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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敬爱的吴老永远离开了我们。十几天来，吴老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吴老仍在我们身边，那慈祥的目光仍在凝视着我们、关注着我们。吴老的逝世是中国医学界的巨大损失，也使我们九三学社失去了一位杰出领导人。今天，我们满怀崇敬之情在这里召开追思会，缅怀吴老追求科学、坚持真理的点点滴滴，追忆吴老的爱国情怀和崇高风范，既是寄托我们的哀思，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吴老等前辈的遗志，弘扬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把老一辈开创的多党合作和九三学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近一个世纪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生命岁月里，吴老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卓越。他有医学家的妙手仁心，有教育家的师道尊严，有外交家的通达机敏，有政治家的审时度势。他为我们耸立起一座高山仰止、魅力永存的精神丰碑。
吴老是享誉海内外的医学家。吴老出生在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过良好教育。上世纪40年代初，吴老开始涉足泌尿外科领域。新中国成立时，他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3张病床专门收治泌尿外科患者，标志着新中国泌尿外科由此正式起步。他积极协助协和医学院、北京医院和友谊医院等组建泌尿外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超常的天赋和辛勤的耕耘，在泌尿外科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他在国内外首先发现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概念并创立了一整套科学的鉴别、诊断和治疗方法，使成千上万当时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的患者获得了救治的希望。他用16年时间收集17个病例，通过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提出了“肾上腺髓质增生”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并获得世界认可。他发明了在手术切断输精管后先向远段注入少量杀灭精子药物再行结扎的方法，解决了结扎后使女方受孕的问题，为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提供了可靠途径。他的关于肾切除后留存肾代偿性增长的研究，纠正了对肾切除长期存在的片面认识。他设计利用回盲肠进行膀胱扩大的手术方法和应用于前列腺增生手术的“吴氏导管”，得到国内外广泛应用。改革开放后，吴老主持建立了泌尿外科研究所，创办《中华泌尿外科》杂志和泌尿外科学会，大大推动了我国泌尿外科专业理论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工作。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21部，其中13部为主编。上世纪80年代初，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曾获得全国科学奖7次，荣获首届人口科技研究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巴黎红宝石奖、巴黎红宝石最高奖、日本松下泌尿外科医学奖等重大奖项。
由于吴老的卓越贡献，他不仅受到国内医学界的尊重，而且赢得国外医学界的广泛赞誉。他荣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泌尿外科学会荣誉会员、美国医师学院荣誉院士、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院名誉院士、国际外科学会荣誉会员等。
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吴老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他仍然坚持每月到医院参加临床大查房，与医生们一起研究疑难病例。几年前我曾有幸跟随吴老在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参加过一次大查房。最令我叹服的是，他还记得几十年前许多病人的具体病症、诊治经过甚至他们的家庭情况与地址，使我真正感受到一位医学大家的风范，以及什么是他提出的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有高尚的医德、高度的责任心和精湛的医术，还应该加上根据患者的特点和心理状态所提供的“艺术的服务”。在“技术至上”盛行导致医学离人渐行渐远的今天，吴老所强调的“艺术的服务”，对于回归“人的医学”，重新认识医学的根本目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老是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他认为，改变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状况是一项浩大工程，只靠少数名医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也不是一代人的努力能够完成的。抓好教育，培养人才是第一要务。在从医6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上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医学院开始培养研究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白手起家，在一所破庙里创办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与师生同甘共苦、艰苦创业。他与施锡恩教授合著的《泌尿外科学》是该领域新中国第一部专业参考书。他还曾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以及我国多所著名医学院校的名誉院长、校长。从这些医学院校走出的一届又一届青年才俊薪火相传，成为发展我国医学事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改革开放初期，他主持编译的《性医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性”问题的专著。在他的倡议下，我国开始对中学生进行青春期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从而在性医学和性教育工作方面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吴老在教育实践中不仅重视教书，而且重视育人。他认为，本领需要知识，知识不是本领，教育要用“学本领”来代替“学知识”。他主张废除“填鸭式”、“灌输式”教学，倡导“启发式”教学。他谆谆告诫青年学生“学习、思考、实践三者都十分重要，应该尽早结合，不可偏废，只有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厚积薄发，生命力才会长久。他的一系列谈医生成长的文章，总结亲身经验，以生动的语言和富于哲理的论述，不但告诉学生如何从医，而且告诉学生如何做人。这些著述不但在医务界，在科学界也引起了极大反响。上世纪80年代，北京医科大学为他颁发了首届“伯乐奖”。
吴老说：“医生的服务对象是人，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莫过于人。要做一名好医生，首先一点就要研究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医德不光是愿望，更是一种行动，这个行动要贯穿医疗的全过程，贯穿医生的整个行医生涯。”事实上，他一生都努力追求做一名好医生，他做到了。
吴老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吴老是经历过新旧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学时代正值军阀混战、日军入侵我国东北三省，民族的危难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在他的脑海里打下深深的印记。在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吴老是燕京大学医预科仅有的参加罢课的两名学生之一。考入协和后吴老立即参加了军医训练队并完成了所有训练科目，随时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美国留学的吴老婉言谢绝了导师哈金斯教授的挽留，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祖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吴老报名参加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手术第二队并担任队长。由于收治的几批危重伤员无一死亡，荣立大功。志愿军将士的赤子之心与报国情怀，使他的思想受到巨大震撼和洗礼。他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于不久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1956年他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聆听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通过生活观察、业务实践和理论学习三条道路实现自我改造有了深刻体会，同时受到巨大鼓舞，极大地调动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文革”初期，吴老受命担任中央保健小组组长，全面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这一干就是10年。吴老在周总理身边工作长达20年，亲身感受到总理的优秀品质和献身人民的精神。1976年1月7日晚11时，周总理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对守候在床边的吴老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吴老都会动情地说：“周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能力的时候，想的还是他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共中央决定对毛泽东遗体进行永久性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吴老承受着巨大压力负责并直接参与了遗体保护工作。上世纪60年代，吴老先后11次率医疗小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病，赴越南了解胡志明主席病情，赴菲律宾为马科斯总统会诊，为打破冷战时期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发挥了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积极作用。
