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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商主义是西欧中古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盛行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的总称。学界以往多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重商主义，对其思想和政策进行总结和介绍。从文化视角进行考察，我们发现重商主义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即肯定和重视“近代商业”价值；崇拜和追求金银等货币财富；信奉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具有商业意识和商业精神。重商主义经济文化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文化，它是对中世纪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否定，它为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 重商主义，经济文化，商业意识，商业精神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088-06
重商主义是西欧中古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盛行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种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的总称。重商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那个时代西欧社会的诸多变化相关联，这包括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贸易规模和市场的扩大，城市的复兴和繁荣，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重商主义主要代表新兴商业资本、国王、城市政府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主张，尤其“突出地代表了已经崭露头角的、势力强大的各商业阶级的意识形态”。鉴于重商主义在欧洲近代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它长期以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界以往多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重商主义，对其思想和政策进行总结和介绍。如果从文化视角进行考察，我们发现重商主义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一、对“近代商业”价值的肯定和重视
商业是以交换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商业从农业和手工业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其历史十分漫长。中古西欧，商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有限的，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商业活动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商人的社会影响微不足道，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商业的价值。相反，当时的社会对商业和商人尽其贬抑。中古晚期，随着城市的复兴、市集的发展和内外贸易的扩大，商业具有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一种新的商业——“近代商业”迅速崛起。“近代商业”与资本主义相关联，它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商业利润为动机，为近代资本主义积累了原始资本——商业资本，酝酿了资本主义的最初组织形式并造就了商业资本家。近代商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统治了西欧社会，以至于掀起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作为一个处于上升中的社会阶层，商人的经济实力在迅速增长，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商人本身及其所从事的行业的价值，也逐渐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褒扬。
重商主义改变了中世纪那种基于封闭的农本经济和以封建神学为信条的，对商业和商人持否定和贬抑态度的观念和认识，转而肯定“近代商业”和商人的价值，高度重视商业在近代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近代商业兴起之前的中古社会，商业被看做是最卑贱的职业，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人们不信任商人，对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尤其是高利贷活动持强烈批判态度。教会咒骂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专注于追求物质利益。当地行政官吏不信任他们，害怕这批冒险与到处游荡的人会成为威胁政治统治的敌人或奸细。普通老百姓对这批无家业无土地的陌生人也存有戒心，这些在异地他乡到处游走的人，常常挟带奇怪的货物，肆无忌惮地参与黑市买卖，发放高利贷，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干了多少罪恶活动。然而，随着近代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当人们日益卷入商品货币关系和交易活动之后，不仅社会价值观改变了，而且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世人眼中，商人不再是只知道推销商品和交换货币的可鄙的二等公民，而是时代的佼佼者；商业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下等职业，而是能为国家带来货币和财富的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整个社会形成了重商主义的共识和氛围。王国政府和市政当局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为商业提供各种优惠、豁免和特许，为贸易提供充分的自由和保障。旧式贵族也开始改变其生活方式，参与商业投机和商业活动。教会也改变了对商业的态度。总之，在重商主义时代，商人赢得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尊重和肯定，近代商业的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
