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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的基本道德准则是什么？苏霍姆林斯基的回答是：把学生当“人”，教师“要看得见人”。
在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从他的生平轨迹和鸿篇巨著中，可以看清这位杰出教育家的伟岸道德形象：他捧着一颗喷发着大爱的心，浸润着人类文化的丰富营养，又淬炼于卫国战争的残酷血火……他在丧妻失子的悲痛中涅槃，大徹大悟地拒绝富贵，毅然走进乡村中学，许下“我把心献给孩子们”的诺言。在帕夫雷什中学，他坚定地摒弃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羁绊，勇敢地举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置“阶级斗争为纲”于不顾，坚持“人是最高价值”“教育学是人学”的思想路线，踏踏实实地做了二十二年的教育实验，呕心沥血地贡献了自己的教育智慧，创造了令世界教坛折服的社会主义教育业绩，展示了他始终坚守教育良知又立于教育道德高地的平凡而辉煌的人生。
今天，认真研究这位国际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实在非常必要。
苏霍姆林斯基的道德教育思想可以简述为如下方面。
一、社会主义学校必须讲人性：怎样
看得见人？
学校教育的基本道德准则是什么？苏霍姆林斯基的回答是：把学生当“人”，教师“要看得见人”。
1998年11月2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我与李镇西老师一起对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我国同仁习惯称她“卡娅”）作访谈时，提过这样的问题：“您认为：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卡娅脱口而出说道：“人性。”
“人性”这一回答，在当时着实令我吃惊：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面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苛政治形势，苏霍姆林斯基竟然如此勇敢！
原来，苏霍姆林斯基对社会主义学校应当是什么样的学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写道：“我认为，只有当学校的主要科目是人学的时候，只有当认识世界从认识人的心灵开始，并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信念时，最主要的是能培育爱和恨的能力时，学校才能称作学校。”[1]
但是，当时苏联中小学的教育现实并非如此。在学校这个本是培养人的地方，不少校长和教师没有认识到学校的主要科目是人学，他们没有真正“看得见人”、把学生当人。比比皆是的现象是：学校的教学和教育活动常常打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烙印，儿童展开生命的时间、空间被侵占，孩子的各类情感需求得不到关注，学校生活刻板枯燥缺乏欢乐，更谈不上为孩子创造幸福，教师只关心知识的传授及考试的分数，往往达到了“目中无人”“看不见人”的地步……为此，他认为，不少学校忽视或缺少了教育的最重要的东西—人性，孩子们仍然处于马克思所批评的状况—“失去自我，被异化，成为被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2]
如何改变现实？苏霍姆林斯基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人—是最高价值”“教育学—是人学”，学校的培养目标是“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并把此作为贯穿于自己全部实践与著述中的主线，作为自己教育思想的立论依据，从而展示了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和教育目的观。
为了阐明自己的这一至关重要的思想观点，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苏霍姆林斯基在离世前一年（1969年），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动手写作《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这部最为重要的著作，直至1970年8月临终前完稿；二是撰写了重头文章《人—是最高价值》，这篇文章发表于苏联杂志《科学与宗教》1969年第6期，后被收进俄文版《苏霍姆林斯基选集》[3]。很可惜，我国教育同仁在翻译出版《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五卷本时，把这篇文章的题目译成了《人是巨大的财富》[4]，这个错误自然导致文中的一系列错误。
仔细学习苏霍姆林斯基在此提及的“人—是最高价值”这一论断，我们可以对照教育现状而体悟到：它不仅指明了教育的原点、奔向远方的起点，指明了教育的根本目的，而且，它实际上向学校中每个师生提出了如下严肃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要走向哪里？”“我怎么生活？”“我为什么活着？”同时，也揭示了某些教师对孩子“爱不起来”的思想根源。
他在《人—是最高价值》这篇文章中写道：“在课堂上，我的大脑只有一小部分在关注所学的教材，而占据我全部身心的则是思考—对于孩子们、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家长，以及最主要也是最困难的方面，即人的幸福的思考。老师啊，孩子们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你是他们幸福的创造者。”“我坚定地确认，在课堂上，应当最最充分地、最最鲜明地展示人对人的态度—对待这一最高价值的态度。如果做不到这样，那就会滋生出不想学习的现象。”[5]他在多种场合常说，儿童不愿学习的根子，常常首先就埋在教师不尊重孩子这个人的态度之中，埋在他对你—教师作出反馈的态度之中。
