题作文。因为那时是诗歌流行的年代，而且我的老父亲为了我能永葆纯洁的童心，给我出的课外命题作文的体裁，要么是诗歌，要么是童话。
高中前，在父亲的操持下，我已经出了五六本个人作品集，得了几个全国性的诗歌奖文学奖。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是“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明日之星。用我母亲的话来说，我是“她的骄傲，她的精神支柱”。
骄傲的父母亲不知道的是，进了大学，在两千两百公里外的校园里，我却不再写作，也不再学习，我成了逃课最多的学生。
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常常看通宵电影夜不归宿。我还跟学校里成人作家班的所谓作家们混在一起到处游逛。我相信把我招进去的系主任肯定肠子都悔青了，我们的下一届没有再招收写作特长生，不知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反面案例。
年幼无知的我，当时只知道真他妈自由快乐！虽然快乐里掺着隐忧，但得过且过的危机感，更助长了我一时的离经叛道。
对，只是一时。
这一时的脱轨生活，藏在我的青春时代，因为没有手机，没有微博、微信、朋友圈，没有无处不在的镜头，而得以完整地藏匿在时间深处。除了有限的几个同学和老师，再无人知晓。
每当想起那段时光，我便暗自庆幸甚至得意。我得意的，不是从一个模范女生成了连学位都没能保住的学渣，而是仗着遥远的物理距离，我竟然有胆脱轨，成为另一个人。另一个随心所欲活着的人。
四年大学转眼而过，因为成绩差加上不求上进，不靠拢辅导员班主任系主任，不参加社团，不积极联系单位，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没能拿到学位，只得了一张毕业证，便被发回原籍工作。重新回到西北那个偏远的小城市，回到父母的羽翼之下。
相比四年前离开的时候，我变得心平气和，不再有太多无来由的愤懑和委屈。我有了自己的主意，这个主意的核心，就是怎么样离开家，离开父母，离开得越远越好。
为了能够离开，我以桀骜不驯的姿态，跟我供职的报社主编吵了一架。虽然这位主编平素有自以为是的毛病，但怎么着也算是个不错的领导，有理想也能务实。报社虽小，但正赶上媒体吃香的年代，福利很好，工作满一年转正，就能分到一套市中心的房子。只是这些好处，在我看来连鸡肋都不是。那时的我，远走高飞是第一要务。
为了能远走高飞，我利用了主编，也利用了父亲“输什么也不能输气节”的文人气。
我写了篇言辞过激注定会被枪毙的稿子向主编挑衅，然后跟父亲抱怨主编势利庸俗压制人才。趁着父亲愤慨不已时，我提出要去北京发展，广阔天地定有作为。就这样，我在母亲的涟涟泪水中，连离职手续都没有办，就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七月一日，绿皮火车的车厢里，电风扇嗡嗡地转着，从敞开半扇的车窗里，滚烫的空气夹杂着烟尘长驱直入。我躺在硬卧车厢的上铺，脑袋顶上的喇叭里，轰鸣着激昂的朗诵和革命歌曲。那些旋律无比契合我当时亢奋的心境。从此，我对主旋律歌曲有了親近感，隐秘的亲近感。
我对高敏、周雨欣、蔡卓妍和李维在大学时代的描述，使我的丈夫感到新鲜有趣，勾起了他想见见本尊的好奇心。他甚至怂恿我多跟同学们联系，特别是这几个“有意思”的女同学，人家要是来北京出差或者旅游，可以请到家里来坐坐。
而对于自己在大学时代的样子，我只字未提。人与人之间，误解是常态。夫妻之间，柴米油盐上合得来就已经难得，何况我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自己的变化是怎么回事。
我其实做好了准备，他如果追问我在大学时代是什么样。我的策略是任意遮掩或者干脆重新剪辑，随意粉饰。毕竟，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时光，我负得了责。
显然我过虑了，十几年的共同生活，早已磨去了他对我的好奇心。中年人的视野里，往日不可追，前路已注定。我们在当下，闲聊别人。
我以为，聊到这里，也就可以画句号了。没想到，一个星期后，远在美国的蔡卓妍回来了。不光回来了，还跟我喝了一顿酒，入肺入腑地聊了一场。
蔡卓妍在大学的时候，就属于“托派”。“托派”是当时我们对于努力学英语，永远在准备参加托福考试，立志要出国留学的同学的称呼。
刚刚从西北小城来的我，还是刚刚听说有这样的事。让我惊奇的不是通过考试可以出国，而是只比我大两三岁的同学，他们竟然能如此进取和自觉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并为之付出努力。而彼时的我，完全沉溺在混乱无序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不能自拔。
蔡卓妍考托福考了两次，为了凑考试的费用，她过得很俭省。她从不吃零食，每餐早早去食堂，为了打到价廉物美实惠的饭菜。她每天还记账，细到角和分。那个时候分币还在用，但也几乎可以忽略了。
毕业的时候，灰溜溜回原籍的我，比照拿到美国大学offer的蔡卓妍，在学校是努力型学霸与放任型学渣的典型。我羡慕蔡卓妍的去向，却不羡慕她的努力，我甚至在私心里认为她的克勤克俭，是对大学时光的浪费，她再显得怎么优秀，也只是庸人里的优秀。
——没错，这就是无知而颓废的我，在20岁时候的真实想法。
对蔡卓妍的看法，甚至轻视，我相信蔡卓妍是有所感的。我们俩睡上下铺，关系始终淡淡的。那时猫在宿舍最多时间的人，我是一个，李维是一个，其次是周雨欣和赵慧。
赵慧是宁波人，她操着所有人都听不懂的温州方言，谈了一个隐秘的恋爱，以至于刚毕业没到离校的时候，就远嫁去了荷兰，留下我们目瞪口呆。 我们四个人在宿舍里耗着，是为了打扑克牌。而为了躲避我们大呼小叫地打牌，蔡卓妍就尽可能地少待在宿舍，以至于连漫长的夏日午睡，她也宁可在自习教室里伏在桌上解决。
那时，我不理解她的努力。她也不理解我的颓废。
这种情形持续了多年。
毕业后，十分有责任感的班长搜集编印了全班同学的通信录，并每年校订更新，寄送给大家，以期茫茫人海不要失联。
正是因为有这本通信录，在毕业后的若干年里，凡是来北京出差的同学，只要不是当年很生分的，多半都会联系我，让我相信这个世界是被有心人连缀共存的。如果人人都像我，恐怕人类社会还未建立就已消亡。
逢有同学联系，通常我会请对方吃顿饭，用一顿饭的时间，聊聊当年和今夕。身在首都，以至于我这个被动的人，竟也知曉了不少消息。
蔡卓妍从毕业去了美国，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在每个元旦前都会给同学写明信片。我也有幸收到她的问候。
在毕业后的十多年间，每年元旦前后，都会有一张远渡重洋，被风尘摩挲过的明信片寄到我的手上。那张折角窝边、颜色混浊、满载信息的卡片，仿佛呼啸着由另一个世界穿越而来，在我平庸无聊的生活上，撞出一个陨石坑。
“亲爱的小八”，蔡卓妍在明信片上这么称呼我。
我的直觉里，这个称呼不仅仅是出于洋派的惯例，这里面有亲近的成分，甚至，成分还挺高。每次看到，我都会被打动。
在明信片有限的空白里，蔡卓妍总是写满字，内容是她在一年里的变化。如果把那些年她寄给我的明信片顺序摆出，就是一份完整的履历：她读新闻研究生;她毕业了，进了一个小电视台做编辑;她换工作了，在一家报社;她重新上学了，专业是计算机编程，她的数学吊打所有欧美的同学;她进入新媒体行业了……
给蔡卓妍的回复，我从不用明信片。我会写在有浅淡横线的白纸上，三折后塞进信封，用胶水密封，再把邮票贴在封口上，就好像给门贴上封条一样。
通常我会写一页半纸，字数要远远多过蔡卓妍那明信片上的，而信件里实质性的内容却又少得可怜。最多的内容，是一些东拉西扯我所知的同学们的近况。当这部分内容不够写到一页纸时，就只能用一些当时的社会事件来凑数，也仅仅是叙述，不加入自己的评论。
在我的空洞的信件的开头，我写下：“卓妍，你好。”之后，往往需要好一会儿工夫，才能写出第一段，以便顺利过渡到同学的八卦或是社会新闻。这第一段，需要说说我，我的生活，这很难。倒不是没什么可说的，毕竟我的生活还不至于到死水一潭毫无波澜的程度，而是我觉得我和卓妍，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彼此，特别是，她不会理解我。
我们的差别，就像是把自己的生活写在人人可见的明信片上面，和把自己的笔迹牢牢地密封在信封中一样，那么大的差别。
世间所有的事情，有开始，就有结束。我不记得是哪一年，蔡卓妍没有寄例行的明信片给我。是她忘记了吗？还是她终于没有耐心再敷衍我？或者就是我选择性遗忘，是前几个元旦，收了她的明信片我却没回信。总之，我们之间的单线联系结束了。
从别的同学那里，我断续听到的关于蔡卓妍的消息，是她年纪轻轻的弟弟因为车祸忽然离世了，还有她结婚没两年就离婚了。再有，就是她的事业如日中天，以至于她的就职演讲都流传到国内了。
我和我的大学同学们都已是中年人，大部分分散在媒体行业还有行政机关，成了单位的中层、中上层，不再热衷于跑新闻拜码头这些个出差的事儿。再或者就是有了一定的身份，有了更多更需打点的社会关系，总之联系见面的同学少了，微信群里，大家见“表情”如面。
蔡卓妍在微信上忽然申请“加”我，是让我没想到的事。她在添加申请里写着“我是卓妍”。
及至见面后，我才知道，卓妍的来访，是为了公事。所以，如果没有公事，我们也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十多年，我一直在一个外资的慈善组织工作，机构很小，事情不多，任务简单。因为创始人很严谨，几十年下来，机构在国际社会也算有了点声誉。
卓妍目前供职的，是美国一家传播公司，他们主打的视频演讲和公开课，在全球广为传播，备受追捧。即使像我这样封闭的人，也曾在中午就着单位的盒饭看过几期。那些演讲嘉宾要么是某一领域的佼佼者，要么是某一新兴领域的开创人，要么是做出了某些足以给社会带来改观的大神。卓妍在这个公司是负责推广的高管。她的华人背景，使她也兼顾中国区内容的合作。
卓妍联络我，是因为她们正在策划一系列有关慈善在全球的演讲，我所在的小机构被选中作为中国内地的一个备选样本。蔡卓妍就是以策划者的身份来跟我做前期沟通调研，看看后续能否合作。
搞合作，是我们这个年代中年人之间想要主动联络故人的主要动力。但这个原因，卓妍开始并没有说。她只说要来北京，方便的话见一面。
对于这个“见一面”，我其实是抗拒的，因为不知道单独的见面，我们能聊什么。我不是个爱聊天的人，尤其不善于聊闲天儿。我是那种被认为很容易“把天儿聊死”的人。为了避免跟蔡卓妍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局面，我做了一件这么多年没做过的事：攒局。
我主动联络了在北京工作的和经常在北京的五个同学，想着混在几个人里，一餐晚饭的工夫，跟着打打哈哈，起个哄，基本也就不用说什么了。但应了句老话：“懒人不出门，出门天不照应。”从来没主动约过同学聚会的我，出师不利，竟然五个里有四个都来不了。好在剩下的那个在国企当工会主席，能言善道，一个顶仨。
谁知到了聚会的前一天，剩下的那个同学也说来不了了。原因很应景：调查组刚刚进驻他们单位，领导要求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实时待命，且不得出入任何高档消费场所。
卓妍这次来北京，住的是她们公司给定的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的聚会也就定在饭店二楼的日本料理店。算是高档消费场所。
这时，蔡卓妍已经在飞机上了，我再是不通人情世故，也知道不能跟着撤，只能单独见见了。何况，人家蔡卓妍单线联系的我，提出要见面的。 香格里拉饭店在北京西三环，我从东二环单位下了班，往那里去的路上，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作“硬着头皮”。我预设了种种话题，主要是这些年听到的老同学们的各种八卦消息。同时我还想要不要取消日餐厅的预订，改到一楼自助餐厅？吃自助的好处，是得自己去取餐，走来走去的花时间，再说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一些时间也就混过去了。
拿定主意，我很乐观地告诉丈夫，大概九点左右就能回到家。
到了酒店，在大堂等蔡卓妍下来的时候，很奇怪的，我的心重重地跳了两下。我几乎听到哐哐的声音，简直不明白自己这是什么情况，一把年纪见个二十年前的女同学，怎么搞得像小女生要见心上人似的。
不容我分辩自己，背后一个女声叫：“小八！”
转身看去，花团锦簇的酒店大堂插花旁，站着一身黑衣的蔡卓妍。用流行的恭维话来说，她仿佛“冻龄”了。跟二十年前一样纤瘦的身材，一样过肩偏分的直发，一样明亮的星星眼，还有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笑容。只有定睛打量，才能看到她脸上薄薄的皮肤有些微的凹陷，以前常年盘踞在眼睛下面的青色淡了，一些细细的纹路隐藏在眼角，随着她的表情，时隐时现。
我相信蔡卓妍眼里的我，同样是大致模样在，细节已变更。显然，青春的胶原蛋白和岁月的网纹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着置换。
我们相互打量的时间短到一两秒，却也足够看清对方二十年未见的际遇，大致是好是坏。因为这是本能里的东西，进化了几十亿年的本能。
最终我们还是落座在清冷的日本料理店。我的小心思失算了，蔡卓妍对我要改为西式自助的提议断然否决，说是不想吃东西，只想清清静静地跟我聊聊天儿。
我倒是没有因為失算而沮丧，相反，她明确地说要跟我聊天儿，倒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不知道我们之间除了共同怀个旧，还能聊什么。
落了座，点了菜，茶水上来，蔡卓妍直接跟我说了她的来意。
“合作”这个词儿马上带来了公事公办的语境，我的一颗惧怕冷场尴尬的悬着的心放下了，同时也没来由的，有了一点儿失落和无聊。
我诚恳地应对了蔡卓妍关于合作的设想，负责任地告诉她，我会提供尽可能完整的资料给她，也会写邮件给老板，尽量促成合作，达成双赢。工作场合的语汇和对具体事务的探讨，消解了我们久别重逢的那一点点拘谨。
缺少烟火气的菜上了桌，我们的聊天也显得缺油少盐，没有滋味。我忘记了是怎么开始的，我和蔡卓妍，说起了我们各自的孩童和少年时代。仿若大水灌进蚁穴，情绪和故事密集地从地下涌出，说的人和听的人都进入了心悸和头皮发麻的状态。
事后，我在脑海中一遍遍梳理我和蔡卓妍的交谈，那些密集的话语像蛛网一般交织黏着，互为经纬，直到好多天后，我才理清楚我们各自讲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塑造了后来的我们，那些使我们成为别人眼中的模范女生的故事。
话头是从我儿子开始的。
实际上我并不愿意谈孩子，特别对方还是个离婚未生育的女强人。
要不怎么说蔡卓妍是女强人呢？她主动问起了我儿子的情况，要求看看我手机里的照片。在赞美了我儿子那小鼻子小眼睛的长相是“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后，她进一步问起了学习怎么样。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怎样，孩子总是跟学校和老师有点格格不入，而我也觉得学校管得太死，实在不适合男孩子的成长……
我沿着自己的思路，兀自絮絮叨叨，蔡卓妍忽然眉眼一立，截住了我的话头：
“你可不要顺着他去反抗老师，甚至反抗教育体制。这么做吃亏的只能是孩子！你要告诉他在自己弱的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顺应环境，迂回抵抗，暗地里强大自己，等有能力了再去对抗。别那么傻，把自己折进去。”
蔡卓妍突如其来的一番话情绪强烈，我愣怔片刻，一时不知如何应答。
其实根本也无须我回应，一种我没在卓妍身上见过的情绪，在那一刻推着她继续说下去，如河流倒淌，定要回到源头，才能止息。而我，目瞪口呆地听着，间或不可置信地追问一下。