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和态度的转变有着广阔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从根本上说，这种转变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表现，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15至18世纪是西欧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商业经济的兴起和繁荣成为一股时代的潮流，对商业价值的肯定是必然的选择。其次，贸易在1500——1750年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欧洲历史上是罕见的，贸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经济活动，它成了推动整个社会机器运转的巨大机轮。贸易的这种重要性为重商主义者所阐述，并为社会所接受，商业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再次，商人在贸易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技艺和财富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尤其是那些商业贵族，他们得自商业中的财富对于国家财政来说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许多君王依靠商人的支持与封建贵族相抗衡；作为回报，君王或者授予商人贵族王室领地，或授予其爵位，使他们获得社会承认并跻身上流社会。最后，商人自身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和态度。商人在致富之后，试图通过购买土地而成为土地贵族，向教会捐献钱财，兴办公共事业等来改变自身的形象，证明其财富具有正义性和符合道德。他们还依靠其经济实力推动教育和文化的世俗化，促使人们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各种职业。
二、对金银等“货币财富”的崇拜和追求
重商主义与中古时期基督教的财富观是不同的。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古社会，土地是财富的主要形态，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的多寡。中古时期的基督教把财富看做是维持社会成员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经济活动是保证每个人的适当生活，而不是为了利润。对于金钱的获得与使用，欧洲中古社会有一整套价值标准：为达到自己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想方设法攫取钱财是一种罪过；不讲道德，违背正义原则，出于贪心而使用金钱，那么金钱就是邪恶之物。财产所有权是热爱上帝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因为它会导致人们自私心理的产生，造成人们为财产而你争我夺，在这个过程中，贪婪和仇恨会战胜利他主义。与此相对的是，重商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商业和货币上面，认为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财富的多寡取决于金银等货币储量的多少。他们把国家经济政策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
重商主义对财富的认识决定了他们对金银的态度和行为，他们赋予金银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对金钱的崇拜甚至超过了对上帝的崇拜，他们生活的信条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和占有金银。重商主义的金钱财富观及其行为通过新教伦理获得了合 理性。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指出：“17世纪这个伟大宗教时代遗留给其后的功利主义时代的，首先是一种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善的获取金钱之心，只要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于是，‘总非上帝所悦’的思想便踪影全无了。”重商主义的金钱意识和价值取向对西欧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整个社会，各个国家都在近乎疯狂地追逐金银。对此，恩格斯有过形象的描述：“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生活在重商主义时代的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也曾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社会疯狂追逐金银的心态：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自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虽是贬义之词，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对金银的态度。
金钱在重商主义时代能够获得如此至高的地位，成为整个社会竞相追逐的目标，首先是由金银作为财富的储存和商品交换与支付手段的性质决定的。英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约翰·黑尔斯在《略论英国政策》一书中指出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时间最长而不致腐蚀或损坏，在往来携带进行一切交易时最为简单便捷，而且如果它是金币或银币，那就可以到处流通。另一重商主义作家托马斯·曼认为，货币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货币是一种“驱动贸易”的国际交换手段。在十五六世纪西欧，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的形势下，社会对货币的需求急剧增加，金银也显示了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许多人看来，金银似乎具有无所不能的功能。只要拥有金银，就拥有了一切。但是，直至16世纪中叶，由于贸易量的增长，本土金银产出有限，银行业不够发达等因素，西欧的货币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这就更加凸显了金银的重要性。除了贸易对货币的需求外，在重商主义那里，货币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国家富强的标尺，因而需竭尽全力增加金银储备。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贝坚定地认为：“国家的强大完全要由它所拥有的白银来衡量。”德国最著名的重商主义者霍尼克在1684年提出富国裕民的九大通则之一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发掘黄金和白银。那个时代，西欧许多国家都把获得更多的金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通过颁行各种法令限制硬通货流往国外。