在这篇文章中，苏霍姆林斯基从人性角度出发，语重心长地写道：“我懂得许多事情，而首先展现在我面前的诸多真理之一就是：真正的教育—是为他人创造幸福。我作为一名教师，我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创造幸福。在我们社会里，作为个性的人的幸福—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生存的真正欢乐就在于此—取决于教育和自我教育，确切地说，取决于一个人怎样看得见人，他怎样对待人：是把人看作最高价值，还是把人当成获取个人福利的源泉，甚至仅仅如此。对于幸福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善于爱惜、保护、疼爱、发展和巩固这种追求。对于我们教师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善于看得见人。”[6]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尊重孩子—人，对孩子心存尊敬，并感到惊奇、热爱—这应当成为贯穿整个学校教育的金线。实际上，培养真正的人，就是以人类精神之美使人变得精神高尚，这种精神高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使孩子会去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善于带着对人类之大爱，对儿童，然后是少年、青年男女，阐述人类的精神之美，使他们逐步懂得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这是教育的艺术，需要莫大的教育智慧。
“善于看得见人”，这是学校工作的基本伦理准则。如果学校努力遵循这一充满人性的原则而运作，那么，孩子们就不会是面目同一的“学生”，而真正成为“最高价值”，我们面对千差万别的孩子就会心存敬畏，并感到他们的可爱，我们的课堂就会不断增添对“大写的人”的尊重，并全力启动和发展孩子们改进学习及不断向好的愿望，如此，学校里也就必然充满睿智的张力和人性的芬芳。 二、不讲情感的德育只会培养伪君子：
德育怎样有情？
学校的德育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对孩子的情感需求研究很少，是主要问题，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中肯批评。他认为，为了真正做到“看得见人”，并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必须研究并满足孩子们的情感需求。但这却是教学和教育工作的薄弱所在。为什么？原因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對于孩子的研究太少，对于人的情感需求及其重要性认识太差，且常常不以为然。
苏霍姆林斯基特别告诫我们：“情感，是道德信念、原则性和精神力量的血、肉和心脏。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干巴巴的、平淡乏味的空话，它只会培养伪君子。”[7]“一个人越强大，他就越需要温情，这是道德教育的规律。力量乘以温情，只是由此，才会产生人类的高尚。高尚不可能是弱势的，其内涵不仅有对美的赞赏，而且有对美的创造和捍卫。”[8]
第一，苏霍姆林斯基十分关注教师对孩子人格的尊重，关注、保护和发展孩子作为大写的人的自尊感和自豪感。他指出：“人类世界中有许多高尚的品性，其中作为其源头的，就是自尊感。人，无论是在为真理奋斗中成为胜利者时，还是在不得不承认错误时，都需昂首挺胸。”[9]他还说：“人—就是精神力量。在这一真谛中，我看到了贯穿全部道德教育的金线。我努力追求的是：教育应当使每个学生在心中确立作为人的自豪感—这就是为理想奋斗的崇高而英勇的精神，就是革命者、创新者和思想者的精神。”[10]
他特别指出：“一个人如果缺乏自尊心，那他就不可能成为道德纯洁、精神丰满的人。我们最为重要的教育手段，就是善于十分尊重自己学生的人格。我们的使命，就在于善用这一手段，去培育学生心中非常细腻和精致的愿望—希望成为一个好人，希望成为一个今天比昨天更好的人。而这种愿望，是不可能自然而然产生的，它只有通过教育而形成。我们社会的性质和根基的本身就要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就是这种真诚的愿望—受教育者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教育者则希望看到受教育者成为比现在更好的人。”[11]
第二，他认为，孩子们在学校生活需要有欢乐感和幸福感，这不仅是教育取得实效的机制，而且应当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认为：“促使孩子成为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欢乐、幸福和对世界的乐观主义的感知。教育学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性质，就在于珍视欢乐和幸福—儿童对此享有权利。”[12]他认为，孩子越小，成人有准备地给予的欢乐就应当越多，此时，显得特别重要的则是，个性和集体的主要欢乐应当在于—孩子为他人，同学、父母及老人创造幸福。教师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唤起及引导孩子具有情绪的敏锐性、注意的深刻性、情感的精确性。
第三，促使孩子尽快产生依恋感，并形成对人的需要，也是苏霍姆林斯基关注的重点。他指出：“小孩在人群中感到孤独，是学校生活中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必须像害怕火那样预防之。”“我深信，小学时期是形成一个人接受教育的能力之最关键的时期，其实质在于形成对人的需要。正是在这一时期，应当培育他为他人幸福而慷慨的心灵。而慷慨的另一面，也可称之为难以满足的渴望—对人的需要。”[13]众所周知，人不可能单独生活，与他人交往—是人类最大的欢乐和幸福。为此，他谆谆教诲道：“老师们请别忘记，了解（学生之间的）这些关系，是我们的第一天职。每个学生怎样看到人，他在人身上发现了什么，他从别人那里给自己心中留下来什么，他给别人又留下来什么—这一切比他今天是否完成了家庭作业要重要一百倍。从本质上讲，教育就是长期地、成年累月地培养孩子去理解一条真理—人是最高价值。”[14]
第四，苏霍姆林斯基十分关注孩子的情感能力—接受教育的能力及形成相应道德—情感素养的能力，并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揭示了孩子们在童年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呈现出的年龄特征。他指出：“我越来越确信，一个人的道德能力—把自己看成就是最高价值的能力，他的荣誉感和自尊感，他对理想的追求，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小公民在童年期在他人身上发现了哪些人性之美，是什么让他感到好奇和惊讶，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道德素养—在少年期表现为义愤和怀疑，在青年期则是确认和崇尚。”[15]这里，孩子在各个年龄段的情绪表征和情感能力—童年期的好奇和惊讶，少年期的义愤和怀疑，青年期的确认和崇尚，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已由我们的教育家揭示得一目了然了。
