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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曹先擢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年近八十，退休多年。那是2010年的夏天，为了做一个关于普通话审音的访谈，我专程上门去打扰曹先生。在我，那原是存在于论文、著作上的一个名字，没有具体形象的。电话里听起来中气很足，有口音，讲话比较慢，好像是希望我能听清楚每个字，不要遗漏，不要听错似的。
方庄小区的楼长得都一个样，我转了一阵子才找到9号楼，出了电梯又转了一阵子才找到门牌。铁门敲起来哐啷哐啷响，我惶恐地觉得很粗鲁。里面传来脚擦着地板走路的声音，一边说着“来了”。
我原本是说起话来就尽快要说完的那种人，不过这几年来，好像曹先生慢声慢气的讲话风格多少影响了我。他讲几句之后，会略等一下，像是回想一下刚才说的，又像是确认对方跟上了思路。他也很耐心听别人说话，一定会听明白我说了什么，稍微想一想；如果我说得太快，或者表达不准确，他会问我刚才说的是不是什么什么意思。他一定是正面回答问题，不回避，不绕弯子，尽量讲透。我们的访谈提前给了访谈提纲，他逐个问题做了准备，材料、观点、疑问，样样不缺。
曹先生作为书房的小居室里，有几架书。访谈和闲聊中，谈到某个问题时，他曾拿出几本自己常用的，查检依据。大徐本的《说文解字》不止一本，其中两本已经看坏了，装订都有些散了。有些细密的小字，写在书页边上，是学习的笔记心得。我最早读到的曹先生的书，是《汉字文化漫笔》。文章虽小，但是考据精当，结文用心，而且每个小题目都很贴近生活，读起来有趣。后来看他自己回忆，这本小书送给吕叔湘先生时，吕先生很是欣赏。吕先生的《语文常谈》《语文漫谈》，也是大家写小书的范例。作为后学晚辈，深感他们既能静心做书斋里的学问，也时刻关注语言学习、语言应用，做有用的学问，是我追慕而不能至的境界。
曹先生曾说，转益多师，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认识。他回忆自己年轻时候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的经历，经常提起王力、吕叔湘、陆志韦等多位老先生的批评指教，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讲过很多次，他和《说文解字》的缘分，受益于陆宗达先生的提点。他说，和陆先生一起编写《新华词典》时，在朝阳门南小街51号，有段时间，朝夕相处。陆先生秉承章黄之学，推重《说文》，认为《说文》是研究汉语汉字的根本之学。曹先生自谦此前虽然也曾读过《说文》，但并不深入，自那之后，耐下心来，精读《说文》数过，在文献、词汇、文字等方面，方才觉得有了一些底气。
取书的那一天，曹先生早早等在书房中。相较四壁落白的小小居室，那几架书堪称奢侈。中间一张书桌，也还宽大。有书环绕，这里就是曹先生的乐园吧。书籍堆叠在桌上、地上，書架的一部分已经空了。他指着两层说，这是我留下的，其他的你看需要，随便拿去。徘徊良久，曹先生忽然说：“一辈子聚书，老来散书。”依旧是淡然的口气，听得我却不由得湿了眼睛。他是读书人，是爱书的人，是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书放在一起的人。散书之痛，痛何如之。大概是看到我的情绪，曹先生转而安慰我：“能得其人，也就好了。”时至今日，每想起这话，就觉得对不起曹先生。他的托付，我只能还以一纸捐赠证书而已，却并没真的能够使这些书得尽其用……
和曹先生的交流中，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具体的语言文字问题。一个字的形义源流，一个音的来龙去脉，一个词义的产生与衍变，他可以旁征博引，谈得兴致勃勃。他谈自己的时候不多，所谓“露脸”的事，我从未听他提起。对自己做过的一些工作，往往更推重合作者，多讲合作中的受益之处。在一些场合，曹先生也可以讲一些“场面”的话。他脾气温文，不张扬，不尖锐，不夸张，不执拗，即便是讲“场面话”，也很真诚，很平和，没有什么套话。
然而在曹先生的温和之下，我曾见过两次例外，显露出骨子里的“执”。一次是要用曹先生的名义申请一个项目，我受命联系他。他再三推辞，说做不了实际的事，不想枉担虚名。最后，他沉默半晌，说：“一定要用的话，我也没什么办法。”仍然不肯讲“同意”这两个字。这件事违背他的心意，使我一直深感歉疚。还有一次，是最早见他的时候，印象深刻。在访谈当中聊到今人要不要读古音，分析了一些具体的例子，然后话题转向当时正在高烧状态的“国学热”。他说，为什么就不能正常看待传统文化呢 年轻的时候别人觉得读古书没用，他觉得不对，老来别人又说古书最崇高，他也觉得不对；年轻的时候别人批孔，他觉得不对，老来别人又要尊孔，他也觉得不对。我连连表示赞成，并补充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一些话，也说到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他缓缓点头，沉吟着。然后曹先生轻声一笑，说：“我们这种人，总是不合时宜的。”我放肆地哈哈大笑，他也呵呵呵大笑起来。
数年之后，当我开车载着曹先生的赠书，堵在二环路上，回思他说“一辈子聚书，老来散书”，泪盈于睫。忽而他呵呵大笑的面容又浮现，“我们这种人，总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曹先生在我心中定格为一个真诚的读书人，内心滋养着“士”的灵魂。