吴老曾经说：“我一生最大的幸事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他那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无声地激励着我，使我立志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他对我的直接教诲使我终身受益。”因而他能够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困难和局面，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举重若轻、举轻若重，使问题得到巧妙化解。
吴老是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吴老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是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十届中央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名誉主席，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带领广大九三学社社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开创九三学社工作新局面。1994年至1995年，吴老三次致信江泽民同志，分别就建设延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50周年、建立国家农业建设基金问题提出建议，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并被采纳。在吴老的领导下，九三学社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建立了“九广”、“九临”、“九通”三个科技合作区，开创了九三学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目前 “三九合作”已经拓展为“九地合作”，成为我社服务社会的品牌项目。1992年6月，应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邀请,吴老等6位科学家访台，这是大陆学者自1949年后首次组团访问台湾，为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从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仍然十分关心九三学社的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关注中青年社员的成长，希望广大社员继承和发扬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把多党合作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9年前，我代表九三学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吴老手中接过了九三学社事业的接力棒。可以告慰吴老的是，9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吴老等老一辈的嘱托，与全社同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阔步前进，九三学社自身建设和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吴老的生命历程远远超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独善其身的范畴，而是与党的事业、与国家的事业、与社会和科学的进步紧密相连。他的人生轨迹始终贯穿着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服务人民的红线。他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一面旗帜，是十二万一千多名九三学社社员心中的一面旗帜。吴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身上所体现的爱国情操和崇高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标题为编辑部所加）
在近一个世纪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生命岁月里，吴老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卓越。他有医学家的妙手仁心，有教育家的师道尊严，有外交家的通达机敏，有政治家的审时度势。他为我们耸立起一座高山仰止、魅力永存的精神丰碑。
吴老是享誉海内外的医学家。吴老出生在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过良好教育。上世纪40年代初，吴老开始涉足泌尿外科领域。新中国成立时，他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3张病床专门收治泌尿外科患者，标志着新中国泌尿外科由此正式起步。他积极协助协和医学院、北京医院和友谊医院等组建泌尿外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超常的天赋和辛勤的耕耘，在泌尿外科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他在国内外首先发现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概念并创立了一整套科学的鉴别、诊断和治疗方法，使成千上万当时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的患者获得了救治的希望。他用16年时间收集17个病例，通过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提出了“肾上腺髓质增生”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并获得世界认可。他发明了在手术切断输精管后先向远段注入少量杀灭精子药物再行结扎的方法，解决了结扎后使女方受孕的问题，为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提供了可靠途径。他的关于肾切除后留存肾代偿性增长的研究，纠正了对肾切除长期存在的片面认识。他设计利用回盲肠进行膀胱扩大的手术方法和应用于前列腺增生手术的“吴氏导管”，得到国内外广泛应用。改革开放后，吴老主持建立了泌尿外科研究所，创办《中华泌尿外科》杂志和泌尿外科学会，大大推动了我国泌尿外科专业理论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工作。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21部，其中13部为主编。上世纪80年代初，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曾获得全国科学奖7次，荣获首届人口科技研究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巴黎红宝石奖、巴黎红宝石最高奖、日本松下泌尿外科医学奖等重大奖项。
由于吴老的卓越贡献，他不仅受到国内医学界的尊重，而且赢得国外医学界的广泛赞誉。他荣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泌尿外科学会荣誉会员、美国医师学院荣誉院士、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院名誉院士、国际外科学会荣誉会员等。