第五，苏霍姆林斯基强调重视孩子的“智力自尊”，同时直面学生学习失败带来的不幸。他认为，在培育积极情感的同时，必须关注孩子的消极情感，如不幸感。学生有种不幸是由家庭所带来—精神贫乏，心灵空虚，兴趣狭窄；而另一种不幸的产生，是因为教育工作安排不当形成的学校生活。“当一个人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总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屡屡成为失败者，他就会丧失着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此时，孩子每走一步，其意识中常常产生糊涂想法：我不如其他人，我做什么都不行。然而，我们，成年人，并不总是了解孩子因此是多么痛苦。如果在班集体里这样的孩子有几个，集体就丧失着自身的教育力量。特别危险的是，孩子会因为这种痛苦的情感而很快变得迟钝，他会习惯于这种想法：我总是不如别人，他的心灵也会变得麻木。情绪上的麻木不仁，会导致道德上的厚颜无耻，以致产生最可怕的后果：一个人失去自尊感。对于学校来说，这好像只是付出了无足轻重的代价，而实际上却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社会为此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安置这些不学无术者和没有教养的人，他们会是十分不幸和一贫如洗的人—因为对于这些在童年和少年时就精神一贫如洗的人，社会已难以帮助他们找到自我。怎样预防这种灾难呢？这是个大问题。解决它的唯一条件是，只有把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过程，作为集体与个性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置于道德教育的宏大计划之中审视。”[16]
我们的教育家谆谆教导我们：“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教育规律—人在道德方面需要完善……复杂的教育过程有诸多方面，其中之一我想这样表述：教育者就是一名向导，他熟知异常艰难、怪石林立的山路上的所有崎岖和曲折，他在给初次出发的年轻旅行者指路。他只是指路，但路还得靠旅行者自己费力去走。向导与年轻的旅行者同行，在崎岖小路上艰难攀登，分享着此中的一切欢乐，共尝着其间的所有艰辛。共同的劳动使他们亲近，共同的自豪感使他们激动。教育实际上也应该如此。这里，情感—追求共同目标的情感和付出共同劳动的情感，应该就把睿智的向导与缺乏经验的年轻旅行者联结在一起了。我要再一次强调：教育—不是轻而易举的劳动，只有当受教育者因自己付出了劳动而感受到欢乐的时候，才能把道德价值融入自己的心灵之中。只有存在着共同劳动，并同时展开教育时，自豪和荣誉—我们应当在年轻的旅行者心中确立的情感，才会植根于导游和旅行者的共同劳动之中。”[17] 三、儿童的幸福天然具有自私的性质：
怎样培育利他之心和伦理规范？
孩子只是需要享用幸福吗？苏霍姆林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孩子从小就需要动手为别人贡献欢乐和幸福，并从中使自己小小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起来。
他认为，学校首先是精神生活的家园。教师作为年轻人心灵的引路人，其使命就在于：在学校里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充分展示儿童个性的精神世界，包括其智能的、情感的、道德的各个方面，并从中取得积极的情感体验，直至产生幸福感。但是，他严肃地指出：“我们竭尽全力使孩子们生活得幸福……但这里潜藏着很大的危险，我们培育的人很自私，他们以为：大家都应当为他服务，他的个人需求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为了预防这种危险，最重要的是在孩子心中唤醒并发展感恩情感和回报感。如何做到呢？我认为只有一条途径：教育孩子为我们做善事，这里的我们是指家长、教师和一切长辈。孩子应当以善良报答善良。孩子的幸福—天然具有自私的性质：长辈们为孩子创造着各种福利，他享用时却认为理所当然。他以为，父母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他带来欢乐和福利。”[18]
苏霍姆林斯基写道：“我年复一年地确信：创造幸福就是教育的目的……幸福并非无忧无虑，幸福—是两种情感的和谐统一：一方面是自尊感，创造性地生活的愉悦感和充实感，另一方面是义务感—创造的义务与面对他人、集体和社会时的义务感。把人视作最高价值，就是确认了人的责任感—对自己一言一行负责的情感。幸福，不是无所用心地享用关爱、善意、热情。形象地说，一个人，在篝火边取暖和添加柴火时，只有当他能够为明天燃火而烘烤燃料时，他的幸福才是符合道德的。没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谈不上接受教育影响的能力。”[19]
怎么引导孩子克服自私之心呢？
首先，得让孩子行动起来，从做一件实事开始，去“帮助某个人”，从事“贡献爱的劳动”，迈入自己“心灵的劳动”的领地。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我们学生的精神世界的形成，是最为复杂的过程，其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则是，形成个人信念和个人观点的过程，是把真理转化成有血有肉的行动和行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感教育，取决于积极情感的形成。培养人道主义情感，是确立道德修养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离开了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人道主义。说爱全人类，比爱某一个人容易。去帮助某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20]“心灵的劳动—就意味着与他人忧患与共、感同身受，自然，首先是與母亲、父亲、姐妹、爷爷、奶奶。不要害怕向年轻的心灵揭示这些忧患，它们会使人变得高尚。让九岁的儿子整夜不睡，守在病倒的母亲或父亲的病床边吧。教育学中最折磨人的困难，就是教会孩子从事—贡献爱的劳动。”[21]
苏霍姆林斯基又说：“心灵的劳动—常常表现出这样的情况：它饱蘸着委屈、忧伤，甚至是苦难，这种劳动要求学生付出巨大的力量，作出极度努力。童年、少年和青年早期—是过得轻松顺当、安逸无虑，还是饱尝辛苦、历经磨难，这对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是成长为不屈不挠的个性、宁肯砍掉脑袋也不背弃原则的人，还是成了毫无个性、性格黏糊的庸人。”[22]