事后回想起来，卓妍所说的那些她从小而来的经历，其实并无惊世骇俗之处，只是与我认识中的蔡卓妍判若两人。我一直活得敷衍，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做以貌取人的简单判断，所以，蔡卓妍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就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在不惑之年，我借着她这股劲儿，也回看一下自己，辨析因果，恍然大悟，理解了自己颓废荒唐的大学生活，可能是一剂解药，是一个对出身和出生进行消极抵抗的幻灭和觉醒。
蔡卓妍则与我不同，她是一个积极的迂回抵抗者，我们的出生际遇完全不同，她的迂回抵抗使她明智而努力，成为了社会公认的成功女性。而我的自暴自弃，使我得以补偿青春期该有的逆反与躁动，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小职员。
如果你好奇卓妍是怎么从模范女生变成模范女强人的，那么你可以接着往下看，以下是卓妍当晚的叙述，我原样呈现，是怕自己的转述扭曲了事实。
你上大学那会儿觉得我特别古板没意思吧？我也知道，但我认定了我得那么做。这就和我劝你不要放任儿子去抵触老师抵触学校甚至抵触体制是一回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太知道弱对强、大对小、鸡蛋碰石头的结果了。
你以为我很喜欢我们的学校吗？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尤其不喜欢上什么文学院念中文系。我小的时候想上的是戏曲学院。惊讶吧？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觉得我在说笑话。记得我在联欢晚会上唱黄梅戏吗？对，黄梅戏，我小时候最着迷的东西。着迷到什么程度呢？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偷偷跑到我们当地的黄梅戏剧团，说我是个孤儿，请他们收留我，我还表态，一辈子不要工资，只要让我吃饭和学唱黄梅戏就行。
你知道剧团里的人听了我的表白是什么反应吗？他们都没直接跟我说一句话，就嘻嘻笑着，相互挤眉弄眼，然后拿起电话打给派出所，让警察来把我领走。
不意外吧？是呀，成人世界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一个孩子的认真，在大人那里不就是个幼稚的笑话吗？可是当时我却吓得不轻，赶紧自己溜走了。又不甘心回家，就在剧团门口的树底下蹲着，一直到天黑了，也没看见警察来。 現在回想起来，剧团的人根本犯不上为这点事报警，他们就是吓唬吓唬我。我相信，看我溜走后，他们一定在门后爆笑，毫无心理负担地笑一个孩子的冒傻气。
那一天回家后，家里等着我的不是关心的安抚，而是关心的暴揍。对这顿揍，我那时一点儿也不意外。因为从不记事的时候我就开始挨打。挨打是我生活的常态。
我妈是一个很暴躁的人，大概她自己的工作生活也不怎么顺心吧，我记得的她永远都是阴着脸，而我要时时提防她没来由的打。
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理解我的母亲对我的态度。有一件我印象最早也是印象最深的挨打事件，发生在我还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我妈从幼儿园接了我一起回家。那天天气很好，在湖南来说，难得有那么晴朗的蓝天。因为在幼儿园的表现好，我得了一朵小红花。我记得自己努力把那朵红色皱纸扎的小红花举得高高的，举给我妈看，想讨她的欢心。没想到却是讨打。我的母亲大人扬起手，迅猛地给我来了劈头盖脸的一巴掌。
我现在都好像能看见她的手在阳光中劈下来的样子，阳光顺着她的手指缝照射下来，刺痛了我的眼，我的耳朵在她的巴掌下开始嗡嗡响，好像我手里被打落的小红花把蜜蜂招来了一样。
那天晚上我做梦，梦到特别多特别多的蜜蜂，密密麻麻地飞过来，我怎么跑怎么躲都甩不掉。最后，当蜜蜂刺痛我的时候，忽然我就缩小了，掉进了老鼠洞里。蜜蜂就在洞外面一直嗡嗡地盘旋不去。
梦醒的时候，我发现我尿床了。当时那个害怕呀！真是叫作恐惧的深渊。我想遮掩过去，就把褥子翻过来。人又小褥子又重，折腾了半天，铺得乱七八糟，早上还是露了馅儿。照例是一顿打。好在这顿打是有预料的，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那显然不是我第一次挨打，因为我把小红花献给母亲的时候，是怀着深深的讨好、谄媚，怀着恐惧的。挨打是我小时候的家常便饭，好端端写着作业，忽然头上就挨了一巴掌;勤快地擦着桌子，也能被赏一个大耳光。挨打是天底下最痛苦的体验，特别是没来由的没准备的。所以我从小养成对人察言观色的习惯。每天放学回家，我都尽可能轻手轻脚地进门，尽量不动声色地观察我妈的神色，感觉她平静甚至愉快，我会在心里长长地舒一口气。要是觉得她不大高兴，那我就得万分小心，提高警惕，努力缩小自己不出现在她视线里。
按说孩子一般都会比父母高，但我的身高比我妈矮大半头。我曾经怀疑自己不是我妈亲生的，尤其是大一些以后，我看见我的同学跟她们母亲的相处。那些母女温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是真的。
我还做过“滴血认亲”的事儿。你应该也看过的吧？在过去一些古装剧里有的情节，亲子之间查验是不是父子关系，就把两个人的血滴到一碗水里，如果血融合了，就表明是血亲关系，不融合说明没有血缘关系。
我记得我看到电视剧里这个情节的时候，心里激动得要命，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我极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父母亲生的阶段。刺破手指挤出血，我是一点儿都不怕的，这件事难在怎么样得到我妈妈的血。为这事儿我好多天神思恍惚，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妈杀鱼的时候把手割破了，血出得挺多。我赶紧上去帮她收拾，用卫生纸擦，给她找碘酒纱布。
当时如果有个上帝视角看我的话，一定会发现我在窃喜，激动得都快要掩饰不住了。
我悄悄地把沾了血的卫生纸藏到花盆背后，心神不宁地等着大家都睡了，偷偷爬起来做“滴血认亲”的实验。卫生纸在水里析出了血，一碗水变成了淡红色。我赶紧把自己的手指刺破挤进去两滴血。
做这事儿的时候，我压根儿没觉得疼，我太想确认这个狠毒的女人是个像所有故事里一样的后妈，而我的亲妈可能在遥远的地方思念着我。可是，我的血滴进去，渐渐地晕开，把水染得更红了。
这是表明相融了吗？当时我真是特别沮丧！我还安慰自己，妈妈的血放在外面太长时间了，在卫生纸上都干了，所以这个实验结果不准。虽然我心里知道，她应该就是我亲妈，这倒不是因为这所谓“滴血认亲”的实验结果，而是因为比我小五岁的弟弟，基本上也跟我一个待遇。不过弟弟比我强的是，我妈下手重的时候，我爸会护着他。
弟弟和我一直感情特别好，回头想想，我补给了他缺失的一部分母爱。所以，相比我，他过的日子要正常一些。可惜，他早早地就走了。28岁。
弟弟小时候最喜欢我给他唱黄梅戏，每次我唱到《女驸马》里的那几句戏词，“人人夸我潘安貌，原来纱帽罩婵娟。我考状元不为把名显，我考状元不为做高官;为了多情的李公子，夫妻恩爱花好月儿圆”，他就笑得咯咯咯的。我妈却特别听不得我唱戏，尤其听到这一段，她就会骂我是不正经的东西，她会抽我嘴巴。
不知为什么，我妈对戏曲有天然的反感……细想想，我从没听她哼过歌儿，或者她根本没有什么喜欢的文艺。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衣服也都是硬挺的面料，而大多数时候，她穿的是工厂发的硬邦邦的制服，灰色的，上衣有四个兜，方方的、板板正正的。就和我们家粗糙的家风一样，不容许存在细腻的温柔的情感，甚至对一切温情都抱有敌意。
不幸而又万幸的是，我跟我妈截然相反。我喜欢歌舞，尤其喜欢黄梅戏。虽然在剧团碰了那么大钉子，还是喜欢。我上初中的时候，14岁，你知道我干了件什么事儿吗？我给安徽的黄梅戏学校写了封信。
信的内容，除了表达自己有多么多么喜欢黄梅戏，还把自己狠夸了一通，说我从小就练功，能看到的黄梅戏我都会唱，戏词儿都背得下来。我还一直锻炼身体，会劈叉。要是学校能招我，以后我肯定能给学校争光。
那封信我足足写了五页纸，当时不知怎么就那么有信心，觉得一定能打动学校，让我得偿所愿。我在信封上写的收件人是“校长”，我以为每一个校长，都会读写给他的信，会认真对待写信的人。为了保证信能安全寄到，我还用省了好久的早点钱，买的邮票，寄的挂号信。
坏就坏在我寄的是挂号信。
焦灼地等了差不多一个月，我等的回信来了，只是先落在了我妈手里。准确来说，那不是回信，而是邮局把我的信原样退回了，上面盖了个“查无此人”的印章。那个时候，普通平信如果找不到人投递，也就被随意处理了，挂号信却得认真对待，没有人收的或找不到收信人的，信会退回给寄件人。 信退回家，落到我妈手里，她很自然地、理所当然地拆开看了。我想她那时一定怒不可遏，而且她一定是察觉到了，打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因祸得福的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挨打生涯结束了。
那一天，我被罚跪和饿饭。说实话，来自我妈的体罚，对我而言就是毛毛雨，我当时心中所有的愤怒和不甘，都是出于戏校对我的置之不理。我在心里狠狠地诅咒戏校的校长，咒他会被小偷偷，被强盗抢，被撤职，还会从戏台上摔下来摔扁鼻子摔断腿……
回想起来，那时我心中还真是充满了怨毒，因为不能哭不能喊，那些没法儿发泄的怨毒就一直沤着，好像会发霉发臭，变成肥料一样。
也正是这些“肥料”，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成了滋养我的所谓上进心的土壤。我不再想着上什么戏校了，我已经分得清戏和唱戏的人是两回事儿。我也清晰地知道了我的弱小，在这个成人世界，我没有喜欢的权利，没有说话的余地，连挣扎都不行！
“那好吧，按你们的规矩来！”
这是我跪在家里的水泥地上，心里头升起的念头。
我没有服从，我懂得了迂回。
是啊，我都按你们说的办，即使我心里一万个不同意，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假装是同意的，我顺应你们的规则和自大，我成为好学生，成为乖孩子，最终，我会成为强者，我会离你们远远的，甚至，我在那个时候，再来反击。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刻苦了吧？
高中三年，我真是像疯了一样地投入学习，所有的课本我都全部背下来。
一天天的，我像是能感觉到自己长个儿一样，能感觉到自己变得强大。高中时有个老师很讨厌，特别喜欢找女生单独辅导，找我辅导的次数尤其多。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是一个老色鬼，借着教学的便利接近女生。好在色胆不大，也就是假装无意地拍拍摸摸，说些暧昧的话撩拨撩拨。
我还记得他姓廖，教语文，上课时酸词儿一串一串的，而且还唾沫横飞，是真的唾沫横飞啊！那时我坐第一排，胳膊上脸上没少被喷到口水。但是我能忍着恶心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不像别的同学表现得很嫌恶。有个别夸张的女生，当堂掏出手帕来擦，表明是做给讨厌的老师看的。
看到吧？我当时就那么能忍耐，有城府。因为到考试的时候，留作业的时候，那些不能忍的同学的报应就来了呀！
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表现，这位廖老师对我青眼有加，隔三岔五要留我单独辅导。面对一个老色鬼，要说不怕那肯定是假的，但我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求助父母，我的头顶上没有保护伞，我能自己解决。
我的解决办法是说谎，你知道我编什么谎吗？
我编我姨夫是公安局的刑侦队长。听上去很简单很直白吧？关键是我传递这个谎言的方式比较巧妙。我把它写在作文里，还把一些从《故事会》看来的刑侦故事中的小情节改头换面，写成发生在我的姨夫的身上。我还记得那个老师看了我写的作文，很惊讶地来探听虚实，我当时特别镇定，而且懂得欲扬先抑，假装说我姨夫不让我跟外人说他的身份，同时我也在写作文的时候有一点儿艺术夸张等等，唬得他一愣一愣的。其实我姨夫就是个下岗工人，窝窝囊囊的，被我姨瞧不起，在家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
我的作文起了作用，那个色鬼老师不敢招我了。这件事让我特别有成就感，由此我更明确地知道，我可以靠自己解决一切自己的事情，可以对抗一切对自己的伤害。
唉，还是幼稚啊。人生的伤害并不都像色鬼老师一样那么好对付……
说老实话，在大学认识了你、李维还有周雨欣，我特别不能理解，你们怎么活得那么放松，尤其不能理解你。我觉得你就是那种被父母宠坏了的孩子，你怎么能那么懒散，那么对自己不负责任！居然还被免试招进来，根本就是有黑幕吧？
你自己记得吗？英语四级考试那天，早上六点不到，我出来跑步，碰到你跟一个男的勾肩搭背往回走。我知道你一夜没有回来。看到你一脸瞌睡地跟一个男的混了一夜的样子，还是在那么重要的英语四级考试的前夜，我真是觉得难以置信、难以理解！我记得我当时特别正义地跟你说：“今天四级考试啊！”
你记得吗？你当时的反应？
你特别不屑，特别冷淡，特别不以为然。你还跟我来了句英语：
“So what！”
呵呵，你那句“So what” 给我的震撼，可以匹敌我妈那劈面一掌。
后面很多年，我时不时地会想起这句话，起初是批判的，后來有点认同了，现在我也有了点“So what”的态度，在我觉得纠结和困难的时候。
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特别好奇：你那么年轻时就凡事“So what”，真的好吗？我知道你那天根本都没去考场，在宿舍睡了一天。你弃考了英语，也就是主动放弃了大学本科的学位啊，真的值得吗？
…………
你那会儿特别看不上我吧？觉得我刻板无趣，笨到天天读死书。
嗯，坦率说我也看不上你。
在我眼里，你就是一纨绔女生，你的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不像我，我的一切都是自己加倍努力争取来的，而且，我没有任何依靠，任何退路。所以早早地，我就知道要锻炼身体，有强健的身体，有坚强的意志，有过硬的本事，我才能彻底离开我的父母。
你知道吗？大学时候，我最开心的就是要开学了，最难受的，就是要放假了。说起来跟哈利·波特似的。我之所以是坚定的“托派”，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毕业后能不回湖南，离老家越远越好。所以，去美国，是我那时候的目标，唯一的目标。
你毕业以后回原籍，是我意料之中的。我以为你父母肯定给你在当地通过找关系安排了又轻松又高薪的工作，你呢，就在父母的羽翼之下舒舒服服地混一辈子。没想到你居然一个人闯北京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还真是特别意外，李晴告诉我，你都没在原单位待够一年，真是够任性的！就差一个月转正都等不了吗？连干部身份都放弃了。干部身份即使在今天，社保退休都是很有用的呀！ 说老实话，我对你的勇于放弃还真是挺佩服的。虽然我也不确定你是真的因为勇敢而放弃呢，还是因为来得太容易而放弃，还是根本就糊里糊涂的，从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不过呢，回过头去看，其实人生没有最优解。我每年发你的明信片上告诉你的，是我表面的生活。那时我如愿去了美国，但跟父母的联系是没办法彻底斩断的。后来我基本上每隔两年回一次家，每次回去往返也就是一个星期。我跟家里人的解释是机票太贵，为了赚学费生活费，我还要打工，所以几乎没有假期。
这些也的确是实情。当然也暴露了我的无情。
其实在那个时候，包括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希望能跟父母和解的。“和解”，从头至尾都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的父母从来不会认为我和他们之间有什么隔阂。我心里的伤他们不知道，他们极其简单地认为，我是他们的女儿，小时候挨打听话，大了孝顺报答，这都是本分。实际上，我才是真正的陌生人，对他们而言。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改变他们，改变我们的关系的。
