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由古希腊时期的“传统反讽”到德国浪漫主义的“浪漫反讽”，反讽这一概念由于怀疑思想的时代精神成为了新批评派讨论的中心，其中克林思·布鲁克斯是对其论述最多最详细之人。在1948年《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一文中，他基于瑞恰兹的语境理论，从文本结构的层面看待反讽，使反讽从一种语言技巧上升到了一个具有本体地位的结构原则范畴，确立了反讽在现代文论的地位。
　　一、反讽与结构原则的关系：基于瑞恰兹语境理论的勾连
　　众所周知，在不同的语境中，这句话可能是反讽的，也可能并不是反讽。反讽类似于一种“言此意彼”的文字游戏，语境不可避免地在反讽的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布鲁克斯看到了这一点，在瑞恰兹的语境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反讽作为一种意义生成机制的结构原则。
　　在传统的语境理论中，语境指词所处的上下文，词的意义要由上下文来确定。而瑞恰兹把意义产生的条件和环境称作语境，并定义为“用来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名称，这组事件包括我们可以选择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事件以及那些所需要的条件”。他一方面强调词语意义在作品中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意义的确定由词语具体的语言环境决定，另一方面认为词语意义的确定既受过去的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又受具体使用时的环境的制约。
　　由这一理论，在布鲁克斯看来，文学作品中语境对语词的意义具有决定作用，词语的意义而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而词语的意义具有多重性，词语具有“复义”现象。并且，语境承认节略形式，一个词的意义体现为“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部分”。由此，语境产生了语词的表面意义与隐含意义的不一致现象，即语境是反讽的生成性前提。因而，布鲁克斯把反讽限定于具体的诗歌语境内，通过“语境使文本呈现为一个整体，整体的存在为将文本视为一个空间形式提供了前提”（臧运峰《新批评反讽及其现代神话》），使反讽与一种诗歌意义生成机制的结构原则的勾连成为可能。
　　二、反讽作为一种诗歌意义生成机制的结构原则
　　基于瑞恰兹的语境理论，文章论证反讽作为一种诗歌意义生成机制的结构原则，并探究诗歌意义生成机制的根本性问题。
　　首先，作者阐明了诗歌意义的生成机制，即诗歌应基于具体的诗歌经验，运用隐喻技巧，将诗中的意象和陈述语进行有机联系，走向普遍性。作者指出现代诗歌的技巧是使用隐喻，并阐述了诗歌意义生成的过程，即诗人“必须建立细节，依靠细节，通过细节的具体化而获得他所能获得的一般意义。意义必须从特殊性产生;它必须不是武断地强加在特殊性上面的”。进而，作者分析运用隐喻的必要性以证明特殊性并不否认普遍性，提出意象和陈述语之间有机联系的原则，并批驳诗中意象简单的集结，类比整枝草木的开花和戏剧以阐述这一原则，即“一首诗中的种种因素是互相联系的”。
　　其次，作者基于语境理论，论证反讽是诗歌整体的结构原则，是诗歌的一个本质。在文中，他首先举例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即语境赋予了语词的意义，进而在文中明确地将语境定义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由此，反讽“由词、句子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被提升为诗歌整体的情景设置”（刘源《新批评的反讽理论研究》）。其次，他阐述了不表现语境任何影响的陈述语所具有的抽象性、纯粹表意的特征，否定不受语境影响的陈述语在诗歌中的存在性，进而论证陈述语承担语境压力的普遍性，从而得出诗歌整体上呈现反讽的结构原则，并且反讽“是唯一的词汇可以用来指出诗歌的一个普遍而重要的方面”。