崇尚与追求金银等货币财富的价值取向首先来自于近代商人阶层，这是因为金银财富是商人阶层起家和立足之本，依靠着金银财富，商人阶层不仅成为经济上的强者，而且提升了社会地位，获得了良好的声望，并进而主导了社会经济事务及其走向。对于商人来说，金银等货币财富的确具有多重意义。“他们可以因钱财而成为社会上的富人，过着同上层贵族和教士同样的生活；他们可以用自己挣得的钱财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从而赢得社会的尊重；他们可以用自己手中握有的钱财来赢得上层君主的支持，使他们实行有利于商业和商人的政策；商人也同样用自己的钱财购得了自由的地位，获得了法律的确认。商人们掌握了社会的财富，使土地为基础的制度发生动摇，形成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尽管商人阶层的这种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存在许多需要批判的地方，但是与中古时期的封建神学价值观相比，它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性。在那个时代，“金钱本位”取代封建特权本位是应予肯定的。对金钱的崇拜和追求，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它也因此加快了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速度和进程。
三、自由、平等与个人主义
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初始形态，重商主义在本质上是信奉自由和平等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重商主义虽然为王国政府和市政当局，甚至部分贵族和教会认同，并率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但它的原动力却首先来自于近代商业及商人阶层，其本性是个^主义的。重商主义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般特征，即开放、进取、崇尚金钱、追求自由和平等，反对封闭、保守、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早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某种角度上是一种维护和保障“商业自由”和商业利益的政策。在商业力量和王权比较弱小的情况下，王国政府与商业联姻，有利于打破各种封建因素对商业的限制和阻碍，因此在本质上它是自由主义的。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力量的不断壮大，封建王朝取代旧式封建贵族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的阻力，于是，在晚期重商主义时代，反对国家干预和商业特权的呼声开始高涨，经济个人主义日渐浓厚，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西欧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中古晚期，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已摆脱了封建庄园经济的樊篱，具有人身自由。在那时，商人阶层深感打破封建束缚和限制的必要，他们渴望获得更多商贸自由。为了实现经济自由，早期的商业资本需要反对封建贵族势力。17世纪以后，新兴商业资本，即由手工业生产者转换而来的商业资本，以及中下层商人对封建王朝控制和干预经济及商业贵族的特权表示不满，他们积极倡导一种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总体来看，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重商主义者成分较为复杂，其前后主张各有所异，但商业和贸易自由是重商主义的一贯信条，这在学界也有许多评议。威廉·D·格拉普将完全竞争、自由贸易的首创权赠予了重商主义。他在《重商主义的升值》一文中写到，“就经济分析而言，在‘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明显的裂痕”。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存在裂痕的观念起因于重商主义不能被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不能被亚当·斯密所理解。赫克歇尔注意到，在一些方面，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许多共识。重商主义者表达了一种对自由贸易或更一般的经济自由的相当一致的看法。重商主义被设想为经济政策的一个阶段，其目的是战胜封建割据与中古特权。可见，重商主义并非亚当·斯密所批评的那样，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恰恰相反，它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自由思想和政策的文化源头之一。
平等是一个与自由密不可分的概念。自由是以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重商主义者似乎较少直接谈论平等，但在新兴的商人阶层中，平等意识及对平等的诉求是显而易见的。中古时期是一个祟尚等级和秩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身份和地位，不平等是普遍现象。商人在致富后，迫切要求提高自己的声望，取得与经济实力相称的社会地位。商人阶层的平等意识是其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它也因同时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而获得了理论依据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在商业资产阶级看来，取消封建特权，获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是实现经济自由的前提和保障。商业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尤指经济上的平等，就是在商业领域，任何人都要遵守同样的规则，公平竞争，各显其能。根据新教伦理，人们并不预知谁是上帝的选民，每个人在金钱面前都是平等的， 起点相同，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只能通过个人奋斗，以事业上的成败来验证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应该说，平等是重商主义者中商业阶层的价值观，它构成了近代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商业资产阶级还十分关注公共权力部门及教会财政支出的公正性问题。他们认为，国王和政府出于保卫国家免遭外族入侵和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向民众征收赋税是必要的，但如果这些收入被滥用或挥霍，则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他们也十分痛恨教会的什一税，认为教会收取了钱财而不履行其应尽的职责是有悖情理的。约翰·黑尔斯指出，人民为社会公共品开支所作出的奉献，应当与他们从公共品消费中获得的利益相一致，社会公共权力部门不能假借为大众谋利而中饱私囊。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王或公共权力部门有征收赋税的权力，但也有保证这些收入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义务；民众有纳税的义务，也有对政府的支出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对于这个问题，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有过专门论述。他特别强调：“我还要说的仅仅是加添一条应该遵守的必不可缺的规则：就是当我们必须筹集较多……款项时，我们就应该按平等的原则办事，方可免遭人民憎恨。”