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吴老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他仍然坚持每月到医院参加临床大查房，与医生们一起研究疑难病例。几年前我曾有幸跟随吴老在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参加过一次大查房。最令我叹服的是，他还记得几十年前许多病人的具体病症、诊治经过甚至他们的家庭情况与地址，使我真正感受到一位医学大家的风范，以及什么是他提出的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有高尚的医德、高度的责任心和精湛的医术，还应该加上根据患者的特点和心理状态所提供的“艺术的服务”。在“技术至上”盛行导致医学离人渐行渐远的今天，吴老所强调的“艺术的服务”，对于回归“人的医学”，重新认识医学的根本目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老是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他认为，改变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状况是一项浩大工程，只靠少数名医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也不是一代人的努力能够完成的。抓好教育，培养人才是第一要务。在从医6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上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医学院开始培养研究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白手起家，在一所破庙里创办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与师生同甘共苦、艰苦创业。他与施锡恩教授合著的《泌尿外科学》是该领域新中国第一部专业参考书。他还曾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以及我国多所著名医学院校的名誉院长、校长。从这些医学院校走出的一届又一届青年才俊薪火相传，成为发展我国医学事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改革开放初期，他主持编译的《性医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性”问题的专著。在他的倡议下，我国开始对中学生进行青春期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从而在性医学和性教育工作方面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吴老在教育实践中不仅重视教书，而且重视育人。他认为，本领需要知识，知识不是本领，教育要用“学本领”来代替“学知识”。他主张废除“填鸭式”、“灌输式”教学，倡导“启发式”教学。他谆谆告诫青年学生“学习、思考、实践三者都十分重要，应该尽早结合，不可偏废，只有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厚积薄发，生命力才会长久。他的一系列谈医生成长的文章，总结亲身经验，以生动的语言和富于哲理的论述，不但告诉学生如何从医，而且告诉学生如何做人。这些著述不但在医务界，在科学界也引起了极大反响。上世纪80年代，北京医科大学为他颁发了首届“伯乐奖”。
吴老说：“医生的服务对象是人，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莫过于人。要做一名好医生，首先一点就要研究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医德不光是愿望，更是一种行动，这个行动要贯穿医疗的全过程，贯穿医生的整个行医生涯。”事实上，他一生都努力追求做一名好医生，他做到了。
吴老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吴老是经历过新旧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学时代正值军阀混战、日军入侵我国东北三省，民族的危难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在他的脑海里打下深深的印记。在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吴老是燕京大学医预科仅有的参加罢课的两名学生之一。考入协和后吴老立即参加了军医训练队并完成了所有训练科目，随时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美国留学的吴老婉言谢绝了导师哈金斯教授的挽留，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祖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吴老报名参加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手术第二队并担任队长。由于收治的几批危重伤员无一死亡，荣立大功。志愿军将士的赤子之心与报国情怀，使他的思想受到巨大震撼和洗礼。他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于不久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1956年他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聆听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通过生活观察、业务实践和理论学习三条道路实现自我改造有了深刻体会，同时受到巨大鼓舞，极大地调动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文革”初期，吴老受命担任中央保健小组组长，全面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这一干就是10年。吴老在周总理身边工作长达20年，亲身感受到总理的优秀品质和献身人民的精神。1976年1月7日晚11时，周总理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对守候在床边的吴老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吴老都会动情地说：“周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能力的时候，想的还是他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共中央决定对毛泽东遗体进行永久性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吴老承受着巨大压力负责并直接参与了遗体保护工作。上世纪60年代，吴老先后11次率医疗小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病，赴越南了解胡志明主席病情，赴菲律宾为马科斯总统会诊，为打破冷战时期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发挥了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积极作用。
吴老曾经说：“我一生最大的幸事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他那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无声地激励着我，使我立志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他对我的直接教诲使我终身受益。”因而他能够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困难和局面，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举重若轻、举轻若重，使问题得到巧妙化解。
吴老是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吴老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是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十届中央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名誉主席，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带领广大九三学社社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开创九三学社工作新局面。1994年至1995年，吴老三次致信江泽民同志，分别就建设延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50周年、建立国家农业建设基金问题提出建议，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并被采纳。在吴老的领导下，九三学社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建立了“九广”、“九临”、“九通”三个科技合作区，开创了九三学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目前 “三九合作”已经拓展为“九地合作”，成为我社服务社会的品牌项目。1992年6月，应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邀请,吴老等6位科学家访台，这是大陆学者自1949年后首次组团访问台湾，为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从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仍然十分关心九三学社的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关注中青年社员的成长，希望广大社员继承和发扬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把多党合作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9年前，我代表九三学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吴老手中接过了九三学社事业的接力棒。可以告慰吴老的是，9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吴老等老一辈的嘱托，与全社同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阔步前进，九三学社自身建设和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吴老的生命历程远远超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独善其身的范畴，而是与党的事业、与国家的事业、与社会和科学的进步紧密相连。他的人生轨迹始终贯穿着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服务人民的红线。他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一面旗帜，是十二万一千多名九三学社社员心中的一面旗帜。吴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身上所体现的爱国情操和崇高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标题为编辑部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