你记得吧？我那会儿给家里写信挺勤的。所以李晴还说卓妍跟父母很亲。当时我心里在呵呵笑，但是我觉得也挺好，我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幸福的样子。
对，幸福的样子！这也算是我的软肋，我的虚荣心。
那时我写的家信都特别厚，好多页。我在信里描述校园的样子，描述大学生活，告诉他们我学的中文系的课程多么有意思，上课的教授是多么学识渊博而又温和幽默……
这些信与其说是家信，不如说是论辩，是推荐，是说服。
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我的父母特别坚持让我报理工科，因为他们都是学理工科出身，在国企工厂里干了一辈子技术员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来得那么大的底气，坚定地相信：“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我则在内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学文科。为了学文科，我就在平常的考试中放水，把理科成绩考得很差，才算是过了家里的关，报考了中文系。
我妈抖着我的高考成绩单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她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腔调说我：“笨脑子，也就靠死记硬背下笨功夫了！”
讽刺的是，过了这么多年，干了好些工作，我发现其实我还是个理科脑子，基因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我要是大学读了理科，出国后的求学和工作，也不至于走那么多弯路。所以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我那会儿并不是真的喜欢文科，我只是不喜欢我父母喜欢的，我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选择自欺欺人，以保全自己的叛逆。
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我念了四年的中文是对的。中文学科给了我更宽一点儿的视野和更宽一点儿的心胸。文学的感召，让我在大学时代，还企图改变我的父母，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多么富有文学性的浪漫主义的想法！
在现实面前，浪漫主义很难有说服力的。我的父母和大部分人一样，是习惯的生物，是固执的生物。人是不可改变的。我在大学时代写给父母的信，差不多每周要发出两三封。基本上他们两个星期回一封，总是一页纸，写的都是教导、叮嘱，和家里的实际情况。比如你在生活上要节约，不要乱交朋友等等，跟训诫差不多。
你不用同情我，雖然在父母那里遭受挫败，但大学生活于我还是如在天堂。我弟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男孩儿，所以我父母定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要求和塑造他。他们要求他要当前三名的学生，要学理工科，当工程师。
我弟是个比较软弱的小孩儿，他很聪明，也胆小，他爱读小说听音乐看电影。他是真的讨厌数理化。
弟弟根本不是父母的对手，小的时候他乖乖听话，每天按时上下学，周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到了高中阶段，成绩却越来越糟糕。我觉得他那时是主动地放弃了，他不像我，悟出了迂回抵抗的路子。他只会消极抵抗。他最喜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被我妈撕得粉碎，他也就笑了笑，就算了。
弟弟最后勉强上了个大专，出来工作也是在工厂干技术员。整个人一直都很消沉。那个阶段，我已经离开家上大学了。后来去了美国，跟弟弟见面极少，他也从来不写信给我。我觉得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远离了他。
到了美国，我的日子并不好过，经济上捉襟见肘，但对我而言，那也是自由美好的王国。距离不一定产生美，但一定会产生安全感。有了安全感的我，以为我的生活从此就好了，不会再有什么心理负担了，谁知我弟却出事儿了。
我弟弟的事，想必你也听说了吧？他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出车祸死了。看上去是个意外，但我总觉得那是我弟弟过得生无可恋，主动放弃的。他的工作也就那样了，娶的老婆也是我父母给选的，婚前显得老实贤惠，婚后就变得很张扬的一个女人。
我总忍不住去想弟弟去世前的心理，他一定觉得孤独无望，才会在高速公路上骑摩托车狂飙，毫无预警地撞上了大货车。
弟弟去世后，我回湖南办丧事。可能在一般的家庭，这种情况下，亲人之间会抱头痛哭吧。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儿媳妇却在互相指责埋怨，在那个丧事上，弥漫着的怨气，远远多过应该有的悲伤。我的心在那个时候，彻底地冷掉了。
办完弟弟的丧事，我马上回了美国。虽然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了父母对我的态度的变化。我不想说他们是势利的，但他们确实表现出了势利。从我出国开始，他们就在亲戚邻里之间说我从小就是听话有出息的那一个。相应地，弟弟成了那个不听话没出息的。
弟弟不到30岁去世，对他们是很大的打击，特别是那时候他们也都退休了，很多空闲的时间和精力，加上他们自己也没什么爱好可以寄托。所以，我明显感觉到父母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强。在我弟弟的丧事上，我妈就提出让我带他们去美国住一段时间，好在他们对出国的手续都不了解，也没有护照，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对我妈说不，而如果答应了她，对我，那就是小时候噩梦的延续。
听着是不是特别无情？冷漠？虽然我每年给他们的钱，比他们的退休金还多一倍。
我觉得我真正成熟起来，是我能正视自己同父母的关系了。
从弟弟去世开始，我才醒悟，我前三十几年的生活目标，最早是为讨好父母，接着是为远离父母。当目标达成的时候，我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什么。当真正从物理距离上逃开后，心理上的逃离又持续了好些年。弟弟的死，才让我清醒，我必须割裂跟父母的关系，在心理上，然后我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有自己的幸福。 当然，在道义和血缘上，我没办法决绝地割裂。我还是会每两年回一次老家，每次回去往返一个星期。在家也只待四五天。那四五天是如坐针毡的四五天，堪称一日长于百年。
每一次去，我都发现我的父母又衰老了很多。他们对待我殷勤而小心，我们客客气气地坐在两张沙发上，客客气气地笑着，没话找话地说着。那种氛围让人缺氧，让人抓狂。我会找借口去看同学，从家里逃出去，在城里乱逛。即便白天的大半时间都耗在外面，一早一晚的时间，和父母相处的时间，都让我觉得很煎熬。然后，我们要在亲戚面前，表演母慈子孝，同时，我还要扮演一个成功的世界性的女强人……
我的父母都很瘦，老了，越发干巴瘦。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互相唠叨责难对方。他们看不顺眼很多人、很多事，他们总是不高兴的。他们的样子，让我怜悯，还让我有罪恶感。我知道我不应该有罪恶感的，我不用为他们的衰老、他们的老来丧子、女儿疏离的不幸负责。我没有责任，我也不是施暴者，但他妈的就这么可恶！每一次回老家，前前后后的两个月，罪恶感都缠绕着我，好像我的每一点儿自由、每一刻开心，都是剥夺来的。我不配得到它们似的。
“性格即命运”，对吧？性格怎么来的呢？性格的大部分是被父母塑造的。所以，是父母决定了命运。
好多人觉得我这么说太偏激，我没法儿反驳他们，因为我不想现身说法，虽然很有说服力。
你干吗摇头？不同意？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就是说我混得挺好，一副成功女性的样子，还叨叨那一套“原生家庭”什么的，得便宜卖乖是吧？
你知道吗？我结过婚的。所谓闪婚闪离。
我的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半，其中将近一年的时间还是分居的。
我们的闪婚不是因为爱情有多炽烈，其实就是相互需要，需要有个正常的婚姻，需要生活里有个亲密关系。可是直到结了婚，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处理亲密关系，因为我压根儿没有能力，这个能力早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没有吵也没有闹，和平分手。
我这段短暂婚史，我父母都不知道，他们前几年还旁敲侧击地打听，我一直装聋作哑，他们也就不再问了。我的父母是不会谈论感情的人，我不明白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处理自己的感情？或者本来他们就是感情稀薄的人，现在，我也成了这样的人。
离婚对大多数人是坏事儿，对我却是好事儿。
离婚这个事情，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我能怎样改善自己。如果我勉强维持了婚姻，再浑浑噩噩地生个孩子，那罪过可就大了。我难以想象我怎么教育孩子，怎么给他爱。大的概率是孩子一点儿也不快乐。所以，我现在的独身，也算是积德行善。不是吗？
记得赵慧吧？就是一毕业就嫁到荷兰的赵慧。毕业遣散还没开始，她就结婚出国了。我记得咱们还议论她保密工作怎么做得那么好。呵呵，其实她和结婚的对象，只认识了两个月。
同样的，不是因为爱情。
我和赵慧在毕业后见过两次，有一次喝了顿酒，喝得都有点多，说起大学时候的事情，赵慧也跟你一样，说我是刻板的学霸，单纯的模范生，让别人特别有压力。她也误解，以为我是在父慈母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有奋斗精神的乖乖女，正直阳光，勤奋上进。听得我当时哈哈大笑，就像今天一样，我把自己的成长过程和家庭情况跟她说了，那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讲我自己，真实的自己。讲完以后有点慌，但更多的是爽，是痛快！
我没想到，对于赵慧，我以为的和她真实的情况也相去甚远。除了她的闪婚，还有她远嫁荷兰的原因，竟然跟我如出一辙：为了离开父母，离得远远的。不过她的父母跟我的不一样，她的父母是专制控制型的，不像我的父母，纯粹暴力命令型。但结果都一样，我们离开了，离得很远，我们在离家万里的地方，获得自由，主宰自己的人生。
我问过赵慧：嫁给一个近乎陌生的男人，去到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
赵慧说：她怕那种被死死捆住、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被看到的生活，远胜于嫁给一个陌生人。何况，遥远的地方，一直对她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这话说得多帅！简直直指我心。
以前在大学的時候，我跟赵慧都相互以为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两种人。我看她，高大漂亮敢说敢做、自信张扬。到哪里的架势，都像是家里宠出来的公主，身边的人只能当绿叶做陪衬。她看我，就跟你看我一样，简单刻板、乏味无趣。想想人生真是奇妙，在异国他乡，我们发现彼此是同一种人。
不过我得承认，赵慧比我果敢，她能够在短时间内权衡利弊做出选择，然后头也不回地冲向自己选的路。就像她的婚姻，虽然也是闪婚，但她敢于付出真心，跟丈夫相处得挺好，还生了两个女儿。她说自从有了女儿后，她开始体会到幸福了。
结婚、生孩子、感到幸福……真让我望尘莫及。
好在，我现在也算是有闺密的人了。你肯定想不到，我的闺密是怎样的一个人。
她六十多岁，是我现在的房东，叫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原来是德国人，后来随丈夫移民到了美国。我对她无话不谈，毫无保留。是不是挺神奇？说老实话，我觉得很庆幸，有生之年，我能有一个可以坦露内心的朋友。虽然看上去我们年龄差了二十多岁，身世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我们能特别透彻地理解彼此。
其实说起来，我对克劳迪娅的依赖程度比她对我要高多了，她几乎承担了母亲和朋友的双重角色。从小到大，我跟母亲都是疏远的，我的印象里，小的时候，我妈都没怎么抱过我。有件事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笑、黑色。
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吧，有一天我妈回家，可能在单位有什么喜事吧，她回来就特别高兴，先是一把抱起弟弟，转了个圈，然后放下弟弟，伸手来抱我。可我是被打惯了的人呀，看见她的手伸过来，我的本能是躲开。我那一躲，我妈搂了个空，她有点没反应过来，怔在那里。我想那时候她的心理，应该是有点意外，有点尴尬，有点失落，有点懊恼。最后，懊恼占了上风，她扬起僵在半空的手，顺势给了我一巴掌。也算是没有辜负我的那一下躲闪。 长大以后，我很烦跟别人有身体接触。每次见到父母，我都尽量跟他们保持身体的距离。我弟去世后，我回家时，我妈就曾经提出来晚上跟我一起睡，说想跟我聊聊天。虽然我知道那时的她心理非常脆弱，但是我过不了这一关，我推说自己倒时差容易失眠，夜里可能还要上网收工作邮件，会连累她睡不好。这种搪塞，让我心里不忍，但我并不自责，我确实没办法克服这种身体接触的不适感。
对于克劳迪娅，我却完全没有这个障碍。我非常适应跟她的拥抱、贴面礼。我享受她的亲切和包容，我乐于说出自己的困惑，听她分析给我建议。
我想，我的人生中有这样一个挚友，算是意外之喜。因为有这个朋友，我的独立和坚强也就都成立了。为了这个，我得干一杯！
卓妍的这杯干了的酒，给她的脸颊布了层光，她的星星眼更加亮了，她把空了的酒杯向我照一照，向我探身过来：
你呢？说说你吧。别光是被我的故事给惊着了。
的确，蔡卓妍告诉我的她的过往，真的把我惊着了。在听她说话的过程中，我碰倒了茶杯，碰掉了筷子，碰翻了味噌汤，一只天妇罗炸虾横躺在我的浅灰色的裙子上，直到印出了完整的油印才抖落。
起初为了礼貌而点的一小壶清酒，早已喝光。话说到这时，桌子上小酒壶已经排起了队，整整齐齐的，像玩偶士兵。
清凉而冷冽的大吟酿酒滑过喉咙，也勾起我诉说的欲望。
我告诉卓妍，我的大学生活，的确是懒散的、放纵的、不负责任的、得过且过的，甚至是自暴自弃的。她看到的都没错。但她对于大学之前的我，却判断得大错特错。
我免试进入大学，并没有所谓黑幕。相反，我经受了当时来自系主任和文学教授的单独面试笔试，以及他们对我在高中两年成绩的考察，才郑重地决定准我入学。
考察我的老师没有料到的是，我在入学前后，判若两人。这是我父母所不知道的，也是我自己没料到的。我呈现给我的大学同学的，和我在老家小城里表现出的样子完全不同，就像是晴空正午，一个汗毛毕现的明亮肉身和投在地上墨尘尘的影子一样，同源同体却截然相反。
对，肉身和影子都是我，或者说，她们分别是曾经的我。扁平的、片面的、局限的我。
而当那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来临，纤毫毕露的肉身跟暗沉的影子合而为一，成了现在的我，灰扑扑的现在的我。
那个时间节点，就是大学毕业。