有些西方学者提出，晚期重商主义的哲学和政策是个人主义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认为，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是个人主义，但对于什么是个人主义，似乎没有明确的阐释。在重商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看来，人应当是独立的、自我引导的、自由自立的观点，意即人应当是一个个人，应当是一个与社会大众截然不同而不是淹没其中的单元。综观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同自由主义一样，个人主义也反对和努力摆脱个人在追逐利润时受到的各种约束和限制，主张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不过，在重商主义那里，个人主义有其自身的哲学基础，并且，他们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所要引申和说明的问题也是不同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观，这种观念断言人是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动机支配着个人行为。在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里，有关利己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可服务于社会目标的观点已经出现。多数重商主义者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私人的邪恶可被用于造就公共利益。重商主义的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它既是近代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理论依据，也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经济文化的一项核心内容，尽管其中的许多思想来自于政治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
四、商业意识与商业精神
商业意识的内涵与外延十分丰富和宽泛，它包括金钱和盈利意识，市场和开放意识，金融和创新意识，以及功利和世俗主义等。近代西欧的商业意识萌发于中世纪晚期，形成于15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在此期间，伴随着城市的复兴、市集的发展、贸易的扩大，西欧社会对商业的认识和态度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几乎同时，在同样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西欧社会还孕育了—种商业精神，它包括无所畏瞑的冒险、开拓和进取精神，勤奋节俭和艰苦创业精神，以及脚踏实地的务实品格等。近代西欧的商业意识和商业精神是重商主义的文化表现，较之马克斯·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它蕴含着更加丰富的近代化因素和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文化，西欧近代商业意识和商业精神对那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基督教会把金钱的获得和使用与是否道德和正义联系起来，谴责高利贷行为与私利动机。重商主义以金钱为目的，盈利是商业资本的至高准则。在商人的意识里，经商和从事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均是为了获取利润，货币盈余的多少是评判某种商贸活动成败的唯一标尺。重商主义这种金钱至上主义和为盈利而盈利的思想意识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重商主义对财富来源的认识必然导致其对市场和贸易的重视。在重商主义看来，一国财富得自于对外贸易，要增加国家财富总量，就要在对外贸易中保持出超，扩大市场占有量。因此，对重商主义来说，国际贸易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外贸易与世界市场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经济体系和经济文化具有开放性。开放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始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的重商主义时代。商业资本离不开金融制度的创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金融意识越来越强，金融技术不断创新，近代银行和金融制度逐渐确立起来。重商主义也促使人们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开始用商人的眼光看待事务，追求和享受世俗生活，功利和现实主义主导了人们的思想。
近代早期西欧的商业活动带有很大的冒险性，那个时代，即使在欧洲，商人也面临着许多风险，海路贸易中的海盗和海难，陆路贸易中可能遭遇的战争和抢劫，价格波动和信用风险，封建制度及地方势力的司法歧视等，均会对商人构成致命的威胁。商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战胜和克服这些危险和困难。近代西欧商人的冒险精神尤其表现在他们向海外的殖民扩张上，因为在向海外殖民扩张和长途贸易中，他们面临着更多难以预测的风险，需要更加坚强的意志和更大的冒险精神。西欧近代商人的冒险与开拓进取精神是在商贸活动中形成的，并为重商主义者所肯定，最终成为一种文化。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大多数商人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和奢华，政府官员考虑的是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富，而商业资产阶级关心的是怎样积累更多的资本。1500至1750年间是欧洲贵族讲排场、摆阔气的时期，在这250年中，铺张浪费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包括约翰·黑尔斯和托马斯·孟在内的许多重商主义者给予尖锐地批评，认为这种奢侈之风是自毁国力的行为，希望严格执行反对奢侈浪费的法律。重商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在很大程度上尽可能合适地应对现实实际问题，它具有一种为后来许多经济学学人所缺少的务实品格。
综上所述，从文化视角来考察，重商主义便具有了许多新的内涵。作为一种文化，重商主义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贯通于15至18世纪西欧社会各个方面。重商主义经济文化与中古社会的农本自然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但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文化却有很密切的联系。重商主义也并非绝对的国家干预主义，商业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始终是主张经济自由的。重商主义是处于萌芽和兴起阶段的商业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它为其后的“自由资本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重商主义的许多商业政策和贸易技巧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解，但其中隐含的许多文化因素却成为一种影响至今的历史积淀。