其次，必须从小就引导孩子行善—广泛从事利他性活动，并由此出发，逐步懂得“可以”“不许”“应当”之间的区别，学会命令自己去做应当做的事，拒绝不该做的事，并培育善良情感，增强心灵的敏感性。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儿童期—六至十岁时期的教育，我称之为‘善良诚挚的学校’。我们的教师们应当尽力培养这个年龄段的每个孩子，具有心灵的敏感性—对周围事物，对人创造的一切以及服务于他的一切，当然首先是对人本身，具有心灵的敏感性。这要从培养孩子对创造美的关注开始，一切美好的事物本身都蕴含着神奇的教育力量。重要的是使儿童把创造美与行善两种行为合二为一……如果在童年时没有培养出善良情感，那它就永远也培养不出来了，因为这种真正人道的东西在心灵中确立，一定同时伴随着认知—对最初的、最为重要的真谛的认知，伴随着对祖国语言那最细微的色彩的体验与感受。所以，人在童年时期应当进‘善良诚挚的学校’”。[23]
“儿童在入学的一到两年后，就可以把‘感恩之园’种得满满的：为母亲、父亲、祖母、祖父种植了苹果树、葡萄藤……”[24]
他又说：“童年应当成为儿童天然的‘善良诚挚的学校’。这是家庭和学校教育任务中最为复杂和精细的一项任务。我们的使命就是培育新一代公民的心灵，以最崇高的人性之美—敏于同情、有求必应、关切备至去哺育他的热情和愿望。一个幼小的人，从有意识地迈出人生第一步起，就应当记住，他将来不仅成为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是年事已高的双亲的儿子，以后还要为人之夫，为人之父。”[25]“经验证明，善良情感应当在童年时扎下根来，而人性、善良、抚爱、与人为善则产生于劳动中，在关爱中，在因周围世界之美而引起的激动之中。”[26]
最后，严格要求孩子尊重长辈，以此作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并把其与情感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粗糙与生硬。
苏霍姆林斯基在《怎样培养真正的人》中写道：“尊重和敬仰长辈—是我们生活的法则。之所以应当尊重长辈，是因为他们比你贤明，比你精神丰富。”“对长辈尊重和敬仰的情感越强烈，对那些令人难以容忍的行为的剖析和体验则越深刻，而这些不良行为产生的根源，就是素质低下，情感没得到培育。因此，在我们的道德教育中就制定了‘十个不准’。遵守这些规定，在集体中便认为是荣誉和尊严，违反了，则认为是耻辱，是道德无知。”[27]
现在，这“十个不准”仍然贴在帕夫雷什中学教学楼的入口处。它们是：
1.不准游手好闲，当人们都在忙于劳动时……当你明明知道长辈们没法休息时。
2.不准嘲笑年老和老人，嘲笑是最大的亵渎。谈及年老只可以恭恭敬敬。世界上有三样东西，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许嘲笑的，这就是爱国主义、对女性的真诚之爱、年老。 3.不准同令人尊敬的人，成年人，特别是老人进行争吵……
4.不准因为自己没有某样东西而表示出不满……你的同学有了，而父母没关注到这些。你没有权利向父母索要任何东西……
5.不准允许自己这样做—要求母亲给你购置她本人都不肯为自己添置的东西……要学会谢绝礼物，当你知道妈妈对此谢绝时……
6.不准去干长辈们所谴责的事，当面和背后都如此……
7.不准把年长的亲人，特别是你母亲，单独一人丢弃不管，如果在她身边除了你已没有他人了，在欢乐的节日里一刻也不许把她单独留下……
8.不准擅自启程—在没有得到长辈们（特别是爷爷）的允许和建议就出发赶路，不可不辞而别：没得到他们一路平安的祝福，你也没有给他们留下祝福。
9.不准先坐下吃饭，当你没请长辈们坐下动筷……
10.不准你自己坐着，而成年人，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妇女却站着；不准遇着长辈们时不先打招呼，你应当首先问候他们；告别时，要祝他们身体健康……
不难看出，在这“十个不准”的基本道德准则中，就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的本质—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对培育儿童利他情感的关注。教育家写道：“你不遵从，你就是一个向着那美丽大海的波浪乱吐吐沫的浪子，你的吐沫丝毫玷污不了它们，而只会玷污你自己。”“自然，这‘十个不准’的实施，要求我们十分关注—整个教育过程的和谐展开。”[28]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是个十分丰富的宝库。粗文一纸，難述一二。
我国著名德育专家朱小蔓教授在2015年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曾经说过：“苏霍姆林斯基对于人的价值有着超乎常人的认知，对教育有宗教般的信仰，他的思想超越了个人与时代。”“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先锋、思想的超前者、卓越实践的创造者。对他思想和实践的诠释在现今时代依然有巨大张力，依然具有无穷的魅力。”
参考文献：
[1][9][10][12][13][14][27][28]В.А.Сухомлинский.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в5томах）：Том2.Киев：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1979-1980：167，651，168，162，164，196，215-216，218.
[2][3][5][6][8][15][16][18][19][21][22][23][24][25]В.А.Сухомлинский.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в5томах）：Том5.Киев：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1979-1980：479，471-498， 481，478，497，488，497-498，231，481-482，637，637，231-232，234，235.
[4]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5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652.
[7][17][20]В.А.Сухомлинский.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в5томах）：Том4.Киев：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1979-1980：163，519，201.