（以下，就是我向蔡卓妍的讲述。）
前面我也说过了，上大学之前，我是绝对意义上的乖孩子好学生，是父母们口中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
如果我说我一点儿也不自豪，你信吗？会觉得我很矫情吧？要是我告诉你，我曾经企图自杀的，还不止一回，你相信吗？觉得可信吗？
别把眼睛瞪那么大，其实也没有那么吓人。看看我的手腕，浅浅的这一条，看着就是普通的皮肤纹路吧？呵呵，其实是我小时候企图割腕自杀的痕迹。
也不是特小的时候，大概十三四岁吧。特别绝望，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每天过得了无生趣，唯一有吸引力的就是死亡。
你笑啥？觉得是青春期的无病呻吟对吧？
的确，我没有挨过打，相反，在外人眼里，我是深受父母宠爱的。用我们家亲戚邻居、父母的至交好友的话来说，“老林对他这个女公子，是捧在掌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女公子，指的就是我。对，充满了酸腐气。每每听到这个称呼，我都在心里作呕，但表面上，我在乖乖地跟人打招呼：“伯伯好！”“阿姨好！”……乖巧地任人家拍脑袋捏脸蛋儿。那种时候，我父亲脸上的表情是矜骄的、得意的，因为我这个女儿，是模范女生，是写作天才，最要紧的，是他一手培养出的女儿。
我并不是独子，我上面有两个姐姐。
我的父亲给三个女儿三个待遇。
给我的待遇，是不挨打，好吃好喝给我一个人。因为我“从小懂事、听话、聪明、有天赋”。
给我大姐的待遇，是骂和打，因为大姐“从小就不懂事，不听话，贼大胆儿”。
给我二姐的待遇，是数落，没考好的时候也挨打。因为二姐从小在姥姥家长大，跟家里不亲，所以经常被骂“犟、倔头、反应慢”。
父亲要维护自己公平做父亲的形象，所以，他给我好吃的东西时，常常是把我叫进里屋，让我在那儿吃，或者给我装兜儿里，嘱咐我没人的时候悄悄儿吃。太小的时候不觉得，大一点儿的时候，我在独自吃进嘴的蛋糕、巧克力当中，吃出了耻辱感。然而，那时我还不能分辨这耻辱感的来由，我笼统地把它们归咎于生活的被动、无奈、无聊、无耻。
我的父亲还特别喜欢带着我上街，他牵着我的手，在我们那座偏僻的小城市里，走过几个街口，带我去吃刀削面，还去百货公司柜台称半斤巧克力。一路上，隔三岔五地碰到熟人，就停下来说几句，所有的内容都是关于我：他怎么疼爱我，我怎么有出息。
我跟二姐就差一岁，小的时候父母没法儿照顾，就把二姐送到了姥姥家。
我和大姐差三岁。我的大姐有着跟我父亲一样暴烈的性格，敢于和父亲明火执仗。小的时候，于我而言，大姐和父亲都一样有权威。
我的所谓听话，是因为看到父亲暴打大姐而建立起来的。我一直很胆小，我不仅不敢不听话，而且还努力遵从父亲的要求去执行，按照他的塑造，成为一个才女，写诗的才女。
父亲所不知道的是，通常大姐挨了父亲的打，她就会在父亲看不到的时候打我。我觉得我们家就是个生物圈，有一条食物鏈，父亲站在顶端，看上去大姐在底端，实际上被父亲羽翼罩着的我，才真正在底端。
我清楚地记得，大姐打在我身上的拳头特别有劲儿，常常那当胸的一拳，能让我倒退几步，再一屁股坐地上。我相信大姐对她的行为其实是心虚的，她知道自己就是为了出气而欺负无辜的我。不然，她不会在打我的过程中，再三再四地强调：“告状精！你去告啊！跟你爸告状去啊！”说这话的时候，我想她一定很矛盾。这与其说是控诉，不如说是怂恿，怂恿我把她的拳脚相向告诉父亲，然后她再打我，可就算名正言顺了。我却从未将此类事件向父母控诉，因为我本能地知道，告状的后果，将比不告状要严重得多。虽然我胆小如鼠，但我懂得审时度势。 上小学之前，我是白天被锁在家里的。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像大姐那样去上幼儿园。按照我母亲的解释，是因为我身体太弱。至今我都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因为双职工父母的家庭，孩子都是要去上幼儿园的。可是，我就被锁在家里。
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军队大院里。我的父亲是文职现役军人，母亲是银行职员，工作都很忙。每天他们出门上班，我大姐出门上学时，就把我反锁在家里。不过我父亲上班的地方就在我们住的大院的另一端，所以，他会时不时地穿过院子，打开锁头，进家里来看我一眼，给我点儿吃的喝的。
那时我们住的房子，是那种砖木结构的小楼，我家在二楼一个单元房里。按照我父亲的说法，不管什么时间，他快到家的时候，总看到我把脸贴在窗口望着外面。他由此推断，我一直趴在窗口，孤单弱小无助地等着父母回来。在父亲看来，我的样子是可爱加可怜，也就是一个小女生最该有的理想样子：惹人怜爱。
可是在我的片段的记忆里，门外锁扣合拢时发出的那一声“咔嗒”，带给我的并不是孤单害怕，而是平静和自得。因为在锁门之前，我们家那小小的空间里，经常被唠叨、叱责、打骂、命令和哭泣声充满，那些声音仿佛在墙壁之间来回弹动，很久才能衰减、消失。
因此，我从不认为自己被锁在家里独处的时光有什么不好。
那些安静的白天，我从窗口看树叶打着旋儿地飘落，麻雀伶俐地蹦跳，钻天杨在风里像喝醉了酒一样歪来倒去。日光沿着窗框一格一格地移动，从合适的角度看过去，粒粒微尘闪闪发光，像是出现在白天的星辰……那些影像，是我的童年时候最大的乐趣。
我还记得，在窗台的缝隙里，一颗草籽发芽钻出来，芝麻粒儿大的草芽带给我的惊喜，远远超过父亲告诉我的所谓喜讯：我的诗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我被批准加入作家协会了。
长大后，我特别想告诉父母：我趴在窗口真的不是在眼巴巴地盼望着他们回家，我只是在看这个世界的风景。
可是，我没胆儿，就连我的父母齐声夸赞我多么乖巧懂事，锁在家里都不哭不闹的时候，我也只是呵一声。附和长辈已经是长在我骨子里的习惯，即使在内心里激烈地抗辩，我的表面还是乖顺的。
呵呵，很分裂吧？
吐槽了半天我的父亲，我看上去特别不忠不孝不懂感恩狼心狗肺是吧？
说说我妈妈吧。我妈妈很自豪自己被周围人称为是“刘慧芳似的女人”。刘慧芳你知道吗？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火的所谓全民现象级电视连续剧《渴望》中的女主人公，以宽容忍耐贤惠勤劳著称。成就了我妈妈这个名声的，当然是我爸，因为他的暴躁脾气和不近人情享誉方圆三五里的两三个单位及家属院的数百熟人。
那个时候，人们住得近，通常一个单位的人都住一个大院儿，所以谁家什么情况相互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夫妻对打、婆媳吵架、调教孩子，乃至穷亲戚上门等等，都是被同事邻里喜闻乐见的谈资。
我的所见，我父亲多数时候的发火，是“大丫头不好好学习”，所以要教育，教育的方式就是高声打骂。我妈妈心软，常常想要拦住动武的父亲，然后，父亲的怒火和拳脚就会落到母亲的身上，“你不操心丫头们的学习，你还不跟我保持一致！”
暴跳如雷的父亲，伤心流泪的母亲，放声号哭的大姐，后来又加上悄悄垂泪的二姐。这个景象，几乎每周都要在我家上演一次。而每次在事后，父亲都会表扬我：就老三懂事，知道自觉学习。
的确，沸反盈天的那些时候，我缩在竖起的书本后面，像举起了一块事不关己的盾牌。大姐二姐看不到我的噤若寒蝉，她们恨我见死不救。
我妈呢，的确是贤惠能干的，是宽容忍耐的。而且，是特别能哭的，涓涓细流地哭，哭到周围人不忍，哭到让我产生深深的罪恶感。
从小到大，我妈都喜欢向我倾诉，因为我是“懂事的孩子”。
我妈倾诉或者说哭诉的内容保持了几十年一贯性，可见她有着多么坚韧的性格。
妈妈倾诉的开场白总是从引用邻居兼父亲同事张叔叔或是父亲的叔伯兄弟的话开始 ：“你张叔叔说：‘老林这暴脾气，十个女人都受不了！也就林嫂您忍性大，让着他，不容易！比刘慧芳厉害！’你知道妈妈为什么忍你爸吗？因为我不想让你当没妈的孩子。我们要是离婚的话，你爸肯定要你，你大姐二姐肯定跟我。老话说了，‘宁要要饭的妈，不要当官的爸。’你要是个儿子也就算了，你还是个姑娘，要是你爸单独带着你，你得受多少苦！所以，妈妈就忍着，让着你爸，为了给你们个囫囵的家。你爸的为人，所有的人都知道，连他的兄弟侄子都不说他好，有老天看着呢，我这辈子跟他日子过得有多苦……”
我常常在我妈的哭诉中，缩得越来越小，痛恨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个自己。
大一点儿了之后，在父母之間的战火中，我开始扮演那个理性的拉架劝和的角色，有时甚至插科打诨企图把他们逗笑，虽然很少见效，但我自豪的是，在一家子都情绪失控的时候，我始终保持了理性。我从未因恐惧、厌恶、痛恨而号哭过。
直到现在，我都不怎么会哭。就跟你说自己没有了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一样，我也在局部丧失了哭的能力。
即使在我企图自杀的那一段时间。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我企图割腕，也吃过大半瓶安眠药。
割腕失败，源于我的怕痛和晕血。水果刀太钝，虽然鼓足了勇气割了一刀，也仅仅是皮外伤，一粒粒血珠子顺着那道伤痕冒出来，我就适时地晕过去了。等醒过来的时候，伤口已经成了一条半凝固的血痂。
安眠药的名字叫安定，是我妈妈的药。几乎每天早晨，我都会听到她说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或者是做了一晚上的梦。所以她常常在睡前以矛盾的心态吞下一粒安定药片。其实我父亲也永远在抱怨他的失眠，但他说安眠药有副作用，所以他从不吃，也反对我妈吃。
我吞下的那大半瓶安定，的确让我狠狠地瞌睡了两三天。父母一直以为我是感冒了，他们还给我喂了感冒药，更加重了我的困倦。好在那时候放寒假，我能躺着好好休息。现在回想起来，那瓶安定大概早就过期了。
对，我不光混得不好，还缺乏想要混好的上进心。所以总是企图远离人群，特别是熟人圈子。
上大学的时候，主观上我自认为也没存在感，那时年龄小，又懂事晚。16岁入学到20岁毕业，混沌地凭本能活着，啥都不看在眼里，啥都没有自我重要。作为年龄最小的，又是被学校作为写作特长生特招入学的学生，一段时间内，客观上，我还挺招人耳目。
二十年过去，混得不好，也没有想见的人。参加同学会去干什么呢？缅怀逝去的青春？争当最佳捧场王？重建有用的社会关系？想起来都感到兴味索然。所以，从收到通知，我就没动摇过不去参加的念头。
拜信息發达所赐，我这个边缘人并没被同学会遗忘。
在微信同学群里，长达三天的聚会，凡属中文系人类的情感情绪，在手机屏幕上以表情包、文字、照片、动图、短视频，乃至直播的方式，既碎片化又连续性地全方位上演。学校各有不同，同学会却都是相似的。青春年少时的意气、暧昧、争执、误会都被撩拨出来，添油加醋再次翻炒，平添许多观赏性。这些，都在意料之内。
没想到的是，有人“艾特”我，还不是一个人。
先“艾特”我的人是李晴，我们大学班长大人的老婆，也是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同学。
李晴在群里“艾特”我：小八，怎么不来？没容我想好是装没看见还是找个什么理由，屏幕上唰唰地排起了队，半个班的人都在问：“小八，怎么不来？”
“小八”这个名字，是我在大学时同学们对我的称呼。那时大学宿舍很拥挤，八个人住一间28平方米的宿舍。住哪一间、跟谁住，由学校统一安排。八人齐聚，先分长幼，我排最末。顺理成章被叫作“小八”。
那个年代，人们还不像现在这样视年龄为洪水猛兽。女生宿舍里，每个人都能坦然面对大小长幼。
正处在母爱酝酿期的女大学生们，很照顾我的生活。具体的体现，是在早晨争相给我梳头。不管我是不是愿意，她们给我本来清汤挂面般的齐耳短发上别上彩色的小发卡，或者用彩色皮筋扎起小揪揪。这样的造型和小物件，强化了我的幼稚和土气。
好在那时的我从不照镜子，浑不在意自己的外貌。因为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内在美大于外在美，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是绣花枕头一包草。一切外在的对于自身容貌的人为修饰，都是虚荣可耻肤浅无聊的。
可想而知，当现在“颜值即正义”“颜值就是生产力”的价值观振聋发聩地彰显的时候，我多么像一个旧时代的傻瓜。
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我从“林小枫”变成了另一个叫“小八”的人。
回过头看，的确，那四年的林小枫处在人生的脱轨期，性情、口音、风格甚至相貌都似脱胎换骨。而神奇的是，四年之后，随着毕业，小八适时地消失了，林小枫重回，仿佛一列火车在运行的弯道中腾空一瞬，然后又落回轨道，继续按照既定路线行驶。
看着手机屏幕上一串对小八的“艾特”，我知道那就是一帮喝大了的人在跟着起哄，也知道自己心里泛起的感动很肤浅。不过，不管怎样，我不能再装看不见。
“家里没人带娃，娃他妈走不开呀！”
这是我近些年推掉社交活动的主要理由，直接而有效。有效到邀约的人可以不用再做任何努力，只需轻松地回复：哦，好吧，那下次再约。这次也不例外，只是在我打字的工夫，一些同学会上互拍的喝酒的丑照、一些醉话已经刷出好几屏。
老公对我不去参加同学会表示了轻度的不理解。开初还说了一些“看看当初的校园，见见老同学是人生中很宝贵的机会”等场面话。但我知道他只是借此表达他的道义良知以及对我的关怀。我这么一个把家庭生活操持得井井有条的主妇，出行三五天，对于他这么个远庖厨的君子，实在麻烦得很。但这并不妨碍他评价我：你这人吧，什么都好，就是有点“独”！
还好不是“毒”，“最毒妇人心”的“毒”！
虽然话头上没吃亏，怼了回去，但心里多少有点异样：我是不是有点儿孤僻？儿子跟小朋友相处不好会不会是受了我的影响？要不要开朗随和一点儿做个好榜样……
我现阶段考虑任何事情，最后都会落脚在儿子这里。自从给人当了妈，社会上所有能说话的人，所有白纸黑字，都在教育我：“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在我看来，我其实更像是我父母的哈哈镜，外在的行事风格变形得厉害，内核却相差无几：敏感而胆怯，自傲加自卑。
到了儿子这儿，我不敢打哈哈了。给人当妈实在是一件责任最为重大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自信能胜任这个差事。我战战兢兢，丝毫不敢怠慢，对任何可能对他成长造成不利影响的理论说法持宁信其有的态度，小心规避任何可能的风险。唯求无过，不敢求有功。
为了儿子，我打算变得开朗外向一些，至少看上去像。
左思右忖，刷刷手机，发现就算我“独”，却并不是独一人。没去参加同学会的有七八个。女生里头，当年的系花高敏、三好学生蔡卓妍、才女李维，还有因为行为不端差点被劝退的周雨欣，不光没参加同学会，连不能参加的原因都没在群里说。
再刷下去，发现比我还要少言寡语的是高敏和蔡卓妍，她们自从被班长拉进班级群后，居然一声都没出过，“三天可见”的朋友圈里也不见任何踪迹。
不得不说这些发现让我心安了很多，我承认我“独”，但绝不是最“独”的那一个呀！
我把这些发现一一说给老公，他的注意力发生了位移，让我说说“系花”什么样，以及怎么个“行为不端”。好吧，在不断雌性化的世界里还能保持“直男”趣味，我就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吧。
说起来呢，这几个女生，包括李维、周雨欣，可都算是那时班里系里的女生模范呢。共同点是学习都好，除此又各有特点。
高敏完全是琼瑶加三毛小说里走出来的优质女生形象。盈盈一握的纤腰束在斜纹棉布裙里，娉婷走在林荫路上的背影，可以让路人在脑子里演绎一出初恋故事。转过身来，藏在三七分长直发里的巴掌大的小脸，五官精致，因为缺乏表情而显得耐人寻味。 配合清丽秀美的容貌，高敏还有着笔挺的身姿。坐在课堂上的她永远腰杆儿笔直，她的成绩跟她的腰杆儿一样，傲视着我这样的学渣。
高敏特有的那种震慑人的气场，使她显得鹤立鸡群。当她安静地坐在图书馆或自习室时，方圆五米内的男生都会不自觉地屏住粗壮的呼吸，以致大脑缺氧举止发僵，磕碰声不断。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坐在草坪上用吉他弹唱《光阴的故事》的樣子，简直就是美好大学生活的海报画面。
