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在菜市场买菜，与我们厂人事科科长老杜邂逅，不由得想起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
　　那是“文革”中的事情。我所在企业的“造反派”以“保皇派”的罪名把我从生产科长的位子上赶了下来，勒令我到装卸队劳动改造。
　　当时，我刚四十出头，身强力壮，难得重回生产一线，倒也满不在乎。与我一同被赶到装卸队的还有财务科长大老王、人事科长老杜、党支部书记祁明礼。他们都年长于我，其中祁书记已年过半百。
　　大概是1970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一场秋雨刚过，我们便被“造反派”逼着到成品库装车。当时“造反派”给我们这四个“牛鬼蛇神”规定，干活时不许说話、不许互相帮忙，对抗改造。我们每人必须把一个个45公斤重的原料桶从斜搭在车尾的跳板上推上车去，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老书记却非常艰难。偏巧，雨后地湿，祁书记脚下一滑，双手失衡，情急之中，他用肩膀和一只手顶住下滑的铁桶，身子趴在了跳板之上。
　　面对危难中的老书记，大老王、老杜投来惊恐而同情的目光，却迫于“造反派”的淫威不敢上前援助，监督我们的“造反派”更是一脸麻木和冷漠的表情。
　　祁书记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他的眼里充满渴盼。说时迟，那时快！我从离祁书记最远的地方蹿过去，把他肩上的铁桶推上车去。为此，我的肩上挨了“造反派”两下武装带。
　　祁书记是位进城干部，可当时已被“造反派”打成我厂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至今日，祁明礼书记重压之下向我投来的求援目光仍时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为当时自己不惧造反派的淫威，向老书记援之以手而深感自豪。
　　多年后，祁书记到生产科去看我，我问他：“您那时为什么朝离您最远的我求救？”祁书记苦笑着说：“因为我了解你，你正直、勇敢，富有同情心，最主要的是你我同病相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