[11][26]В.А.Сухомлинский.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в5томах）：Том3.Киев： 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1979-1980：330， 64.
【吴盘生，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秦 岩
在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从他的生平轨迹和鸿篇巨著中，可以看清这位杰出教育家的伟岸道德形象：他捧着一颗喷发着大爱的心，浸润着人类文化的丰富营养，又淬炼于卫国战争的残酷血火……他在丧妻失子的悲痛中涅槃，大徹大悟地拒绝富贵，毅然走进乡村中学，许下“我把心献给孩子们”的诺言。在帕夫雷什中学，他坚定地摒弃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羁绊，勇敢地举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置“阶级斗争为纲”于不顾，坚持“人是最高价值”“教育学是人学”的思想路线，踏踏实实地做了二十二年的教育实验，呕心沥血地贡献了自己的教育智慧，创造了令世界教坛折服的社会主义教育业绩，展示了他始终坚守教育良知又立于教育道德高地的平凡而辉煌的人生。
今天，认真研究这位国际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实在非常必要。
苏霍姆林斯基的道德教育思想可以简述为如下方面。
一、社会主义学校必须讲人性：怎样
看得见人？
学校教育的基本道德准则是什么？苏霍姆林斯基的回答是：把学生当“人”，教师“要看得见人”。
1998年11月2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我与李镇西老师一起对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我国同仁习惯称她“卡娅”）作访谈时，提过这样的问题：“您认为：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卡娅脱口而出说道：“人性。”
“人性”这一回答，在当时着实令我吃惊：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面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苛政治形势，苏霍姆林斯基竟然如此勇敢！
原来，苏霍姆林斯基对社会主义学校应当是什么样的学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写道：“我认为，只有当学校的主要科目是人学的时候，只有当认识世界从认识人的心灵开始，并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信念时，最主要的是能培育爱和恨的能力时，学校才能称作学校。”[1]
但是，当时苏联中小学的教育现实并非如此。在学校这个本是培养人的地方，不少校长和教师没有认识到学校的主要科目是人学，他们没有真正“看得见人”、把学生当人。比比皆是的现象是：学校的教学和教育活动常常打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烙印，儿童展开生命的时间、空间被侵占，孩子的各类情感需求得不到关注，学校生活刻板枯燥缺乏欢乐，更谈不上为孩子创造幸福，教师只关心知识的传授及考试的分数，往往达到了“目中无人”“看不见人”的地步……为此，他认为，不少学校忽视或缺少了教育的最重要的东西—人性，孩子们仍然处于马克思所批评的状况—“失去自我，被异化，成为被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2]
如何改变现实？苏霍姆林斯基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人—是最高价值”“教育学—是人学”，学校的培养目标是“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并把此作为贯穿于自己全部实践与著述中的主线，作为自己教育思想的立论依据，从而展示了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和教育目的观。
为了阐明自己的这一至关重要的思想观点，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苏霍姆林斯基在离世前一年（1969年），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动手写作《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这部最为重要的著作，直至1970年8月临终前完稿；二是撰写了重头文章《人—是最高价值》，这篇文章发表于苏联杂志《科学与宗教》1969年第6期，后被收进俄文版《苏霍姆林斯基选集》[3]。很可惜，我国教育同仁在翻译出版《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五卷本时，把这篇文章的题目译成了《人是巨大的财富》[4]，这个错误自然导致文中的一系列错误。
仔细学习苏霍姆林斯基在此提及的“人—是最高价值”这一论断，我们可以对照教育现状而体悟到：它不仅指明了教育的原点、奔向远方的起点，指明了教育的根本目的，而且，它实际上向学校中每个师生提出了如下严肃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要走向哪里？”“我怎么生活？”“我为什么活着？”同时，也揭示了某些教师对孩子“爱不起来”的思想根源。
他在《人—是最高价值》这篇文章中写道：“在课堂上，我的大脑只有一小部分在关注所学的教材，而占据我全部身心的则是思考—对于孩子们、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家长，以及最主要也是最困难的方面，即人的幸福的思考。老师啊，孩子们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你是他们幸福的创造者。”“我坚定地确认，在课堂上，应当最最充分地、最最鲜明地展示人对人的态度—对待这一最高价值的态度。如果做不到这样，那就会滋生出不想学习的现象。”[5]他在多种场合常说，儿童不愿学习的根子，常常首先就埋在教师不尊重孩子这个人的态度之中，埋在他对你—教师作出反馈的态度之中。