相比高敏的耀眼，蔡卓妍在外貌上很普通。瘦瘦的她来自湖南，身上却没有湖南妹子的娇蛮火辣，她的模范作用在于极端的自律和极端的好脾气。自律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在蔡卓妍的时刻表上，每天做的每件事的误差不会超过五分钟。无论冬夏，清早必定五点半起床去跑步，六点半洗漱、背单词、吃早饭，七点半准时坐进教室，没课的话就去图书馆。要知道，大学文科生是最能睡懒觉的，以至于讲无为而治的《老子》的教授为了维持课堂的上座率，很不体面地采取了上课点名的手段。
相比早起，对文科生来说，更难的是早睡。而蔡卓妍雷打不动的上床时间是晚上十点一刻，待十点半宿舍熄灯，从她的蚊帐里，必定传出均匀平静显然进入睡眠的悠长呼吸。
我曾经问过蔡卓妍，从上床到熄灯睡着之间的那十五分钟，她在干吗。蔡卓妍告诉我，那是她的冥想时间。
诡异的是，白天里平静如水的蔡卓妍，每晚于安详的冥想中睡去，却常常在深夜不自知的时候与梦魇较劲。
我那时过的是夜猫子般的生活，通常都在凌晨两三点才睡。也因为如此，我听过很多次她在梦呓中，用含混的湖南方言哭泣、控诉。她的身体在床板上迅猛地翻动、抽搐，躺在下铺的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簌簌抖动。
四年同居生活，相信宿舍里的另外七个女生也都或早或晚地发现了蔡卓妍的不平静的夜。但回想起来，我们从未谈论过，我想那不仅仅是因为女大学生们的善良，还因为正在青春中的我们，本能地回避那些隐藏在阳光下拧巴的甚至狰狞的暗影。
唯一出卖了蔡卓妍表面的波澜不惊的，是她苍白的眼睑下总浮着的两抹青色。
尽管有着迥然不同的日与夜，蔡卓妍的作息生活，始终保持着四年如一日。即便是圣诞节、元旦、五四青年节这些个大学校园的狂欢日也不例外。同样稳定的，是她的学习成绩名次，一直在全班第二至第四名之间。老师们但凡说到“刻苦”一词，眼光必定要朝向她。
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多半崇尚的是桀骜不驯。墨守成规刻板生活的蔡卓妍显然是个异类。不过呢，校园里各样的奇葩都有，她即使异类，但并不让人讨厌，也不会被议论。何况蔡卓妍总是笑口常开、乐于助人，是我们这拨女生里人缘儿最好的。从好人缘儿的角度看过去，蔡卓妍的刻板，就有了特立独行的色彩。
周雨欣的模范之处，除了成绩与蔡卓妍不分伯仲，还有她的温柔婉约。
从江南水乡宜兴来的周雨欣，真是肌肤胜雪，吹弹得破。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对淡淡的蛾眉，鼻梁往上，完全是个古典美人。可惜的是颌骨太宽，且鼻梁扁塌，又有点微微的兜齿儿。这么一张脸，就构成了一张自相矛盾的脸，一张令人遗憾的脸。
我猜周雨欣对自己的相貌有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修改欲望，因为她总是低着头，用下垂的长发遮住过宽的脸颊。
我还看到她晚上用塑料发卷卷起发梢，小心翼翼地用一个姿势睡到天亮。第二天早晨拆掉发卷的时候，发丝上就有了优美的曲线，随着款摆的腰肢，在她的肩头弹动。她说话也是小小声的，笑起来时会用手背掩住嘴，而跷着的那几根手指，指尖的部分，在合适的光线里，像婴儿般散发着近乎透明的光晕。
就是这么一个温柔娴静的女生，却很奇怪地有个毛病——偷东西。
从我听来的议论中，周雨欣家里还是条件挺好的那种，她穿的用的在同学中都算是比较高档的。所以她的偷，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癖”。这个癖好的被发现，迟至大学第四年。之前的三年多，总有人向舍监反映丢东西，但谁也没想到小偷，而且是惯偷，竟然是这么一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女生。
富有戏剧性的是，抓到小偷现行的舍监原本是要报案的，却被我们当时的班主任给拦住了。理由是家丑不可外扬，作为著名的高等学府，还是内部处理比较好。
于是，在经历了多次长时间地做思想工作后，约谈变成了谈心，谈心发展成了谈恋爱，及至刚刚毕业，周雨欣被班主任火速娶回了家。“内部处理”自此在中文系有了双重含义，并成为了用于纪年的标志性事件。
才女李维，模范在有才，文学才华。
李维和我一样，是被学校作为写作特长生免试特招的。说老实话，我觉得她比我有思想多了，因为她能驾驭中长篇小说的写作，而且从很早就开始读一些艰深的文学理论书籍，在文学阅读方面涉猎很广。从她嘴里说出的很多国外作家和作品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这一点令我这个从西北偏远省份来的土气姑娘深感自卑。
李维还有个哥哥，比她大两岁，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李维显然对她哥极为崇拜，常常在宿舍里给我们读她哥写来的信，多是谈电影、先锋艺术，还有北京。很多振聋发聩的名字，还有新潮的语汇。我虽然听得一知半解，却并不妨碍我热切的羡慕之情。因为我没有哥哥，我的两个姐姐在那时的我看来，极为无趣。
李维有时也给我们读她写给她哥的信，她哥叫李远，李维在书信里称呼他“远兄”。这个名字和这个称呼让我觉得真是太典雅了，远离了一切低级趣味，充满大气和情怀。
李维写小说，我写诗。但跟她不同的是，自从进了大学，我就耻于说自己写诗，甚至耻于谈起文学和写作。我喜欢一切解构深刻、解构高尚的东西，喜欢有事没事嘟囔一句：“真他妈没劲！”
李维也会对一切装×的事情给予嘲讽，但她的嘲讽是有内容的，不像我，只会爆句粗口。从跟李维认识到最后毕业，我始终处于心理劣势。除了自愧弗如，还因为我们的初次见面无比尴尬。
刚刚入校，认了宿舍，我搬着脸盆蚊帐凉席等在小卖部买的杂物，跌跌撞撞进了宿舍。安顿行李的时候，一直盘腿坐在斜对面下铺的李维问到我的名字，她说：“哦，你就是林小枫啊？”一向讷于言辞的我，鬼使神差，回了一句：“啊，是呀，特别失望吧？” 李维当时没有回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不是吗？听到这样的回话，正常人的正常反应，一定是：“你以为你谁呀？”
没错，刚说完我就把自己给惊着了，但话如泼水，即便暗地里抽自己两耳光也挽回不了当时的丢人现眼。很长时间我都想不通自己怎么会说出那么愚蠢又自大的话，待到历过人事，回头去看，才知道那时的我，是多么拧巴的一个人，被自卑与自尊的两极拖拽着，踉跄懵懂地活着。
上大学之前，我的确是模范女生，绝对的乖乖女，听家长和老师的话，成绩优秀，举止恰当。读的都是书单上的书，写的是命题作文。因为那时是诗歌流行的年代，而且我的老父亲为了我能永葆纯洁的童心，给我出的课外命题作文的体裁，要么是诗歌，要么是童话。
高中前，在父亲的操持下，我已经出了五六本个人作品集，得了几个全国性的诗歌奖文学奖。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是“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明日之星。用我母亲的话来说，我是“她的骄傲，她的精神支柱”。
骄傲的父母亲不知道的是，进了大学，在两千两百公里外的校园里，我却不再写作，也不再学习，我成了逃课最多的学生。
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常常看通宵电影夜不归宿。我还跟学校里成人作家班的所谓作家们混在一起到处游逛。我相信把我招进去的系主任肯定肠子都悔青了，我们的下一届没有再招收写作特长生，不知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反面案例。
年幼无知的我，当时只知道真他妈自由快乐！虽然快乐里掺着隐忧，但得过且过的危机感，更助长了我一时的离经叛道。
对，只是一时。
这一时的脱轨生活，藏在我的青春时代，因为没有手机，没有微博、微信、朋友圈，没有无处不在的镜头，而得以完整地藏匿在时间深处。除了有限的几个同学和老师，再无人知晓。
每当想起那段时光，我便暗自庆幸甚至得意。我得意的，不是从一个模范女生成了连学位都没能保住的学渣，而是仗着遥远的物理距离，我竟然有胆脱轨，成为另一个人。另一个随心所欲活着的人。
四年大学转眼而过，因为成绩差加上不求上进，不靠拢辅导员班主任系主任，不参加社团，不积极联系单位，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没能拿到学位，只得了一张毕业证，便被发回原籍工作。重新回到西北那个偏远的小城市，回到父母的羽翼之下。
相比四年前离开的时候，我变得心平气和，不再有太多无来由的愤懑和委屈。我有了自己的主意，这个主意的核心，就是怎么样离开家，离开父母，离开得越远越好。
为了能够离开，我以桀骜不驯的姿态，跟我供职的报社主编吵了一架。虽然这位主编平素有自以为是的毛病，但怎么着也算是个不错的领导，有理想也能务实。报社虽小，但正赶上媒体吃香的年代，福利很好，工作满一年转正，就能分到一套市中心的房子。只是这些好处，在我看来连鸡肋都不是。那时的我，远走高飞是第一要务。
为了能远走高飞，我利用了主编，也利用了父亲“输什么也不能输气节”的文人气。
我写了篇言辞过激注定会被枪毙的稿子向主编挑衅，然后跟父亲抱怨主编势利庸俗压制人才。趁着父亲愤慨不已时，我提出要去北京发展，广阔天地定有作为。就这样，我在母亲的涟涟泪水中，连离职手续都没有办，就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七月一日，绿皮火车的车厢里，电风扇嗡嗡地转着，从敞开半扇的车窗里，滚烫的空气夹杂着烟尘长驱直入。我躺在硬卧车厢的上铺，脑袋顶上的喇叭里，轰鸣着激昂的朗诵和革命歌曲。那些旋律无比契合我当时亢奋的心境。从此，我对主旋律歌曲有了親近感，隐秘的亲近感。
我对高敏、周雨欣、蔡卓妍和李维在大学时代的描述，使我的丈夫感到新鲜有趣，勾起了他想见见本尊的好奇心。他甚至怂恿我多跟同学们联系，特别是这几个“有意思”的女同学，人家要是来北京出差或者旅游，可以请到家里来坐坐。
而对于自己在大学时代的样子，我只字未提。人与人之间，误解是常态。夫妻之间，柴米油盐上合得来就已经难得，何况我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自己的变化是怎么回事。
我其实做好了准备，他如果追问我在大学时代是什么样。我的策略是任意遮掩或者干脆重新剪辑，随意粉饰。毕竟，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时光，我负得了责。
显然我过虑了，十几年的共同生活，早已磨去了他对我的好奇心。中年人的视野里，往日不可追，前路已注定。我们在当下，闲聊别人。
我以为，聊到这里，也就可以画句号了。没想到，一个星期后，远在美国的蔡卓妍回来了。不光回来了，还跟我喝了一顿酒，入肺入腑地聊了一场。
蔡卓妍在大学的时候，就属于“托派”。“托派”是当时我们对于努力学英语，永远在准备参加托福考试，立志要出国留学的同学的称呼。
刚刚从西北小城来的我，还是刚刚听说有这样的事。让我惊奇的不是通过考试可以出国，而是只比我大两三岁的同学，他们竟然能如此进取和自觉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并为之付出努力。而彼时的我，完全沉溺在混乱无序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不能自拔。
蔡卓妍考托福考了两次，为了凑考试的费用，她过得很俭省。她从不吃零食，每餐早早去食堂，为了打到价廉物美实惠的饭菜。她每天还记账，细到角和分。那个时候分币还在用，但也几乎可以忽略了。
毕业的时候，灰溜溜回原籍的我，比照拿到美国大学offer的蔡卓妍，在学校是努力型学霸与放任型学渣的典型。我羡慕蔡卓妍的去向，却不羡慕她的努力，我甚至在私心里认为她的克勤克俭，是对大学时光的浪费，她再显得怎么优秀，也只是庸人里的优秀。
——没错，这就是无知而颓废的我，在20岁时候的真实想法。
对蔡卓妍的看法，甚至轻视，我相信蔡卓妍是有所感的。我们俩睡上下铺，关系始终淡淡的。那时猫在宿舍最多时间的人，我是一个，李维是一个，其次是周雨欣和赵慧。
赵慧是宁波人，她操着所有人都听不懂的温州方言，谈了一个隐秘的恋爱，以至于刚毕业没到离校的时候，就远嫁去了荷兰，留下我们目瞪口呆。 我们四个人在宿舍里耗着，是为了打扑克牌。而为了躲避我们大呼小叫地打牌，蔡卓妍就尽可能地少待在宿舍，以至于连漫长的夏日午睡，她也宁可在自习教室里伏在桌上解决。
那时，我不理解她的努力。她也不理解我的颓废。
这种情形持续了多年。
毕业后，十分有责任感的班长搜集编印了全班同学的通信录，并每年校订更新，寄送给大家，以期茫茫人海不要失联。
正是因为有这本通信录，在毕业后的若干年里，凡是来北京出差的同学，只要不是当年很生分的，多半都会联系我，让我相信这个世界是被有心人连缀共存的。如果人人都像我，恐怕人类社会还未建立就已消亡。
逢有同学联系，通常我会请对方吃顿饭，用一顿饭的时间，聊聊当年和今夕。身在首都，以至于我这个被动的人，竟也知曉了不少消息。
蔡卓妍从毕业去了美国，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在每个元旦前都会给同学写明信片。我也有幸收到她的问候。
在毕业后的十多年间，每年元旦前后，都会有一张远渡重洋，被风尘摩挲过的明信片寄到我的手上。那张折角窝边、颜色混浊、满载信息的卡片，仿佛呼啸着由另一个世界穿越而来，在我平庸无聊的生活上，撞出一个陨石坑。
“亲爱的小八”，蔡卓妍在明信片上这么称呼我。
我的直觉里，这个称呼不仅仅是出于洋派的惯例，这里面有亲近的成分，甚至，成分还挺高。每次看到，我都会被打动。
在明信片有限的空白里，蔡卓妍总是写满字，内容是她在一年里的变化。如果把那些年她寄给我的明信片顺序摆出，就是一份完整的履历：她读新闻研究生;她毕业了，进了一个小电视台做编辑;她换工作了，在一家报社;她重新上学了，专业是计算机编程，她的数学吊打所有欧美的同学;她进入新媒体行业了……
给蔡卓妍的回复，我从不用明信片。我会写在有浅淡横线的白纸上，三折后塞进信封，用胶水密封，再把邮票贴在封口上，就好像给门贴上封条一样。
通常我会写一页半纸，字数要远远多过蔡卓妍那明信片上的，而信件里实质性的内容却又少得可怜。最多的内容，是一些东拉西扯我所知的同学们的近况。当这部分内容不够写到一页纸时，就只能用一些当时的社会事件来凑数，也仅仅是叙述，不加入自己的评论。
在我的空洞的信件的开头，我写下：“卓妍，你好。”之后，往往需要好一会儿工夫，才能写出第一段，以便顺利过渡到同学的八卦或是社会新闻。这第一段，需要说说我，我的生活，这很难。倒不是没什么可说的，毕竟我的生活还不至于到死水一潭毫无波澜的程度，而是我觉得我和卓妍，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彼此，特别是，她不会理解我。
我们的差别，就像是把自己的生活写在人人可见的明信片上面，和把自己的笔迹牢牢地密封在信封中一样，那么大的差别。
世间所有的事情，有开始，就有结束。我不记得是哪一年，蔡卓妍没有寄例行的明信片给我。是她忘记了吗？还是她终于没有耐心再敷衍我？或者就是我选择性遗忘，是前几个元旦，收了她的明信片我却没回信。总之，我们之间的单线联系结束了。
从别的同学那里，我断续听到的关于蔡卓妍的消息，是她年纪轻轻的弟弟因为车祸忽然离世了，还有她结婚没两年就离婚了。再有，就是她的事业如日中天，以至于她的就职演讲都流传到国内了。
我和我的大学同学们都已是中年人，大部分分散在媒体行业还有行政机关，成了单位的中层、中上层，不再热衷于跑新闻拜码头这些个出差的事儿。再或者就是有了一定的身份，有了更多更需打点的社会关系，总之联系见面的同学少了，微信群里，大家见“表情”如面。
蔡卓妍在微信上忽然申请“加”我，是让我没想到的事。她在添加申请里写着“我是卓妍”。
及至见面后，我才知道，卓妍的来访，是为了公事。所以，如果没有公事，我们也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十多年，我一直在一个外资的慈善组织工作，机构很小，事情不多，任务简单。因为创始人很严谨，几十年下来，机构在国际社会也算有了点声誉。
卓妍目前供职的，是美国一家传播公司，他们主打的视频演讲和公开课，在全球广为传播，备受追捧。即使像我这样封闭的人，也曾在中午就着单位的盒饭看过几期。那些演讲嘉宾要么是某一领域的佼佼者，要么是某一新兴领域的开创人，要么是做出了某些足以给社会带来改观的大神。卓妍在这个公司是负责推广的高管。她的华人背景，使她也兼顾中国区内容的合作。