作者简介 滕海键，男，1963年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内蒙古赤峰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
马世力，男，1949年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 重商主义，经济文化，商业意识，商业精神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088-06
重商主义是西欧中古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盛行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种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的总称。重商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那个时代西欧社会的诸多变化相关联，这包括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贸易规模和市场的扩大，城市的复兴和繁荣，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重商主义主要代表新兴商业资本、国王、城市政府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主张，尤其“突出地代表了已经崭露头角的、势力强大的各商业阶级的意识形态”。鉴于重商主义在欧洲近代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它长期以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界以往多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重商主义，对其思想和政策进行总结和介绍。如果从文化视角进行考察，我们发现重商主义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一、对“近代商业”价值的肯定和重视
商业是以交换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商业从农业和手工业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其历史十分漫长。中古西欧，商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有限的，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商业活动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商人的社会影响微不足道，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商业的价值。相反，当时的社会对商业和商人尽其贬抑。中古晚期，随着城市的复兴、市集的发展和内外贸易的扩大，商业具有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一种新的商业——“近代商业”迅速崛起。“近代商业”与资本主义相关联，它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商业利润为动机，为近代资本主义积累了原始资本——商业资本，酝酿了资本主义的最初组织形式并造就了商业资本家。近代商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统治了西欧社会，以至于掀起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作为一个处于上升中的社会阶层，商人的经济实力在迅速增长，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商人本身及其所从事的行业的价值，也逐渐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褒扬。
重商主义改变了中世纪那种基于封闭的农本经济和以封建神学为信条的，对商业和商人持否定和贬抑态度的观念和认识，转而肯定“近代商业”和商人的价值，高度重视商业在近代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近代商业兴起之前的中古社会，商业被看做是最卑贱的职业，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人们不信任商人，对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尤其是高利贷活动持强烈批判态度。教会咒骂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专注于追求物质利益。当地行政官吏不信任他们，害怕这批冒险与到处游荡的人会成为威胁政治统治的敌人或奸细。普通老百姓对这批无家业无土地的陌生人也存有戒心，这些在异地他乡到处游走的人，常常挟带奇怪的货物，肆无忌惮地参与黑市买卖，发放高利贷，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干了多少罪恶活动。然而，随着近代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当人们日益卷入商品货币关系和交易活动之后，不仅社会价值观改变了，而且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世人眼中，商人不再是只知道推销商品和交换货币的可鄙的二等公民，而是时代的佼佼者；商业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下等职业，而是能为国家带来货币和财富的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整个社会形成了重商主义的共识和氛围。王国政府和市政当局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为商业提供各种优惠、豁免和特许，为贸易提供充分的自由和保障。旧式贵族也开始改变其生活方式，参与商业投机和商业活动。教会也改变了对商业的态度。总之，在重商主义时代，商人赢得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尊重和肯定，近代商业的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