在这篇文章中，苏霍姆林斯基从人性角度出发，语重心长地写道：“我懂得许多事情，而首先展现在我面前的诸多真理之一就是：真正的教育—是为他人创造幸福。我作为一名教师，我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创造幸福。在我们社会里，作为个性的人的幸福—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生存的真正欢乐就在于此—取决于教育和自我教育，确切地说，取决于一个人怎样看得见人，他怎样对待人：是把人看作最高价值，还是把人当成获取个人福利的源泉，甚至仅仅如此。对于幸福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善于爱惜、保护、疼爱、发展和巩固这种追求。对于我们教师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善于看得见人。”[6]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尊重孩子—人，对孩子心存尊敬，并感到惊奇、热爱—这应当成为贯穿整个学校教育的金线。实际上，培养真正的人，就是以人类精神之美使人变得精神高尚，这种精神高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使孩子会去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善于带着对人类之大爱，对儿童，然后是少年、青年男女，阐述人类的精神之美，使他们逐步懂得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这是教育的艺术，需要莫大的教育智慧。
“善于看得见人”，这是学校工作的基本伦理准则。如果学校努力遵循这一充满人性的原则而运作，那么，孩子们就不会是面目同一的“学生”，而真正成为“最高价值”，我们面对千差万别的孩子就会心存敬畏，并感到他们的可爱，我们的课堂就会不断增添对“大写的人”的尊重，并全力启动和发展孩子们改进学习及不断向好的愿望，如此，学校里也就必然充满睿智的张力和人性的芬芳。 二、不讲情感的德育只会培养伪君子：
德育怎样有情？
学校的德育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对孩子的情感需求研究很少，是主要问题，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中肯批评。他认为，为了真正做到“看得见人”，并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必须研究并满足孩子们的情感需求。但这却是教学和教育工作的薄弱所在。为什么？原因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對于孩子的研究太少，对于人的情感需求及其重要性认识太差，且常常不以为然。
苏霍姆林斯基特别告诫我们：“情感，是道德信念、原则性和精神力量的血、肉和心脏。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干巴巴的、平淡乏味的空话，它只会培养伪君子。”[7]“一个人越强大，他就越需要温情，这是道德教育的规律。力量乘以温情，只是由此，才会产生人类的高尚。高尚不可能是弱势的，其内涵不仅有对美的赞赏，而且有对美的创造和捍卫。”[8]
第一，苏霍姆林斯基十分关注教师对孩子人格的尊重，关注、保护和发展孩子作为大写的人的自尊感和自豪感。他指出：“人类世界中有许多高尚的品性，其中作为其源头的，就是自尊感。人，无论是在为真理奋斗中成为胜利者时，还是在不得不承认错误时，都需昂首挺胸。”[9]他还说：“人—就是精神力量。在这一真谛中，我看到了贯穿全部道德教育的金线。我努力追求的是：教育应当使每个学生在心中确立作为人的自豪感—这就是为理想奋斗的崇高而英勇的精神，就是革命者、创新者和思想者的精神。”[10]
他特别指出：“一个人如果缺乏自尊心，那他就不可能成为道德纯洁、精神丰满的人。我们最为重要的教育手段，就是善于十分尊重自己学生的人格。我们的使命，就在于善用这一手段，去培育学生心中非常细腻和精致的愿望—希望成为一个好人，希望成为一个今天比昨天更好的人。而这种愿望，是不可能自然而然产生的，它只有通过教育而形成。我们社会的性质和根基的本身就要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就是这种真诚的愿望—受教育者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教育者则希望看到受教育者成为比现在更好的人。”[11]
第二，他认为，孩子们在学校生活需要有欢乐感和幸福感，这不仅是教育取得实效的机制，而且应当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认为：“促使孩子成为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欢乐、幸福和对世界的乐观主义的感知。教育学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性质，就在于珍视欢乐和幸福—儿童对此享有权利。”[12]他认为，孩子越小，成人有准备地给予的欢乐就应当越多，此时，显得特别重要的则是，个性和集体的主要欢乐应当在于—孩子为他人，同学、父母及老人创造幸福。教师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唤起及引导孩子具有情绪的敏锐性、注意的深刻性、情感的精确性。
第三，促使孩子尽快产生依恋感，并形成对人的需要，也是苏霍姆林斯基关注的重点。他指出：“小孩在人群中感到孤独，是学校生活中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必须像害怕火那样预防之。”“我深信，小学时期是形成一个人接受教育的能力之最关键的时期，其实质在于形成对人的需要。正是在这一时期，应当培育他为他人幸福而慷慨的心灵。而慷慨的另一面，也可称之为难以满足的渴望—对人的需要。”[13]众所周知，人不可能单独生活，与他人交往—是人类最大的欢乐和幸福。为此，他谆谆教诲道：“老师们请别忘记，了解（学生之间的）这些关系，是我们的第一天职。每个学生怎样看到人，他在人身上发现了什么，他从别人那里给自己心中留下来什么，他给别人又留下来什么—这一切比他今天是否完成了家庭作业要重要一百倍。从本质上讲，教育就是长期地、成年累月地培养孩子去理解一条真理—人是最高价值。”[14]
第四，苏霍姆林斯基十分关注孩子的情感能力—接受教育的能力及形成相应道德—情感素养的能力，并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揭示了孩子们在童年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呈现出的年龄特征。他指出：“我越来越确信，一个人的道德能力—把自己看成就是最高价值的能力，他的荣誉感和自尊感，他对理想的追求，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小公民在童年期在他人身上发现了哪些人性之美，是什么让他感到好奇和惊讶，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道德素养—在少年期表现为义愤和怀疑，在青年期则是确认和崇尚。”[15]这里，孩子在各个年龄段的情绪表征和情感能力—童年期的好奇和惊讶，少年期的义愤和怀疑，青年期的确认和崇尚，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已由我们的教育家揭示得一目了然了。