卓妍联络我，是因为她们正在策划一系列有关慈善在全球的演讲，我所在的小机构被选中作为中国内地的一个备选样本。蔡卓妍就是以策划者的身份来跟我做前期沟通调研，看看后续能否合作。
搞合作，是我们这个年代中年人之间想要主动联络故人的主要动力。但这个原因，卓妍开始并没有说。她只说要来北京，方便的话见一面。
对于这个“见一面”，我其实是抗拒的，因为不知道单独的见面，我们能聊什么。我不是个爱聊天的人，尤其不善于聊闲天儿。我是那种被认为很容易“把天儿聊死”的人。为了避免跟蔡卓妍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局面，我做了一件这么多年没做过的事：攒局。
我主动联络了在北京工作的和经常在北京的五个同学，想着混在几个人里，一餐晚饭的工夫，跟着打打哈哈，起个哄，基本也就不用说什么了。但应了句老话：“懒人不出门，出门天不照应。”从来没主动约过同学聚会的我，出师不利，竟然五个里有四个都来不了。好在剩下的那个在国企当工会主席，能言善道，一个顶仨。
谁知到了聚会的前一天，剩下的那个同学也说来不了了。原因很应景：调查组刚刚进驻他们单位，领导要求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实时待命，且不得出入任何高档消费场所。
卓妍这次来北京，住的是她们公司给定的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的聚会也就定在饭店二楼的日本料理店。算是高档消费场所。
这时，蔡卓妍已经在飞机上了，我再是不通人情世故，也知道不能跟着撤，只能单独见见了。何况，人家蔡卓妍单线联系的我，提出要见面的。 香格里拉饭店在北京西三环，我从东二环单位下了班，往那里去的路上，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作“硬着头皮”。我预设了种种话题，主要是这些年听到的老同学们的各种八卦消息。同时我还想要不要取消日餐厅的预订，改到一楼自助餐厅？吃自助的好处，是得自己去取餐，走来走去的花时间，再说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一些时间也就混过去了。
拿定主意，我很乐观地告诉丈夫，大概九点左右就能回到家。
到了酒店，在大堂等蔡卓妍下来的时候，很奇怪的，我的心重重地跳了两下。我几乎听到哐哐的声音，简直不明白自己这是什么情况，一把年纪见个二十年前的女同学，怎么搞得像小女生要见心上人似的。
不容我分辩自己，背后一个女声叫：“小八！”
转身看去，花团锦簇的酒店大堂插花旁，站着一身黑衣的蔡卓妍。用流行的恭维话来说，她仿佛“冻龄”了。跟二十年前一样纤瘦的身材，一样过肩偏分的直发，一样明亮的星星眼，还有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笑容。只有定睛打量，才能看到她脸上薄薄的皮肤有些微的凹陷，以前常年盘踞在眼睛下面的青色淡了，一些细细的纹路隐藏在眼角，随着她的表情，时隐时现。
我相信蔡卓妍眼里的我，同样是大致模样在，细节已变更。显然，青春的胶原蛋白和岁月的网纹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着置换。
我们相互打量的时间短到一两秒，却也足够看清对方二十年未见的际遇，大致是好是坏。因为这是本能里的东西，进化了几十亿年的本能。
最终我们还是落座在清冷的日本料理店。我的小心思失算了，蔡卓妍对我要改为西式自助的提议断然否决，说是不想吃东西，只想清清静静地跟我聊聊天儿。
我倒是没有因為失算而沮丧，相反，她明确地说要跟我聊天儿，倒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不知道我们之间除了共同怀个旧，还能聊什么。
落了座，点了菜，茶水上来，蔡卓妍直接跟我说了她的来意。
“合作”这个词儿马上带来了公事公办的语境，我的一颗惧怕冷场尴尬的悬着的心放下了，同时也没来由的，有了一点儿失落和无聊。
我诚恳地应对了蔡卓妍关于合作的设想，负责任地告诉她，我会提供尽可能完整的资料给她，也会写邮件给老板，尽量促成合作，达成双赢。工作场合的语汇和对具体事务的探讨，消解了我们久别重逢的那一点点拘谨。
缺少烟火气的菜上了桌，我们的聊天也显得缺油少盐，没有滋味。我忘记了是怎么开始的，我和蔡卓妍，说起了我们各自的孩童和少年时代。仿若大水灌进蚁穴，情绪和故事密集地从地下涌出，说的人和听的人都进入了心悸和头皮发麻的状态。
事后，我在脑海中一遍遍梳理我和蔡卓妍的交谈，那些密集的话语像蛛网一般交织黏着，互为经纬，直到好多天后，我才理清楚我们各自讲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塑造了后来的我们，那些使我们成为别人眼中的模范女生的故事。
话头是从我儿子开始的。
实际上我并不愿意谈孩子，特别对方还是个离婚未生育的女强人。
要不怎么说蔡卓妍是女强人呢？她主动问起了我儿子的情况，要求看看我手机里的照片。在赞美了我儿子那小鼻子小眼睛的长相是“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后，她进一步问起了学习怎么样。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怎样，孩子总是跟学校和老师有点格格不入，而我也觉得学校管得太死，实在不适合男孩子的成长……
我沿着自己的思路，兀自絮絮叨叨，蔡卓妍忽然眉眼一立，截住了我的话头：
“你可不要顺着他去反抗老师，甚至反抗教育体制。这么做吃亏的只能是孩子！你要告诉他在自己弱的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顺应环境，迂回抵抗，暗地里强大自己，等有能力了再去对抗。别那么傻，把自己折进去。”
蔡卓妍突如其来的一番话情绪强烈，我愣怔片刻，一时不知如何应答。
其实根本也无须我回应，一种我没在卓妍身上见过的情绪，在那一刻推着她继续说下去，如河流倒淌，定要回到源头，才能止息。而我，目瞪口呆地听着，间或不可置信地追问一下。
事后回想起来，卓妍所说的那些她从小而来的经历，其实并无惊世骇俗之处，只是与我认识中的蔡卓妍判若两人。我一直活得敷衍，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做以貌取人的简单判断，所以，蔡卓妍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就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在不惑之年，我借着她这股劲儿，也回看一下自己，辨析因果，恍然大悟，理解了自己颓废荒唐的大学生活，可能是一剂解药，是一个对出身和出生进行消极抵抗的幻灭和觉醒。
蔡卓妍则与我不同，她是一个积极的迂回抵抗者，我们的出生际遇完全不同，她的迂回抵抗使她明智而努力，成为了社会公认的成功女性。而我的自暴自弃，使我得以补偿青春期该有的逆反与躁动，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小职员。
如果你好奇卓妍是怎么从模范女生变成模范女强人的，那么你可以接着往下看，以下是卓妍当晚的叙述，我原样呈现，是怕自己的转述扭曲了事实。
你上大学那会儿觉得我特别古板没意思吧？我也知道，但我认定了我得那么做。这就和我劝你不要放任儿子去抵触老师抵触学校甚至抵触体制是一回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太知道弱对强、大对小、鸡蛋碰石头的结果了。
你以为我很喜欢我们的学校吗？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尤其不喜欢上什么文学院念中文系。我小的时候想上的是戏曲学院。惊讶吧？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觉得我在说笑话。记得我在联欢晚会上唱黄梅戏吗？对，黄梅戏，我小时候最着迷的东西。着迷到什么程度呢？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偷偷跑到我们当地的黄梅戏剧团，说我是个孤儿，请他们收留我，我还表态，一辈子不要工资，只要让我吃饭和学唱黄梅戏就行。
你知道剧团里的人听了我的表白是什么反应吗？他们都没直接跟我说一句话，就嘻嘻笑着，相互挤眉弄眼，然后拿起电话打给派出所，让警察来把我领走。
不意外吧？是呀，成人世界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一个孩子的认真，在大人那里不就是个幼稚的笑话吗？可是当时我却吓得不轻，赶紧自己溜走了。又不甘心回家，就在剧团门口的树底下蹲着，一直到天黑了，也没看见警察来。 現在回想起来，剧团的人根本犯不上为这点事报警，他们就是吓唬吓唬我。我相信，看我溜走后，他们一定在门后爆笑，毫无心理负担地笑一个孩子的冒傻气。
那一天回家后，家里等着我的不是关心的安抚，而是关心的暴揍。对这顿揍，我那时一点儿也不意外。因为从不记事的时候我就开始挨打。挨打是我生活的常态。
我妈是一个很暴躁的人，大概她自己的工作生活也不怎么顺心吧，我记得的她永远都是阴着脸，而我要时时提防她没来由的打。
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理解我的母亲对我的态度。有一件我印象最早也是印象最深的挨打事件，发生在我还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我妈从幼儿园接了我一起回家。那天天气很好，在湖南来说，难得有那么晴朗的蓝天。因为在幼儿园的表现好，我得了一朵小红花。我记得自己努力把那朵红色皱纸扎的小红花举得高高的，举给我妈看，想讨她的欢心。没想到却是讨打。我的母亲大人扬起手，迅猛地给我来了劈头盖脸的一巴掌。
我现在都好像能看见她的手在阳光中劈下来的样子，阳光顺着她的手指缝照射下来，刺痛了我的眼，我的耳朵在她的巴掌下开始嗡嗡响，好像我手里被打落的小红花把蜜蜂招来了一样。
那天晚上我做梦，梦到特别多特别多的蜜蜂，密密麻麻地飞过来，我怎么跑怎么躲都甩不掉。最后，当蜜蜂刺痛我的时候，忽然我就缩小了，掉进了老鼠洞里。蜜蜂就在洞外面一直嗡嗡地盘旋不去。
梦醒的时候，我发现我尿床了。当时那个害怕呀！真是叫作恐惧的深渊。我想遮掩过去，就把褥子翻过来。人又小褥子又重，折腾了半天，铺得乱七八糟，早上还是露了馅儿。照例是一顿打。好在这顿打是有预料的，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那显然不是我第一次挨打，因为我把小红花献给母亲的时候，是怀着深深的讨好、谄媚，怀着恐惧的。挨打是我小时候的家常便饭，好端端写着作业，忽然头上就挨了一巴掌;勤快地擦着桌子，也能被赏一个大耳光。挨打是天底下最痛苦的体验，特别是没来由的没准备的。所以我从小养成对人察言观色的习惯。每天放学回家，我都尽可能轻手轻脚地进门，尽量不动声色地观察我妈的神色，感觉她平静甚至愉快，我会在心里长长地舒一口气。要是觉得她不大高兴，那我就得万分小心，提高警惕，努力缩小自己不出现在她视线里。
按说孩子一般都会比父母高，但我的身高比我妈矮大半头。我曾经怀疑自己不是我妈亲生的，尤其是大一些以后，我看见我的同学跟她们母亲的相处。那些母女温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是真的。
我还做过“滴血认亲”的事儿。你应该也看过的吧？在过去一些古装剧里有的情节，亲子之间查验是不是父子关系，就把两个人的血滴到一碗水里，如果血融合了，就表明是血亲关系，不融合说明没有血缘关系。
我记得我看到电视剧里这个情节的时候，心里激动得要命，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我极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父母亲生的阶段。刺破手指挤出血，我是一点儿都不怕的，这件事难在怎么样得到我妈妈的血。为这事儿我好多天神思恍惚，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妈杀鱼的时候把手割破了，血出得挺多。我赶紧上去帮她收拾，用卫生纸擦，给她找碘酒纱布。
当时如果有个上帝视角看我的话，一定会发现我在窃喜，激动得都快要掩饰不住了。
我悄悄地把沾了血的卫生纸藏到花盆背后，心神不宁地等着大家都睡了，偷偷爬起来做“滴血认亲”的实验。卫生纸在水里析出了血，一碗水变成了淡红色。我赶紧把自己的手指刺破挤进去两滴血。
做这事儿的时候，我压根儿没觉得疼，我太想确认这个狠毒的女人是个像所有故事里一样的后妈，而我的亲妈可能在遥远的地方思念着我。可是，我的血滴进去，渐渐地晕开，把水染得更红了。
这是表明相融了吗？当时我真是特别沮丧！我还安慰自己，妈妈的血放在外面太长时间了，在卫生纸上都干了，所以这个实验结果不准。虽然我心里知道，她应该就是我亲妈，这倒不是因为这所谓“滴血认亲”的实验结果，而是因为比我小五岁的弟弟，基本上也跟我一个待遇。不过弟弟比我强的是，我妈下手重的时候，我爸会护着他。
弟弟和我一直感情特别好，回头想想，我补给了他缺失的一部分母爱。所以，相比我，他过的日子要正常一些。可惜，他早早地就走了。28岁。
弟弟小时候最喜欢我给他唱黄梅戏，每次我唱到《女驸马》里的那几句戏词，“人人夸我潘安貌，原来纱帽罩婵娟。我考状元不为把名显，我考状元不为做高官;为了多情的李公子，夫妻恩爱花好月儿圆”，他就笑得咯咯咯的。我妈却特别听不得我唱戏，尤其听到这一段，她就会骂我是不正经的东西，她会抽我嘴巴。
不知为什么，我妈对戏曲有天然的反感……细想想，我从没听她哼过歌儿，或者她根本没有什么喜欢的文艺。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衣服也都是硬挺的面料，而大多数时候，她穿的是工厂发的硬邦邦的制服，灰色的，上衣有四个兜，方方的、板板正正的。就和我们家粗糙的家风一样，不容许存在细腻的温柔的情感，甚至对一切温情都抱有敌意。
不幸而又万幸的是，我跟我妈截然相反。我喜欢歌舞，尤其喜欢黄梅戏。虽然在剧团碰了那么大钉子，还是喜欢。我上初中的时候，14岁，你知道我干了件什么事儿吗？我给安徽的黄梅戏学校写了封信。
信的内容，除了表达自己有多么多么喜欢黄梅戏，还把自己狠夸了一通，说我从小就练功，能看到的黄梅戏我都会唱，戏词儿都背得下来。我还一直锻炼身体，会劈叉。要是学校能招我，以后我肯定能给学校争光。
那封信我足足写了五页纸，当时不知怎么就那么有信心，觉得一定能打动学校，让我得偿所愿。我在信封上写的收件人是“校长”，我以为每一个校长，都会读写给他的信，会认真对待写信的人。为了保证信能安全寄到，我还用省了好久的早点钱，买的邮票，寄的挂号信。
坏就坏在我寄的是挂号信。
焦灼地等了差不多一个月，我等的回信来了，只是先落在了我妈手里。准确来说，那不是回信，而是邮局把我的信原样退回了，上面盖了个“查无此人”的印章。那个时候，普通平信如果找不到人投递，也就被随意处理了，挂号信却得认真对待，没有人收的或找不到收信人的，信会退回给寄件人。 信退回家，落到我妈手里，她很自然地、理所当然地拆开看了。我想她那时一定怒不可遏，而且她一定是察觉到了，打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因祸得福的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挨打生涯结束了。
那一天，我被罚跪和饿饭。说实话，来自我妈的体罚，对我而言就是毛毛雨，我当时心中所有的愤怒和不甘，都是出于戏校对我的置之不理。我在心里狠狠地诅咒戏校的校长，咒他会被小偷偷，被强盗抢，被撤职，还会从戏台上摔下来摔扁鼻子摔断腿……
回想起来，那时我心中还真是充满了怨毒，因为不能哭不能喊，那些没法儿发泄的怨毒就一直沤着，好像会发霉发臭，变成肥料一样。
也正是这些“肥料”，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成了滋养我的所谓上进心的土壤。我不再想着上什么戏校了，我已经分得清戏和唱戏的人是两回事儿。我也清晰地知道了我的弱小，在这个成人世界，我没有喜欢的权利，没有说话的余地，连挣扎都不行！
“那好吧，按你们的规矩来！”