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和态度的转变有着广阔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从根本上说，这种转变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表现，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15至18世纪是西欧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商业经济的兴起和繁荣成为一股时代的潮流，对商业价值的肯定是必然的选择。其次，贸易在1500——1750年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欧洲历史上是罕见的，贸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经济活动，它成了推动整个社会机器运转的巨大机轮。贸易的这种重要性为重商主义者所阐述，并为社会所接受，商业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再次，商人在贸易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技艺和财富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尤其是那些商业贵族，他们得自商业中的财富对于国家财政来说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许多君王依靠商人的支持与封建贵族相抗衡；作为回报，君王或者授予商人贵族王室领地，或授予其爵位，使他们获得社会承认并跻身上流社会。最后，商人自身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和态度。商人在致富之后，试图通过购买土地而成为土地贵族，向教会捐献钱财，兴办公共事业等来改变自身的形象，证明其财富具有正义性和符合道德。他们还依靠其经济实力推动教育和文化的世俗化，促使人们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各种职业。
二、对金银等“货币财富”的崇拜和追求
重商主义与中古时期基督教的财富观是不同的。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古社会，土地是财富的主要形态，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的多寡。中古时期的基督教把财富看做是维持社会成员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经济活动是保证每个人的适当生活，而不是为了利润。对于金钱的获得与使用，欧洲中古社会有一整套价值标准：为达到自己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想方设法攫取钱财是一种罪过；不讲道德，违背正义原则，出于贪心而使用金钱，那么金钱就是邪恶之物。财产所有权是热爱上帝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因为它会导致人们自私心理的产生，造成人们为财产而你争我夺，在这个过程中，贪婪和仇恨会战胜利他主义。与此相对的是，重商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商业和货币上面，认为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财富的多寡取决于金银等货币储量的多少。他们把国家经济政策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
重商主义对财富的认识决定了他们对金银的态度和行为，他们赋予金银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对金钱的崇拜甚至超过了对上帝的崇拜，他们生活的信条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和占有金银。重商主义的金钱财富观及其行为通过新教伦理获得了合 理性。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指出：“17世纪这个伟大宗教时代遗留给其后的功利主义时代的，首先是一种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善的获取金钱之心，只要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于是，‘总非上帝所悦’的思想便踪影全无了。”重商主义的金钱意识和价值取向对西欧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整个社会，各个国家都在近乎疯狂地追逐金银。对此，恩格斯有过形象的描述：“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生活在重商主义时代的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也曾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社会疯狂追逐金银的心态：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自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虽是贬义之词，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对金银的态度。
金钱在重商主义时代能够获得如此至高的地位，成为整个社会竞相追逐的目标，首先是由金银作为财富的储存和商品交换与支付手段的性质决定的。英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约翰·黑尔斯在《略论英国政策》一书中指出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时间最长而不致腐蚀或损坏，在往来携带进行一切交易时最为简单便捷，而且如果它是金币或银币，那就可以到处流通。另一重商主义作家托马斯·曼认为，货币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货币是一种“驱动贸易”的国际交换手段。在十五六世纪西欧，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的形势下，社会对货币的需求急剧增加，金银也显示了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许多人看来，金银似乎具有无所不能的功能。只要拥有金银，就拥有了一切。但是，直至16世纪中叶，由于贸易量的增长，本土金银产出有限，银行业不够发达等因素，西欧的货币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这就更加凸显了金银的重要性。除了贸易对货币的需求外，在重商主义那里，货币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国家富强的标尺，因而需竭尽全力增加金银储备。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贝坚定地认为：“国家的强大完全要由它所拥有的白银来衡量。”德国最著名的重商主义者霍尼克在1684年提出富国裕民的九大通则之一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发掘黄金和白银。那个时代，西欧许多国家都把获得更多的金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通过颁行各种法令限制硬通货流往国外。
崇尚与追求金银等货币财富的价值取向首先来自于近代商人阶层，这是因为金银财富是商人阶层起家和立足之本，依靠着金银财富，商人阶层不仅成为经济上的强者，而且提升了社会地位，获得了良好的声望，并进而主导了社会经济事务及其走向。对于商人来说，金银等货币财富的确具有多重意义。“他们可以因钱财而成为社会上的富人，过着同上层贵族和教士同样的生活；他们可以用自己挣得的钱财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从而赢得社会的尊重；他们可以用自己手中握有的钱财来赢得上层君主的支持，使他们实行有利于商业和商人的政策；商人也同样用自己的钱财购得了自由的地位，获得了法律的确认。商人们掌握了社会的财富，使土地为基础的制度发生动摇，形成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尽管商人阶层的这种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存在许多需要批判的地方，但是与中古时期的封建神学价值观相比，它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性。在那个时代，“金钱本位”取代封建特权本位是应予肯定的。对金钱的崇拜和追求，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它也因此加快了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速度和进程。
