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品行的堕落，为官道德的滑坡，很多时候，问题其实出在难以察觉的风气浸染与人性陋习上，日积月累，终成大祸；清代名臣孙嘉淦的一封奏疏，明确地指出了这些问题。
　　同治四年（1865）一月，攻克南京之后的曾国藩抽空编选了一本书，取名《鸣原堂论文》。这是一部很特别的书，它由17篇汉唐以来名臣的奏疏组成。这不是一本打算赚稿费的书，用意是编来教育子弟的。
　　在书中，曾国藩对一篇奏疏有很高的评价：“我当年在京城时，听到很多朋友说‘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我认为它的文气不甚高古，因此，没有觉得怎么样。最近我细细品读，发现疏中所说的‘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都‘蹈此弊而不自觉’。特别是其中所说‘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
　　他告诉弟弟们：我和沅弟（即曾国荃）忝窃高位，平时听到的多是阿谀奉承的话，所说“三大习”，自我反省实在难免。沅弟下属较少，此习还不深，但也不可不预为之防。我们兄弟各抄录一遍置于座右，也就是《诗经·小宛》所说的诗人远征之道啊。
　　这是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话。那么，他们所谈论的是一篇什么奏折，需要抄录作为座右铭呢？
　　这篇奏折叫《三习一弊疏》，作者是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及第，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吏部尚书。史家评价他“功业赫奕，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孙氏在雍正年间便敢直谏严酷的雍正，差一点丢了性命。乾隆即位后，他向新皇帝上了这道奏折。这道奏折延续了孙氏以往的风格，直接告诫皇帝要重视思想和作风建设，治人先治己。
　　他将领导者常犯的毛病归结为“三习”：
　　一是“耳习”，听惯了好话，不说好话者就被当作拂逆，因此，开始时拒绝匡正拂意者，继而拒绝说话木讷者，久而久之，那些歌功颂德不精巧的人亦在疏远之列。这就叫耳朵的习染，“喜谀而恶直”。
　　二是“目习”，看惯了媚态，不眉顺目从者就被当作抵触。因此，开始时排斥傲慢粗野之辈，继而疏远那些使人畏惧之辈，久而久之，那些谄媚逢迎得不好的也被当作忤逆。这就叫眼睛的习染，“喜柔而恶刚”。
　　三是“心习”，平时一切要求，底下人都能照办，一切心意都能如愿，久而久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从别人那里听不到自己的缺点，自己检视自己，似乎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于是，“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自我感觉太好，以为事事都在掌握。这就叫心理的习染，“喜从而恶违”。
　　因此，三习既成，乃生一弊，这一弊就是“喜小人而厌君子”。身边一旦被小人包围，政事就会日非一日。
　　应当说，这“三习一弊”概括得非常精准。曾国藩刚开始做官时，位低权轻，感觉不到这“三习”；等到他位居总督，又功高勋重，便真正领教了“三习”。
　　平时我们讲，为什么一个人做了官，就会大变样呢？并非他想变，而是受困于这“三习”，不自觉地产生了“弊”。
　　孙嘉淦可谓清醒者，尽管他一路青云直上，而且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相对稳定，但他依然有忧患意识，洞察幽微，对于人性看得很透彻。他进而分析，造成“三习”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的“自是”。
　　如何去掉“三习”，根除“一弊”呢？办法就是要“不敢自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明辨忠奸是非，修养德性，改变思想作风。
　　可以说，孙嘉淦太有预见性了，后来乾隆以“十全老人”自居，不都落到了孙氏这篇奏折里所说的“三习一弊”中了？
　　位高权重的曾国藩读到这篇奏折，应该是吃了一惊，原以为“三习一弊”是针对皇帝而言，读后方知“三习一弊”普遍通用。虽然他长期以来注意自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概”：斗斛满，则人会刮平它；人自满呢？天会来削平他，与其等天来概之，不如自己削掉自己多的部分。因此他不求圆满而求阙，不求高官而求退。但他还是对孙氏的“三习一弊”说予以了高度重视。打下南京后，原本他只裁撤了部分湘军，到1865年，决定加大裁撤的力度和进度。这就是“自概”，比自律二字力度更强。
　　他既担心自己不慎流于“三习”产生“一弊”，更担心自己的弟弟们，特别是以狠字著称的九弟曾国荃，立下打下南京第一功，骄傲自满情绪流于言表，如不加约束，后果实难预料。这就是他特意提出要弟弟们抄录《三习一弊疏》的关键原因，要把它作为镜子。他反复告诫弟弟们，“目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眼睛能看到千里之外，而不能看到自己的睫毛。他借身边的例子来说服弟弟们，说自己深感“音容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平时一个眼神，说话声音、动作表情很容易给别人以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自己感觉不到，因此，一定要懂得“自以为非”的道理，要从四个方面来严加注意：一是面色，二是言语，三是信函，四是近人。归结到底，要做到一个“谦”字。
　　谦是最大的美德，《易经》中说，做到一个谦字，大可以保一国，中可以保一家，小可以保一身。一如孙嘉淦所说：“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德是君子所独有的，才则是君子与小人共有的，但小人的才可能更胜于君子。语言方面，君子木讷而小人佞谀，容易导致“耳习”。奔走周旋，君子笨拙而小人便辟，容易导致“目习”。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容易导致“心习”。因此，懂得自以为非，就会自敬自谦；相反，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就会放肆。敬谦是君子治身之本，放肆则是小人乱政之阶。
　　从1736年孙嘉淦写此奏疏至1865年曾国藩抄此奏疏，相隔130年；再到今天，又150余年，疏中语句，仍足振聋发聩。足见，思想作风建设是做人做官永远的主题。
　　窃尝究观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其始瞳焉无所知识，未几而骋耆欲，逐众好。渐长渐贯，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部，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先王鉴于此，欲民生蚤慎所习，于是设为学校以教之：琴瑟鼓钟以习其耳，俎豆登降以习其目，诗书讽诵以习其口，射御投壶以习其筋力，书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耻。故其高材，则道足济天下，而智周万汇。其次亦不失为圭璧自饬之士。
　　——曾国藩在《箴言书院记》中认为，一般而言人天性容易“骋耆欲，逐众好”，故此需要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