这是我跪在家里的水泥地上，心里头升起的念头。
我没有服从，我懂得了迂回。
是啊，我都按你们说的办，即使我心里一万个不同意，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假装是同意的，我顺应你们的规则和自大，我成为好学生，成为乖孩子，最终，我会成为强者，我会离你们远远的，甚至，我在那个时候，再来反击。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刻苦了吧？
高中三年，我真是像疯了一样地投入学习，所有的课本我都全部背下来。
一天天的，我像是能感觉到自己长个儿一样，能感觉到自己变得强大。高中时有个老师很讨厌，特别喜欢找女生单独辅导，找我辅导的次数尤其多。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是一个老色鬼，借着教学的便利接近女生。好在色胆不大，也就是假装无意地拍拍摸摸，说些暧昧的话撩拨撩拨。
我还记得他姓廖，教语文，上课时酸词儿一串一串的，而且还唾沫横飞，是真的唾沫横飞啊！那时我坐第一排，胳膊上脸上没少被喷到口水。但是我能忍着恶心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不像别的同学表现得很嫌恶。有个别夸张的女生，当堂掏出手帕来擦，表明是做给讨厌的老师看的。
看到吧？我当时就那么能忍耐，有城府。因为到考试的时候，留作业的时候，那些不能忍的同学的报应就来了呀！
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表现，这位廖老师对我青眼有加，隔三岔五要留我单独辅导。面对一个老色鬼，要说不怕那肯定是假的，但我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求助父母，我的头顶上没有保护伞，我能自己解决。
我的解决办法是说谎，你知道我编什么谎吗？
我编我姨夫是公安局的刑侦队长。听上去很简单很直白吧？关键是我传递这个谎言的方式比较巧妙。我把它写在作文里，还把一些从《故事会》看来的刑侦故事中的小情节改头换面，写成发生在我的姨夫的身上。我还记得那个老师看了我写的作文，很惊讶地来探听虚实，我当时特别镇定，而且懂得欲扬先抑，假装说我姨夫不让我跟外人说他的身份，同时我也在写作文的时候有一点儿艺术夸张等等，唬得他一愣一愣的。其实我姨夫就是个下岗工人，窝窝囊囊的，被我姨瞧不起，在家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
我的作文起了作用，那个色鬼老师不敢招我了。这件事让我特别有成就感，由此我更明确地知道，我可以靠自己解决一切自己的事情，可以对抗一切对自己的伤害。
唉，还是幼稚啊。人生的伤害并不都像色鬼老师一样那么好对付……
说老实话，在大学认识了你、李维还有周雨欣，我特别不能理解，你们怎么活得那么放松，尤其不能理解你。我觉得你就是那种被父母宠坏了的孩子，你怎么能那么懒散，那么对自己不负责任！居然还被免试招进来，根本就是有黑幕吧？
你自己记得吗？英语四级考试那天，早上六点不到，我出来跑步，碰到你跟一个男的勾肩搭背往回走。我知道你一夜没有回来。看到你一脸瞌睡地跟一个男的混了一夜的样子，还是在那么重要的英语四级考试的前夜，我真是觉得难以置信、难以理解！我记得我当时特别正义地跟你说：“今天四级考试啊！”
你记得吗？你当时的反应？
你特别不屑，特别冷淡，特别不以为然。你还跟我来了句英语：
“So what！”
呵呵，你那句“So what” 给我的震撼，可以匹敌我妈那劈面一掌。
后面很多年，我时不时地会想起这句话，起初是批判的，后來有点认同了，现在我也有了点“So what”的态度，在我觉得纠结和困难的时候。
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特别好奇：你那么年轻时就凡事“So what”，真的好吗？我知道你那天根本都没去考场，在宿舍睡了一天。你弃考了英语，也就是主动放弃了大学本科的学位啊，真的值得吗？
…………
你那会儿特别看不上我吧？觉得我刻板无趣，笨到天天读死书。
嗯，坦率说我也看不上你。
在我眼里，你就是一纨绔女生，你的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不像我，我的一切都是自己加倍努力争取来的，而且，我没有任何依靠，任何退路。所以早早地，我就知道要锻炼身体，有强健的身体，有坚强的意志，有过硬的本事，我才能彻底离开我的父母。
你知道吗？大学时候，我最开心的就是要开学了，最难受的，就是要放假了。说起来跟哈利·波特似的。我之所以是坚定的“托派”，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毕业后能不回湖南，离老家越远越好。所以，去美国，是我那时候的目标，唯一的目标。
你毕业以后回原籍，是我意料之中的。我以为你父母肯定给你在当地通过找关系安排了又轻松又高薪的工作，你呢，就在父母的羽翼之下舒舒服服地混一辈子。没想到你居然一个人闯北京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还真是特别意外，李晴告诉我，你都没在原单位待够一年，真是够任性的！就差一个月转正都等不了吗？连干部身份都放弃了。干部身份即使在今天，社保退休都是很有用的呀！ 说老实话，我对你的勇于放弃还真是挺佩服的。虽然我也不确定你是真的因为勇敢而放弃呢，还是因为来得太容易而放弃，还是根本就糊里糊涂的，从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不过呢，回过头去看，其实人生没有最优解。我每年发你的明信片上告诉你的，是我表面的生活。那时我如愿去了美国，但跟父母的联系是没办法彻底斩断的。后来我基本上每隔两年回一次家，每次回去往返也就是一个星期。我跟家里人的解释是机票太贵，为了赚学费生活费，我还要打工，所以几乎没有假期。
这些也的确是实情。当然也暴露了我的无情。
其实在那个时候，包括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希望能跟父母和解的。“和解”，从头至尾都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的父母从来不会认为我和他们之间有什么隔阂。我心里的伤他们不知道，他们极其简单地认为，我是他们的女儿，小时候挨打听话，大了孝顺报答，这都是本分。实际上，我才是真正的陌生人，对他们而言。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改变他们，改变我们的关系的。
你记得吧？我那会儿给家里写信挺勤的。所以李晴还说卓妍跟父母很亲。当时我心里在呵呵笑，但是我觉得也挺好，我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幸福的样子。
对，幸福的样子！这也算是我的软肋，我的虚荣心。
那时我写的家信都特别厚，好多页。我在信里描述校园的样子，描述大学生活，告诉他们我学的中文系的课程多么有意思，上课的教授是多么学识渊博而又温和幽默……
这些信与其说是家信，不如说是论辩，是推荐，是说服。
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我的父母特别坚持让我报理工科，因为他们都是学理工科出身，在国企工厂里干了一辈子技术员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来得那么大的底气，坚定地相信：“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我则在内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学文科。为了学文科，我就在平常的考试中放水，把理科成绩考得很差，才算是过了家里的关，报考了中文系。
我妈抖着我的高考成绩单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她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腔调说我：“笨脑子，也就靠死记硬背下笨功夫了！”
讽刺的是，过了这么多年，干了好些工作，我发现其实我还是个理科脑子，基因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我要是大学读了理科，出国后的求学和工作，也不至于走那么多弯路。所以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我那会儿并不是真的喜欢文科，我只是不喜欢我父母喜欢的，我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选择自欺欺人，以保全自己的叛逆。
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我念了四年的中文是对的。中文学科给了我更宽一点儿的视野和更宽一点儿的心胸。文学的感召，让我在大学时代，还企图改变我的父母，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多么富有文学性的浪漫主义的想法！
在现实面前，浪漫主义很难有说服力的。我的父母和大部分人一样，是习惯的生物，是固执的生物。人是不可改变的。我在大学时代写给父母的信，差不多每周要发出两三封。基本上他们两个星期回一封，总是一页纸，写的都是教导、叮嘱，和家里的实际情况。比如你在生活上要节约，不要乱交朋友等等，跟训诫差不多。
你不用同情我，雖然在父母那里遭受挫败，但大学生活于我还是如在天堂。我弟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男孩儿，所以我父母定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要求和塑造他。他们要求他要当前三名的学生，要学理工科，当工程师。
我弟是个比较软弱的小孩儿，他很聪明，也胆小，他爱读小说听音乐看电影。他是真的讨厌数理化。
弟弟根本不是父母的对手，小的时候他乖乖听话，每天按时上下学，周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到了高中阶段，成绩却越来越糟糕。我觉得他那时是主动地放弃了，他不像我，悟出了迂回抵抗的路子。他只会消极抵抗。他最喜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被我妈撕得粉碎，他也就笑了笑，就算了。
弟弟最后勉强上了个大专，出来工作也是在工厂干技术员。整个人一直都很消沉。那个阶段，我已经离开家上大学了。后来去了美国，跟弟弟见面极少，他也从来不写信给我。我觉得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远离了他。
到了美国，我的日子并不好过，经济上捉襟见肘，但对我而言，那也是自由美好的王国。距离不一定产生美，但一定会产生安全感。有了安全感的我，以为我的生活从此就好了，不会再有什么心理负担了，谁知我弟却出事儿了。
我弟弟的事，想必你也听说了吧？他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出车祸死了。看上去是个意外，但我总觉得那是我弟弟过得生无可恋，主动放弃的。他的工作也就那样了，娶的老婆也是我父母给选的，婚前显得老实贤惠，婚后就变得很张扬的一个女人。
我总忍不住去想弟弟去世前的心理，他一定觉得孤独无望，才会在高速公路上骑摩托车狂飙，毫无预警地撞上了大货车。
弟弟去世后，我回湖南办丧事。可能在一般的家庭，这种情况下，亲人之间会抱头痛哭吧。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儿媳妇却在互相指责埋怨，在那个丧事上，弥漫着的怨气，远远多过应该有的悲伤。我的心在那个时候，彻底地冷掉了。
办完弟弟的丧事，我马上回了美国。虽然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了父母对我的态度的变化。我不想说他们是势利的，但他们确实表现出了势利。从我出国开始，他们就在亲戚邻里之间说我从小就是听话有出息的那一个。相应地，弟弟成了那个不听话没出息的。
弟弟不到30岁去世，对他们是很大的打击，特别是那时候他们也都退休了，很多空闲的时间和精力，加上他们自己也没什么爱好可以寄托。所以，我明显感觉到父母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强。在我弟弟的丧事上，我妈就提出让我带他们去美国住一段时间，好在他们对出国的手续都不了解，也没有护照，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对我妈说不，而如果答应了她，对我，那就是小时候噩梦的延续。
听着是不是特别无情？冷漠？虽然我每年给他们的钱，比他们的退休金还多一倍。
我觉得我真正成熟起来，是我能正视自己同父母的关系了。
从弟弟去世开始，我才醒悟，我前三十几年的生活目标，最早是为讨好父母，接着是为远离父母。当目标达成的时候，我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什么。当真正从物理距离上逃开后，心理上的逃离又持续了好些年。弟弟的死，才让我清醒，我必须割裂跟父母的关系，在心理上，然后我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有自己的幸福。 当然，在道义和血缘上，我没办法决绝地割裂。我还是会每两年回一次老家，每次回去往返一个星期。在家也只待四五天。那四五天是如坐针毡的四五天，堪称一日长于百年。
每一次去，我都发现我的父母又衰老了很多。他们对待我殷勤而小心，我们客客气气地坐在两张沙发上，客客气气地笑着，没话找话地说着。那种氛围让人缺氧，让人抓狂。我会找借口去看同学，从家里逃出去，在城里乱逛。即便白天的大半时间都耗在外面，一早一晚的时间，和父母相处的时间，都让我觉得很煎熬。然后，我们要在亲戚面前，表演母慈子孝，同时，我还要扮演一个成功的世界性的女强人……
我的父母都很瘦，老了，越发干巴瘦。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互相唠叨责难对方。他们看不顺眼很多人、很多事，他们总是不高兴的。他们的样子，让我怜悯，还让我有罪恶感。我知道我不应该有罪恶感的，我不用为他们的衰老、他们的老来丧子、女儿疏离的不幸负责。我没有责任，我也不是施暴者，但他妈的就这么可恶！每一次回老家，前前后后的两个月，罪恶感都缠绕着我，好像我的每一点儿自由、每一刻开心，都是剥夺来的。我不配得到它们似的。
“性格即命运”，对吧？性格怎么来的呢？性格的大部分是被父母塑造的。所以，是父母决定了命运。
好多人觉得我这么说太偏激，我没法儿反驳他们，因为我不想现身说法，虽然很有说服力。
你干吗摇头？不同意？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就是说我混得挺好，一副成功女性的样子，还叨叨那一套“原生家庭”什么的，得便宜卖乖是吧？
你知道吗？我结过婚的。所谓闪婚闪离。
我的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半，其中将近一年的时间还是分居的。
我们的闪婚不是因为爱情有多炽烈，其实就是相互需要，需要有个正常的婚姻，需要生活里有个亲密关系。可是直到结了婚，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处理亲密关系，因为我压根儿没有能力，这个能力早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没有吵也没有闹，和平分手。
我这段短暂婚史，我父母都不知道，他们前几年还旁敲侧击地打听，我一直装聋作哑，他们也就不再问了。我的父母是不会谈论感情的人，我不明白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处理自己的感情？或者本来他们就是感情稀薄的人，现在，我也成了这样的人。
离婚对大多数人是坏事儿，对我却是好事儿。