（作者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与汉语拼音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外语中文译写规范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语委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秘书处副秘书长。）
方庄小区的楼长得都一个样，我转了一阵子才找到9号楼，出了电梯又转了一阵子才找到门牌。铁门敲起来哐啷哐啷响，我惶恐地觉得很粗鲁。里面传来脚擦着地板走路的声音，一边说着“来了”。
我原本是说起话来就尽快要说完的那种人，不过这几年来，好像曹先生慢声慢气的讲话风格多少影响了我。他讲几句之后，会略等一下，像是回想一下刚才说的，又像是确认对方跟上了思路。他也很耐心听别人说话，一定会听明白我说了什么，稍微想一想；如果我说得太快，或者表达不准确，他会问我刚才说的是不是什么什么意思。他一定是正面回答问题，不回避，不绕弯子，尽量讲透。我们的访谈提前给了访谈提纲，他逐个问题做了准备，材料、观点、疑问，样样不缺。
曹先生作为书房的小居室里，有几架书。访谈和闲聊中，谈到某个问题时，他曾拿出几本自己常用的，查检依据。大徐本的《说文解字》不止一本，其中两本已经看坏了，装订都有些散了。有些细密的小字，写在书页边上，是学习的笔记心得。我最早读到的曹先生的书，是《汉字文化漫笔》。文章虽小，但是考据精当，结文用心，而且每个小题目都很贴近生活，读起来有趣。后来看他自己回忆，这本小书送给吕叔湘先生时，吕先生很是欣赏。吕先生的《语文常谈》《语文漫谈》，也是大家写小书的范例。作为后学晚辈，深感他们既能静心做书斋里的学问，也时刻关注语言学习、语言应用，做有用的学问，是我追慕而不能至的境界。
曹先生曾说，转益多师，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认识。他回忆自己年轻时候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的经历，经常提起王力、吕叔湘、陆志韦等多位老先生的批评指教，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讲过很多次，他和《说文解字》的缘分，受益于陆宗达先生的提点。他说，和陆先生一起编写《新华词典》时，在朝阳门南小街51号，有段时间，朝夕相处。陆先生秉承章黄之学，推重《说文》，认为《说文》是研究汉语汉字的根本之学。曹先生自谦此前虽然也曾读过《说文》，但并不深入，自那之后，耐下心来，精读《说文》数过，在文献、词汇、文字等方面，方才觉得有了一些底气。
取书的那一天，曹先生早早等在书房中。相较四壁落白的小小居室，那几架书堪称奢侈。中间一张书桌，也还宽大。有书环绕，这里就是曹先生的乐园吧。书籍堆叠在桌上、地上，書架的一部分已经空了。他指着两层说，这是我留下的，其他的你看需要，随便拿去。徘徊良久，曹先生忽然说：“一辈子聚书，老来散书。”依旧是淡然的口气，听得我却不由得湿了眼睛。他是读书人，是爱书的人，是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书放在一起的人。散书之痛，痛何如之。大概是看到我的情绪，曹先生转而安慰我：“能得其人，也就好了。”时至今日，每想起这话，就觉得对不起曹先生。他的托付，我只能还以一纸捐赠证书而已，却并没真的能够使这些书得尽其用……
和曹先生的交流中，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具体的语言文字问题。一个字的形义源流，一个音的来龙去脉，一个词义的产生与衍变，他可以旁征博引，谈得兴致勃勃。他谈自己的时候不多，所谓“露脸”的事，我从未听他提起。对自己做过的一些工作，往往更推重合作者，多讲合作中的受益之处。在一些场合，曹先生也可以讲一些“场面”的话。他脾气温文，不张扬，不尖锐，不夸张，不执拗，即便是讲“场面话”，也很真诚，很平和，没有什么套话。
然而在曹先生的温和之下，我曾见过两次例外，显露出骨子里的“执”。一次是要用曹先生的名义申请一个项目，我受命联系他。他再三推辞，说做不了实际的事，不想枉担虚名。最后，他沉默半晌，说：“一定要用的话，我也没什么办法。”仍然不肯讲“同意”这两个字。这件事违背他的心意，使我一直深感歉疚。还有一次，是最早见他的时候，印象深刻。在访谈当中聊到今人要不要读古音，分析了一些具体的例子，然后话题转向当时正在高烧状态的“国学热”。他说，为什么就不能正常看待传统文化呢 年轻的时候别人觉得读古书没用，他觉得不对，老来别人又说古书最崇高，他也觉得不对；年轻的时候别人批孔，他觉得不对，老来别人又要尊孔，他也觉得不对。我连连表示赞成，并补充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一些话，也说到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他缓缓点头，沉吟着。然后曹先生轻声一笑，说：“我们这种人，总是不合时宜的。”我放肆地哈哈大笑，他也呵呵呵大笑起来。
数年之后，当我开车载着曹先生的赠书，堵在二环路上，回思他说“一辈子聚书，老来散书”，泪盈于睫。忽而他呵呵大笑的面容又浮现，“我们这种人，总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曹先生在我心中定格为一个真诚的读书人，内心滋养着“士”的灵魂。
（作者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与汉语拼音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外语中文译写规范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语委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秘书处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