　　再次，作者将反讽引入诗歌批评，论证反讽的功能不仅是承认了语境的压力，它能够使得诗歌中相互冲突的元素互相制衡且达到最和谐的状态。在文中，他先通过对诗歌的分析阐明引入语境来解读诗歌的原因，即“这些诗句是从语境取得它们在诗篇中的合法地位”，并结合艾略特的测验方法，提出解读诗歌最终会导向诗句与语境的关系问题，将反讽引入诗歌批评。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入艾略特式考验和瑞恰慈“综合的诗”，提出了好诗的标准：“这种诗，由于能够把无关的和不协调的因素结合起来，本身得到了协调，而且不怕反讽的攻击”，并通过这一标准的阐释以此论证语境具有稳定性，而反讽“成为了获得稳定性的手段”。进一步地，作者将反讽用于具体诗歌批评中，先简单列举表现明显的反讽的诗歌，进而他着力于探讨“不‘明显’的容易为读者所忽略的反讽”，并从具体诗歌的分析中归纳出好诗中皆含有一种“进击与反击构成”的结构，“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最后，作者转入对现代诗歌中反讽的分析，重申反讽的功能，进一步探究诗歌意义生成的机制。他首先阐述了大量现代诗含有特别突出的反讽的原因，论证反讽在现代诗中的典型性、普遍性。在诗歌的分析中，作者提出反讽的功能并不是把“主题修剪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而是能让诗歌经验或主题具体化、特殊化，从而“超过抽象的守则，进入事物的神髓”。从中，作者也探究了诗歌意义的生成机制问题，即诗篇应基于具体的诗歌经验，“十分忠实于整个的情景”，通过反讽让诗歌的主题真正具有“一种多方面的、有三度空间的洞察力”。据此，意义通过隐喻的语言、反讽的结构呈现比现实世界更复杂、更多悖论和歧义的真实。反讽作为意义生成机制的一种结构原则，由语境走向了主题。
　　三、局限于文本结构下反讽的泛化
　　《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一文将反讽视作结构原则，为我们分析诗歌语义提供了操作手段。诗歌的含义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而运用反讽对诗歌语言进行考察本身不失为理解诗歌的一种途径。但是，布鲁克斯局限于文本结构对反讽展开探讨，以及无限扩大反讽的定义，导致文章的观点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理论层面的局限。布鲁克斯所指的“语境”仅仅指文本中的上下文和情景语境，完全忽视了对作品的文化语境的解读。并且，布鲁克斯将受到语境压力的反讽阐释为诗歌普遍的结构原则，如闫玉刚在《论反讽概念的历史流变与阐释维度》所言，“只不过是将语义学层面的反讽理论加以扩大使其变成为一种诗歌的普遍原则”，实际上仅停留于文本结构层面，割裂了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也是聚焦本体论批评的新批评学派共同的理论缺陷。
　　其次，反讽的泛化。布鲁克斯在文中指出，反讽“存在于任何时期的诗、甚至简单的抒情诗里”。对此，米克在《论反讽》中说道：“承认這一点，等于把所有的话语均视为反讽，因为在任何话语里语境无不对其因素加以修饰。”如果任何的诗歌表现形式都将被定义为反讽，那么反讽的概念将被无限扩大，术语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这种定义的泛化无疑会带来对反讽的滥用。在文中对诗歌的分析时，可以看到他有强行挖掘字词的意义以证明反讽的倾向。例如，在莎士比亚歌词的分析中，作者认为，希维亚的“优美”包含“圣洁和聪慧”，隐含神学的意义，而天赐给希维亚的动机“好叫人人夸她美”又是非神学的。不仅如此，后文的“爱情直往她两眼跑/帮爱神把盲目病治好”则引入了异教的爱神，这种“异教神话和基督教神学的混合”便产生了反讽。这样的分析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作者在分析完之后也表示自己信心不足：“我是准备好人们会否认上面这个例子的。”同时，这也导致了文章在举例论证上显得说服力不强。
　　四、结语
　　英美新批评学派的克林思·布鲁克斯发表的《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一文基于语境理论论证反讽作为一种意义生成机制的结构原则，探究诗歌意义生成机制的根本问题，使反讽从一种语言技巧上升到了一个具有本体地位的结构原则范畴，确立了反讽在现代文论的地位。该理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存在着不足之处，即理论层面的局限和反讽的泛化。这启示我们，在分析诗歌时应注意联系作者、时代等外部世界，合理适当地运用反讽，从而通过反讽这一途径理解诗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