离婚这个事情，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我能怎样改善自己。如果我勉强维持了婚姻，再浑浑噩噩地生个孩子，那罪过可就大了。我难以想象我怎么教育孩子，怎么给他爱。大的概率是孩子一点儿也不快乐。所以，我现在的独身，也算是积德行善。不是吗？
记得赵慧吧？就是一毕业就嫁到荷兰的赵慧。毕业遣散还没开始，她就结婚出国了。我记得咱们还议论她保密工作怎么做得那么好。呵呵，其实她和结婚的对象，只认识了两个月。
同样的，不是因为爱情。
我和赵慧在毕业后见过两次，有一次喝了顿酒，喝得都有点多，说起大学时候的事情，赵慧也跟你一样，说我是刻板的学霸，单纯的模范生，让别人特别有压力。她也误解，以为我是在父慈母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有奋斗精神的乖乖女，正直阳光，勤奋上进。听得我当时哈哈大笑，就像今天一样，我把自己的成长过程和家庭情况跟她说了，那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讲我自己，真实的自己。讲完以后有点慌，但更多的是爽，是痛快！
我没想到，对于赵慧，我以为的和她真实的情况也相去甚远。除了她的闪婚，还有她远嫁荷兰的原因，竟然跟我如出一辙：为了离开父母，离得远远的。不过她的父母跟我的不一样，她的父母是专制控制型的，不像我的父母，纯粹暴力命令型。但结果都一样，我们离开了，离得很远，我们在离家万里的地方，获得自由，主宰自己的人生。
我问过赵慧：嫁给一个近乎陌生的男人，去到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
赵慧说：她怕那种被死死捆住、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被看到的生活，远胜于嫁给一个陌生人。何况，遥远的地方，一直对她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这话说得多帅！简直直指我心。
以前在大学的時候，我跟赵慧都相互以为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两种人。我看她，高大漂亮敢说敢做、自信张扬。到哪里的架势，都像是家里宠出来的公主，身边的人只能当绿叶做陪衬。她看我，就跟你看我一样，简单刻板、乏味无趣。想想人生真是奇妙，在异国他乡，我们发现彼此是同一种人。
不过我得承认，赵慧比我果敢，她能够在短时间内权衡利弊做出选择，然后头也不回地冲向自己选的路。就像她的婚姻，虽然也是闪婚，但她敢于付出真心，跟丈夫相处得挺好，还生了两个女儿。她说自从有了女儿后，她开始体会到幸福了。
结婚、生孩子、感到幸福……真让我望尘莫及。
好在，我现在也算是有闺密的人了。你肯定想不到，我的闺密是怎样的一个人。
她六十多岁，是我现在的房东，叫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原来是德国人，后来随丈夫移民到了美国。我对她无话不谈，毫无保留。是不是挺神奇？说老实话，我觉得很庆幸，有生之年，我能有一个可以坦露内心的朋友。虽然看上去我们年龄差了二十多岁，身世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我们能特别透彻地理解彼此。
其实说起来，我对克劳迪娅的依赖程度比她对我要高多了，她几乎承担了母亲和朋友的双重角色。从小到大，我跟母亲都是疏远的，我的印象里，小的时候，我妈都没怎么抱过我。有件事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笑、黑色。
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吧，有一天我妈回家，可能在单位有什么喜事吧，她回来就特别高兴，先是一把抱起弟弟，转了个圈，然后放下弟弟，伸手来抱我。可我是被打惯了的人呀，看见她的手伸过来，我的本能是躲开。我那一躲，我妈搂了个空，她有点没反应过来，怔在那里。我想那时候她的心理，应该是有点意外，有点尴尬，有点失落，有点懊恼。最后，懊恼占了上风，她扬起僵在半空的手，顺势给了我一巴掌。也算是没有辜负我的那一下躲闪。 长大以后，我很烦跟别人有身体接触。每次见到父母，我都尽量跟他们保持身体的距离。我弟去世后，我回家时，我妈就曾经提出来晚上跟我一起睡，说想跟我聊聊天。虽然我知道那时的她心理非常脆弱，但是我过不了这一关，我推说自己倒时差容易失眠，夜里可能还要上网收工作邮件，会连累她睡不好。这种搪塞，让我心里不忍，但我并不自责，我确实没办法克服这种身体接触的不适感。
对于克劳迪娅，我却完全没有这个障碍。我非常适应跟她的拥抱、贴面礼。我享受她的亲切和包容，我乐于说出自己的困惑，听她分析给我建议。
我想，我的人生中有这样一个挚友，算是意外之喜。因为有这个朋友，我的独立和坚强也就都成立了。为了这个，我得干一杯！
卓妍的这杯干了的酒，给她的脸颊布了层光，她的星星眼更加亮了，她把空了的酒杯向我照一照，向我探身过来：
你呢？说说你吧。别光是被我的故事给惊着了。
的确，蔡卓妍告诉我的她的过往，真的把我惊着了。在听她说话的过程中，我碰倒了茶杯，碰掉了筷子，碰翻了味噌汤，一只天妇罗炸虾横躺在我的浅灰色的裙子上，直到印出了完整的油印才抖落。
起初为了礼貌而点的一小壶清酒，早已喝光。话说到这时，桌子上小酒壶已经排起了队，整整齐齐的，像玩偶士兵。
清凉而冷冽的大吟酿酒滑过喉咙，也勾起我诉说的欲望。
我告诉卓妍，我的大学生活，的确是懒散的、放纵的、不负责任的、得过且过的，甚至是自暴自弃的。她看到的都没错。但她对于大学之前的我，却判断得大错特错。
我免试进入大学，并没有所谓黑幕。相反，我经受了当时来自系主任和文学教授的单独面试笔试，以及他们对我在高中两年成绩的考察，才郑重地决定准我入学。
考察我的老师没有料到的是，我在入学前后，判若两人。这是我父母所不知道的，也是我自己没料到的。我呈现给我的大学同学的，和我在老家小城里表现出的样子完全不同，就像是晴空正午，一个汗毛毕现的明亮肉身和投在地上墨尘尘的影子一样，同源同体却截然相反。
对，肉身和影子都是我，或者说，她们分别是曾经的我。扁平的、片面的、局限的我。
而当那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来临，纤毫毕露的肉身跟暗沉的影子合而为一，成了现在的我，灰扑扑的现在的我。
那个时间节点，就是大学毕业。
（以下，就是我向蔡卓妍的讲述。）
前面我也说过了，上大学之前，我是绝对意义上的乖孩子好学生，是父母们口中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
如果我说我一点儿也不自豪，你信吗？会觉得我很矫情吧？要是我告诉你，我曾经企图自杀的，还不止一回，你相信吗？觉得可信吗？
别把眼睛瞪那么大，其实也没有那么吓人。看看我的手腕，浅浅的这一条，看着就是普通的皮肤纹路吧？呵呵，其实是我小时候企图割腕自杀的痕迹。
也不是特小的时候，大概十三四岁吧。特别绝望，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每天过得了无生趣，唯一有吸引力的就是死亡。
你笑啥？觉得是青春期的无病呻吟对吧？
的确，我没有挨过打，相反，在外人眼里，我是深受父母宠爱的。用我们家亲戚邻居、父母的至交好友的话来说，“老林对他这个女公子，是捧在掌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女公子，指的就是我。对，充满了酸腐气。每每听到这个称呼，我都在心里作呕，但表面上，我在乖乖地跟人打招呼：“伯伯好！”“阿姨好！”……乖巧地任人家拍脑袋捏脸蛋儿。那种时候，我父亲脸上的表情是矜骄的、得意的，因为我这个女儿，是模范女生，是写作天才，最要紧的，是他一手培养出的女儿。
我并不是独子，我上面有两个姐姐。
我的父亲给三个女儿三个待遇。
给我的待遇，是不挨打，好吃好喝给我一个人。因为我“从小懂事、听话、聪明、有天赋”。
给我大姐的待遇，是骂和打，因为大姐“从小就不懂事，不听话，贼大胆儿”。
给我二姐的待遇，是数落，没考好的时候也挨打。因为二姐从小在姥姥家长大，跟家里不亲，所以经常被骂“犟、倔头、反应慢”。
父亲要维护自己公平做父亲的形象，所以，他给我好吃的东西时，常常是把我叫进里屋，让我在那儿吃，或者给我装兜儿里，嘱咐我没人的时候悄悄儿吃。太小的时候不觉得，大一点儿的时候，我在独自吃进嘴的蛋糕、巧克力当中，吃出了耻辱感。然而，那时我还不能分辨这耻辱感的来由，我笼统地把它们归咎于生活的被动、无奈、无聊、无耻。
我的父亲还特别喜欢带着我上街，他牵着我的手，在我们那座偏僻的小城市里，走过几个街口，带我去吃刀削面，还去百货公司柜台称半斤巧克力。一路上，隔三岔五地碰到熟人，就停下来说几句，所有的内容都是关于我：他怎么疼爱我，我怎么有出息。
我跟二姐就差一岁，小的时候父母没法儿照顾，就把二姐送到了姥姥家。
我和大姐差三岁。我的大姐有着跟我父亲一样暴烈的性格，敢于和父亲明火执仗。小的时候，于我而言，大姐和父亲都一样有权威。
我的所谓听话，是因为看到父亲暴打大姐而建立起来的。我一直很胆小，我不仅不敢不听话，而且还努力遵从父亲的要求去执行，按照他的塑造，成为一个才女，写诗的才女。
父亲所不知道的是，通常大姐挨了父亲的打，她就会在父亲看不到的时候打我。我觉得我们家就是个生物圈，有一条食物鏈，父亲站在顶端，看上去大姐在底端，实际上被父亲羽翼罩着的我，才真正在底端。
我清楚地记得，大姐打在我身上的拳头特别有劲儿，常常那当胸的一拳，能让我倒退几步，再一屁股坐地上。我相信大姐对她的行为其实是心虚的，她知道自己就是为了出气而欺负无辜的我。不然，她不会在打我的过程中，再三再四地强调：“告状精！你去告啊！跟你爸告状去啊！”说这话的时候，我想她一定很矛盾。这与其说是控诉，不如说是怂恿，怂恿我把她的拳脚相向告诉父亲，然后她再打我，可就算名正言顺了。我却从未将此类事件向父母控诉，因为我本能地知道，告状的后果，将比不告状要严重得多。虽然我胆小如鼠，但我懂得审时度势。 上小学之前，我是白天被锁在家里的。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像大姐那样去上幼儿园。按照我母亲的解释，是因为我身体太弱。至今我都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因为双职工父母的家庭，孩子都是要去上幼儿园的。可是，我就被锁在家里。
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军队大院里。我的父亲是文职现役军人，母亲是银行职员，工作都很忙。每天他们出门上班，我大姐出门上学时，就把我反锁在家里。不过我父亲上班的地方就在我们住的大院的另一端，所以，他会时不时地穿过院子，打开锁头，进家里来看我一眼，给我点儿吃的喝的。
那时我们住的房子，是那种砖木结构的小楼，我家在二楼一个单元房里。按照我父亲的说法，不管什么时间，他快到家的时候，总看到我把脸贴在窗口望着外面。他由此推断，我一直趴在窗口，孤单弱小无助地等着父母回来。在父亲看来，我的样子是可爱加可怜，也就是一个小女生最该有的理想样子：惹人怜爱。
可是在我的片段的记忆里，门外锁扣合拢时发出的那一声“咔嗒”，带给我的并不是孤单害怕，而是平静和自得。因为在锁门之前，我们家那小小的空间里，经常被唠叨、叱责、打骂、命令和哭泣声充满，那些声音仿佛在墙壁之间来回弹动，很久才能衰减、消失。
因此，我从不认为自己被锁在家里独处的时光有什么不好。
那些安静的白天，我从窗口看树叶打着旋儿地飘落，麻雀伶俐地蹦跳，钻天杨在风里像喝醉了酒一样歪来倒去。日光沿着窗框一格一格地移动，从合适的角度看过去，粒粒微尘闪闪发光，像是出现在白天的星辰……那些影像，是我的童年时候最大的乐趣。
我还记得，在窗台的缝隙里，一颗草籽发芽钻出来，芝麻粒儿大的草芽带给我的惊喜，远远超过父亲告诉我的所谓喜讯：我的诗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我被批准加入作家协会了。
长大后，我特别想告诉父母：我趴在窗口真的不是在眼巴巴地盼望着他们回家，我只是在看这个世界的风景。
可是，我没胆儿，就连我的父母齐声夸赞我多么乖巧懂事，锁在家里都不哭不闹的时候，我也只是呵一声。附和长辈已经是长在我骨子里的习惯，即使在内心里激烈地抗辩，我的表面还是乖顺的。
呵呵，很分裂吧？
吐槽了半天我的父亲，我看上去特别不忠不孝不懂感恩狼心狗肺是吧？
说说我妈妈吧。我妈妈很自豪自己被周围人称为是“刘慧芳似的女人”。刘慧芳你知道吗？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火的所谓全民现象级电视连续剧《渴望》中的女主人公，以宽容忍耐贤惠勤劳著称。成就了我妈妈这个名声的，当然是我爸，因为他的暴躁脾气和不近人情享誉方圆三五里的两三个单位及家属院的数百熟人。
那个时候，人们住得近，通常一个单位的人都住一个大院儿，所以谁家什么情况相互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夫妻对打、婆媳吵架、调教孩子，乃至穷亲戚上门等等，都是被同事邻里喜闻乐见的谈资。
我的所见，我父亲多数时候的发火，是“大丫头不好好学习”，所以要教育，教育的方式就是高声打骂。我妈妈心软，常常想要拦住动武的父亲，然后，父亲的怒火和拳脚就会落到母亲的身上，“你不操心丫头们的学习，你还不跟我保持一致！”
暴跳如雷的父亲，伤心流泪的母亲，放声号哭的大姐，后来又加上悄悄垂泪的二姐。这个景象，几乎每周都要在我家上演一次。而每次在事后，父亲都会表扬我：就老三懂事，知道自觉学习。
的确，沸反盈天的那些时候，我缩在竖起的书本后面，像举起了一块事不关己的盾牌。大姐二姐看不到我的噤若寒蝉，她们恨我见死不救。
我妈呢，的确是贤惠能干的，是宽容忍耐的。而且，是特别能哭的，涓涓细流地哭，哭到周围人不忍，哭到让我产生深深的罪恶感。
从小到大，我妈都喜欢向我倾诉，因为我是“懂事的孩子”。
我妈倾诉或者说哭诉的内容保持了几十年一贯性，可见她有着多么坚韧的性格。
妈妈倾诉的开场白总是从引用邻居兼父亲同事张叔叔或是父亲的叔伯兄弟的话开始 ：“你张叔叔说：‘老林这暴脾气，十个女人都受不了！也就林嫂您忍性大，让着他，不容易！比刘慧芳厉害！’你知道妈妈为什么忍你爸吗？因为我不想让你当没妈的孩子。我们要是离婚的话，你爸肯定要你，你大姐二姐肯定跟我。老话说了，‘宁要要饭的妈，不要当官的爸。’你要是个儿子也就算了，你还是个姑娘，要是你爸单独带着你，你得受多少苦！所以，妈妈就忍着，让着你爸，为了给你们个囫囵的家。你爸的为人，所有的人都知道，连他的兄弟侄子都不说他好，有老天看着呢，我这辈子跟他日子过得有多苦……”
我常常在我妈的哭诉中，缩得越来越小，痛恨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个自己。
大一点儿了之后，在父母之間的战火中，我开始扮演那个理性的拉架劝和的角色，有时甚至插科打诨企图把他们逗笑，虽然很少见效，但我自豪的是，在一家子都情绪失控的时候，我始终保持了理性。我从未因恐惧、厌恶、痛恨而号哭过。
直到现在，我都不怎么会哭。就跟你说自己没有了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一样，我也在局部丧失了哭的能力。
即使在我企图自杀的那一段时间。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我企图割腕，也吃过大半瓶安眠药。
割腕失败，源于我的怕痛和晕血。水果刀太钝，虽然鼓足了勇气割了一刀，也仅仅是皮外伤，一粒粒血珠子顺着那道伤痕冒出来，我就适时地晕过去了。等醒过来的时候，伤口已经成了一条半凝固的血痂。
安眠药的名字叫安定，是我妈妈的药。几乎每天早晨，我都会听到她说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或者是做了一晚上的梦。所以她常常在睡前以矛盾的心态吞下一粒安定药片。其实我父亲也永远在抱怨他的失眠，但他说安眠药有副作用，所以他从不吃，也反对我妈吃。
我吞下的那大半瓶安定，的确让我狠狠地瞌睡了两三天。父母一直以为我是感冒了，他们还给我喂了感冒药，更加重了我的困倦。好在那时候放寒假，我能躺着好好休息。现在回想起来，那瓶安定大概早就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