三、自由、平等与个人主义
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初始形态，重商主义在本质上是信奉自由和平等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重商主义虽然为王国政府和市政当局，甚至部分贵族和教会认同，并率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但它的原动力却首先来自于近代商业及商人阶层，其本性是个^主义的。重商主义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般特征，即开放、进取、崇尚金钱、追求自由和平等，反对封闭、保守、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早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某种角度上是一种维护和保障“商业自由”和商业利益的政策。在商业力量和王权比较弱小的情况下，王国政府与商业联姻，有利于打破各种封建因素对商业的限制和阻碍，因此在本质上它是自由主义的。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力量的不断壮大，封建王朝取代旧式封建贵族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的阻力，于是，在晚期重商主义时代，反对国家干预和商业特权的呼声开始高涨，经济个人主义日渐浓厚，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西欧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中古晚期，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已摆脱了封建庄园经济的樊篱，具有人身自由。在那时，商人阶层深感打破封建束缚和限制的必要，他们渴望获得更多商贸自由。为了实现经济自由，早期的商业资本需要反对封建贵族势力。17世纪以后，新兴商业资本，即由手工业生产者转换而来的商业资本，以及中下层商人对封建王朝控制和干预经济及商业贵族的特权表示不满，他们积极倡导一种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总体来看，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重商主义者成分较为复杂，其前后主张各有所异，但商业和贸易自由是重商主义的一贯信条，这在学界也有许多评议。威廉·D·格拉普将完全竞争、自由贸易的首创权赠予了重商主义。他在《重商主义的升值》一文中写到，“就经济分析而言，在‘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明显的裂痕”。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存在裂痕的观念起因于重商主义不能被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不能被亚当·斯密所理解。赫克歇尔注意到，在一些方面，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许多共识。重商主义者表达了一种对自由贸易或更一般的经济自由的相当一致的看法。重商主义被设想为经济政策的一个阶段，其目的是战胜封建割据与中古特权。可见，重商主义并非亚当·斯密所批评的那样，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恰恰相反，它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自由思想和政策的文化源头之一。
平等是一个与自由密不可分的概念。自由是以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重商主义者似乎较少直接谈论平等，但在新兴的商人阶层中，平等意识及对平等的诉求是显而易见的。中古时期是一个祟尚等级和秩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身份和地位，不平等是普遍现象。商人在致富后，迫切要求提高自己的声望，取得与经济实力相称的社会地位。商人阶层的平等意识是其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它也因同时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而获得了理论依据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在商业资产阶级看来，取消封建特权，获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是实现经济自由的前提和保障。商业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尤指经济上的平等，就是在商业领域，任何人都要遵守同样的规则，公平竞争，各显其能。根据新教伦理，人们并不预知谁是上帝的选民，每个人在金钱面前都是平等的， 起点相同，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只能通过个人奋斗，以事业上的成败来验证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应该说，平等是重商主义者中商业阶层的价值观，它构成了近代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商业资产阶级还十分关注公共权力部门及教会财政支出的公正性问题。他们认为，国王和政府出于保卫国家免遭外族入侵和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向民众征收赋税是必要的，但如果这些收入被滥用或挥霍，则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他们也十分痛恨教会的什一税，认为教会收取了钱财而不履行其应尽的职责是有悖情理的。约翰·黑尔斯指出，人民为社会公共品开支所作出的奉献，应当与他们从公共品消费中获得的利益相一致，社会公共权力部门不能假借为大众谋利而中饱私囊。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王或公共权力部门有征收赋税的权力，但也有保证这些收入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义务；民众有纳税的义务，也有对政府的支出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对于这个问题，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有过专门论述。他特别强调：“我还要说的仅仅是加添一条应该遵守的必不可缺的规则：就是当我们必须筹集较多……款项时，我们就应该按平等的原则办事，方可免遭人民憎恨。”