第五，苏霍姆林斯基强调重视孩子的“智力自尊”，同时直面学生学习失败带来的不幸。他认为，在培育积极情感的同时，必须关注孩子的消极情感，如不幸感。学生有种不幸是由家庭所带来—精神贫乏，心灵空虚，兴趣狭窄；而另一种不幸的产生，是因为教育工作安排不当形成的学校生活。“当一个人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总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屡屡成为失败者，他就会丧失着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此时，孩子每走一步，其意识中常常产生糊涂想法：我不如其他人，我做什么都不行。然而，我们，成年人，并不总是了解孩子因此是多么痛苦。如果在班集体里这样的孩子有几个，集体就丧失着自身的教育力量。特别危险的是，孩子会因为这种痛苦的情感而很快变得迟钝，他会习惯于这种想法：我总是不如别人，他的心灵也会变得麻木。情绪上的麻木不仁，会导致道德上的厚颜无耻，以致产生最可怕的后果：一个人失去自尊感。对于学校来说，这好像只是付出了无足轻重的代价，而实际上却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社会为此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安置这些不学无术者和没有教养的人，他们会是十分不幸和一贫如洗的人—因为对于这些在童年和少年时就精神一贫如洗的人，社会已难以帮助他们找到自我。怎样预防这种灾难呢？这是个大问题。解决它的唯一条件是，只有把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过程，作为集体与个性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置于道德教育的宏大计划之中审视。”[16]
我们的教育家谆谆教导我们：“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教育规律—人在道德方面需要完善……复杂的教育过程有诸多方面，其中之一我想这样表述：教育者就是一名向导，他熟知异常艰难、怪石林立的山路上的所有崎岖和曲折，他在给初次出发的年轻旅行者指路。他只是指路，但路还得靠旅行者自己费力去走。向导与年轻的旅行者同行，在崎岖小路上艰难攀登，分享着此中的一切欢乐，共尝着其间的所有艰辛。共同的劳动使他们亲近，共同的自豪感使他们激动。教育实际上也应该如此。这里，情感—追求共同目标的情感和付出共同劳动的情感，应该就把睿智的向导与缺乏经验的年轻旅行者联结在一起了。我要再一次强调：教育—不是轻而易举的劳动，只有当受教育者因自己付出了劳动而感受到欢乐的时候，才能把道德价值融入自己的心灵之中。只有存在着共同劳动，并同时展开教育时，自豪和荣誉—我们应当在年轻的旅行者心中确立的情感，才会植根于导游和旅行者的共同劳动之中。”[17] 三、儿童的幸福天然具有自私的性质：
怎样培育利他之心和伦理规范？
孩子只是需要享用幸福吗？苏霍姆林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孩子从小就需要动手为别人贡献欢乐和幸福，并从中使自己小小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起来。
他认为，学校首先是精神生活的家园。教师作为年轻人心灵的引路人，其使命就在于：在学校里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充分展示儿童个性的精神世界，包括其智能的、情感的、道德的各个方面，并从中取得积极的情感体验，直至产生幸福感。但是，他严肃地指出：“我们竭尽全力使孩子们生活得幸福……但这里潜藏着很大的危险，我们培育的人很自私，他们以为：大家都应当为他服务，他的个人需求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为了预防这种危险，最重要的是在孩子心中唤醒并发展感恩情感和回报感。如何做到呢？我认为只有一条途径：教育孩子为我们做善事，这里的我们是指家长、教师和一切长辈。孩子应当以善良报答善良。孩子的幸福—天然具有自私的性质：长辈们为孩子创造着各种福利，他享用时却认为理所当然。他以为，父母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他带来欢乐和福利。”[18]
苏霍姆林斯基写道：“我年复一年地确信：创造幸福就是教育的目的……幸福并非无忧无虑，幸福—是两种情感的和谐统一：一方面是自尊感，创造性地生活的愉悦感和充实感，另一方面是义务感—创造的义务与面对他人、集体和社会时的义务感。把人视作最高价值，就是确认了人的责任感—对自己一言一行负责的情感。幸福，不是无所用心地享用关爱、善意、热情。形象地说，一个人，在篝火边取暖和添加柴火时，只有当他能够为明天燃火而烘烤燃料时，他的幸福才是符合道德的。没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谈不上接受教育影响的能力。”[19]
怎么引导孩子克服自私之心呢？
首先，得让孩子行动起来，从做一件实事开始，去“帮助某个人”，从事“贡献爱的劳动”，迈入自己“心灵的劳动”的领地。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我们学生的精神世界的形成，是最为复杂的过程，其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则是，形成个人信念和个人观点的过程，是把真理转化成有血有肉的行动和行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感教育，取决于积极情感的形成。培养人道主义情感，是确立道德修养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离开了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人道主义。说爱全人类，比爱某一个人容易。去帮助某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20]“心灵的劳动—就意味着与他人忧患与共、感同身受，自然，首先是與母亲、父亲、姐妹、爷爷、奶奶。不要害怕向年轻的心灵揭示这些忧患，它们会使人变得高尚。让九岁的儿子整夜不睡，守在病倒的母亲或父亲的病床边吧。教育学中最折磨人的困难，就是教会孩子从事—贡献爱的劳动。”[21]
苏霍姆林斯基又说：“心灵的劳动—常常表现出这样的情况：它饱蘸着委屈、忧伤，甚至是苦难，这种劳动要求学生付出巨大的力量，作出极度努力。童年、少年和青年早期—是过得轻松顺当、安逸无虑，还是饱尝辛苦、历经磨难，这对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是成长为不屈不挠的个性、宁肯砍掉脑袋也不背弃原则的人，还是成了毫无个性、性格黏糊的庸人。”[22]