有些西方学者提出，晚期重商主义的哲学和政策是个人主义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认为，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是个人主义，但对于什么是个人主义，似乎没有明确的阐释。在重商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看来，人应当是独立的、自我引导的、自由自立的观点，意即人应当是一个个人，应当是一个与社会大众截然不同而不是淹没其中的单元。综观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同自由主义一样，个人主义也反对和努力摆脱个人在追逐利润时受到的各种约束和限制，主张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不过，在重商主义那里，个人主义有其自身的哲学基础，并且，他们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所要引申和说明的问题也是不同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观，这种观念断言人是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动机支配着个人行为。在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里，有关利己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可服务于社会目标的观点已经出现。多数重商主义者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私人的邪恶可被用于造就公共利益。重商主义的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它既是近代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理论依据，也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经济文化的一项核心内容，尽管其中的许多思想来自于政治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
四、商业意识与商业精神
商业意识的内涵与外延十分丰富和宽泛，它包括金钱和盈利意识，市场和开放意识，金融和创新意识，以及功利和世俗主义等。近代西欧的商业意识萌发于中世纪晚期，形成于15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在此期间，伴随着城市的复兴、市集的发展、贸易的扩大，西欧社会对商业的认识和态度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几乎同时，在同样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西欧社会还孕育了—种商业精神，它包括无所畏瞑的冒险、开拓和进取精神，勤奋节俭和艰苦创业精神，以及脚踏实地的务实品格等。近代西欧的商业意识和商业精神是重商主义的文化表现，较之马克斯·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它蕴含着更加丰富的近代化因素和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文化，西欧近代商业意识和商业精神对那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基督教会把金钱的获得和使用与是否道德和正义联系起来，谴责高利贷行为与私利动机。重商主义以金钱为目的，盈利是商业资本的至高准则。在商人的意识里，经商和从事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均是为了获取利润，货币盈余的多少是评判某种商贸活动成败的唯一标尺。重商主义这种金钱至上主义和为盈利而盈利的思想意识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重商主义对财富来源的认识必然导致其对市场和贸易的重视。在重商主义看来，一国财富得自于对外贸易，要增加国家财富总量，就要在对外贸易中保持出超，扩大市场占有量。因此，对重商主义来说，国际贸易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外贸易与世界市场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经济体系和经济文化具有开放性。开放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始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的重商主义时代。商业资本离不开金融制度的创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金融意识越来越强，金融技术不断创新，近代银行和金融制度逐渐确立起来。重商主义也促使人们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开始用商人的眼光看待事务，追求和享受世俗生活，功利和现实主义主导了人们的思想。
近代早期西欧的商业活动带有很大的冒险性，那个时代，即使在欧洲，商人也面临着许多风险，海路贸易中的海盗和海难，陆路贸易中可能遭遇的战争和抢劫，价格波动和信用风险，封建制度及地方势力的司法歧视等，均会对商人构成致命的威胁。商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战胜和克服这些危险和困难。近代西欧商人的冒险精神尤其表现在他们向海外的殖民扩张上，因为在向海外殖民扩张和长途贸易中，他们面临着更多难以预测的风险，需要更加坚强的意志和更大的冒险精神。西欧近代商人的冒险与开拓进取精神是在商贸活动中形成的，并为重商主义者所肯定，最终成为一种文化。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大多数商人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和奢华，政府官员考虑的是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富，而商业资产阶级关心的是怎样积累更多的资本。1500至1750年间是欧洲贵族讲排场、摆阔气的时期，在这250年中，铺张浪费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包括约翰·黑尔斯和托马斯·孟在内的许多重商主义者给予尖锐地批评，认为这种奢侈之风是自毁国力的行为，希望严格执行反对奢侈浪费的法律。重商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在很大程度上尽可能合适地应对现实实际问题，它具有一种为后来许多经济学学人所缺少的务实品格。
综上所述，从文化视角来考察，重商主义便具有了许多新的内涵。作为一种文化，重商主义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贯通于15至18世纪西欧社会各个方面。重商主义经济文化与中古社会的农本自然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但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文化却有很密切的联系。重商主义也并非绝对的国家干预主义，商业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始终是主张经济自由的。重商主义是处于萌芽和兴起阶段的商业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它为其后的“自由资本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重商主义的许多商业政策和贸易技巧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解，但其中隐含的许多文化因素却成为一种影响至今的历史积淀。
作者简介 滕海键，男，1963年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内蒙古赤峰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
马世力，男，1949年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