其次，必须从小就引导孩子行善—广泛从事利他性活动，并由此出发，逐步懂得“可以”“不许”“应当”之间的区别，学会命令自己去做应当做的事，拒绝不该做的事，并培育善良情感，增强心灵的敏感性。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儿童期—六至十岁时期的教育，我称之为‘善良诚挚的学校’。我们的教师们应当尽力培养这个年龄段的每个孩子，具有心灵的敏感性—对周围事物，对人创造的一切以及服务于他的一切，当然首先是对人本身，具有心灵的敏感性。这要从培养孩子对创造美的关注开始，一切美好的事物本身都蕴含着神奇的教育力量。重要的是使儿童把创造美与行善两种行为合二为一……如果在童年时没有培养出善良情感，那它就永远也培养不出来了，因为这种真正人道的东西在心灵中确立，一定同时伴随着认知—对最初的、最为重要的真谛的认知，伴随着对祖国语言那最细微的色彩的体验与感受。所以，人在童年时期应当进‘善良诚挚的学校’”。[23]
“儿童在入学的一到两年后，就可以把‘感恩之园’种得满满的：为母亲、父亲、祖母、祖父种植了苹果树、葡萄藤……”[24]
他又说：“童年应当成为儿童天然的‘善良诚挚的学校’。这是家庭和学校教育任务中最为复杂和精细的一项任务。我们的使命就是培育新一代公民的心灵，以最崇高的人性之美—敏于同情、有求必应、关切备至去哺育他的热情和愿望。一个幼小的人，从有意识地迈出人生第一步起，就应当记住，他将来不仅成为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是年事已高的双亲的儿子，以后还要为人之夫，为人之父。”[25]“经验证明，善良情感应当在童年时扎下根来，而人性、善良、抚爱、与人为善则产生于劳动中，在关爱中，在因周围世界之美而引起的激动之中。”[26]
最后，严格要求孩子尊重长辈，以此作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并把其与情感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粗糙与生硬。
苏霍姆林斯基在《怎样培养真正的人》中写道：“尊重和敬仰长辈—是我们生活的法则。之所以应当尊重长辈，是因为他们比你贤明，比你精神丰富。”“对长辈尊重和敬仰的情感越强烈，对那些令人难以容忍的行为的剖析和体验则越深刻，而这些不良行为产生的根源，就是素质低下，情感没得到培育。因此，在我们的道德教育中就制定了‘十个不准’。遵守这些规定，在集体中便认为是荣誉和尊严，违反了，则认为是耻辱，是道德无知。”[27]
现在，这“十个不准”仍然贴在帕夫雷什中学教学楼的入口处。它们是：
1.不准游手好闲，当人们都在忙于劳动时……当你明明知道长辈们没法休息时。
2.不准嘲笑年老和老人，嘲笑是最大的亵渎。谈及年老只可以恭恭敬敬。世界上有三样东西，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许嘲笑的，这就是爱国主义、对女性的真诚之爱、年老。 3.不准同令人尊敬的人，成年人，特别是老人进行争吵……
4.不准因为自己没有某样东西而表示出不满……你的同学有了，而父母没关注到这些。你没有权利向父母索要任何东西……
5.不准允许自己这样做—要求母亲给你购置她本人都不肯为自己添置的东西……要学会谢绝礼物，当你知道妈妈对此谢绝时……
6.不准去干长辈们所谴责的事，当面和背后都如此……
7.不准把年长的亲人，特别是你母亲，单独一人丢弃不管，如果在她身边除了你已没有他人了，在欢乐的节日里一刻也不许把她单独留下……
8.不准擅自启程—在没有得到长辈们（特别是爷爷）的允许和建议就出发赶路，不可不辞而别：没得到他们一路平安的祝福，你也没有给他们留下祝福。
9.不准先坐下吃饭，当你没请长辈们坐下动筷……
10.不准你自己坐着，而成年人，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妇女却站着；不准遇着长辈们时不先打招呼，你应当首先问候他们；告别时，要祝他们身体健康……
不难看出，在这“十个不准”的基本道德准则中，就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的本质—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对培育儿童利他情感的关注。教育家写道：“你不遵从，你就是一个向着那美丽大海的波浪乱吐吐沫的浪子，你的吐沫丝毫玷污不了它们，而只会玷污你自己。”“自然，这‘十个不准’的实施，要求我们十分关注—整个教育过程的和谐展开。”[28]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是个十分丰富的宝库。粗文一纸，難述一二。
我国著名德育专家朱小蔓教授在2015年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曾经说过：“苏霍姆林斯基对于人的价值有着超乎常人的认知，对教育有宗教般的信仰，他的思想超越了个人与时代。”“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先锋、思想的超前者、卓越实践的创造者。对他思想和实践的诠释在现今时代依然有巨大张力，依然具有无穷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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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6][8][15][16][18][19][21][22][23][24][25]В.А.Сухомлинский.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в5томах）：Том5.Киев：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1979-1980：479，471-498， 481，478，497，488，497-498，231，481-482，637，637，231-232，234，235.
[4]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5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652.
[7][17][20]В.А.Сухомлинский.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в5томах）：Том4.Киев：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1979-1980：163，519，201.
[11][26]В.А.Сухомлинский.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в5томах）：Том3.Киев： 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1979-1980：330， 64.
【吴盘生，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秦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