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学翻译的策略是什么?本文脱离了直译和意译之争,从目的论和多系统论出发分析翻译者的倾向,多角度阐释一个新的译文的产生,表明目标文本的功能和历史环境决定了相应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文学翻译 目的 多系统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文学作品是用语言精心制造的艺术,所以文学翻译不仅仅要用优美的语言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还要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得到与读原作时一样的感受,达到动态对等。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有自己的指导原则或目的,“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人际交往行为”(王克明,2009),译者基本倾向包括倾向源出语还是目标语、归化还是异化等。北美翻译研究学者凡努提认为,英美翻译文化中占统治和主导地位的是归化,他哀叹归化现象,因为它以白人为中心,把非英语文本减弱到(英美)目标语的文化价值。为了目标文本的地道,翻译变得透明、流畅,尽可能使读者安宁,把作者移向读者。而异化,是选择一个外国文本,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受到目标语中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排斥的,译者尽量不打扰作者,把读者移向作者。凡努提认为异化法是“对目标语的文化价值观施加一种种族上离经叛道的压力,记录下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送读者到国外”(凡努提1995:20)。凡努提把异化翻译法称之为“抵抗”策略,这是一种非流畅的风格,使译者的存在可见,突出源文本的外国特征,是免于目标文化的意识统治。
一般认为,文学翻译倾向于保留更多的外国性,以输入外国文化,而非文学翻译。例如广告和说明书,会做更多调整和归化。但我们认为,翻译策略更多地要取决于翻译在目标社会中的预期功能。文学作品也可以归化译,而且已经有很好的例子,比如林纾的小说翻译。本文说的是《简·爱》,它的中译本很多,挑选了两个颇有特点的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祝庆英译)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戴侃译)。其中,祝庆英版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而戴侃版则是在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又一老少咸宜的译作。
二 多系统论视野下的文学翻译
一个特定文本并不只有一个正确的或最佳的翻译,奈达说一个翻译只能生存50年。语言和文化是不断变化的,与原著不同,翻译是很难禁得起时代考验的,经常会被更适合于当代的其他翻译超越。传统翻译理论无限推崇原著和作者,认为任何翻译都是对原著的侵犯,建立纯粹的对等是不可能的。福科特试图打破这种传统观念,建议以“作者—功能”的角度去思考,注重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把文本放在它的历史情景下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梭哈创建了多系统理论,把翻译文学作为目标语中的文化、文学和历史体系的一部分来看待,而这个体系是不停动态变化的,其中各部分“浮沉兴衰”,争抢文学的主导位置。这个动态的变革过程对多系统论来说相当重要,表明了革新体系和保守体系总是处于变化和竞争的状态。因为这种变化,翻译文学的地位也不固定。它或许处于多系统的核心或边缘位置。若处于核心位置,它则积极参予构建多系统的中心,通常是革新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
翻译文学占据核心位置的三种情形是:a、文学处于创建的初期;b、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或两者兼备;c、文学中存在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等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百废待兴,中国文学处于一个相对真空的时期。“《叶甫盖尼·奥涅金》初版印数50000册,《叶赛宁抒情诗选》印数31500册,《唐璜》印数60000册,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可以观照出在经历了文化荒芜之后人们有怎样的精神渴求”(伊人,2009)。此时此刻,翻译文学很容易占据核心地位,外来模式得以渗透进来。而2003年戴侃翻译的《简·爱》出版时,刚好是相反的一种情形,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卓著,本土文学占据主导,翻译文学占据的是边缘地位,不再对中央体系有重大影响,因而倾向于目标语(中文)体系的文学规范。
梭哈指出,翻译文学在多系统中所占据的地位决定了翻译策略。若占据中心地位,译者会觉得不必受限于目标语的文学模型,更倾向于打破常规。因此他们翻译的文本更贴近原著,能重现源文本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如果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译者会倾向于采用目标语文化中现存的模型,内容会有所缺失。这里,我们谈到了译者是整个翻译行为的专家,他们负责译文的质量。作为专家,他们受到普遍信任,比外人更了解这个特定领域。例如,由译者来决定源文本在翻译行为中的作用,而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特定情形下交流的目的。
三 目的论与文学翻译
佛米尔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转换:文字和非文字的交际符号从一门语言转换成另一门语言,因此翻译是一种人类行动。按照行动理论,人类行动是发生在特定情景中蓄意的、有目的的行为,它是这个情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改变着这个情景。读者有着特定文化背景的世界观,带着期待和交流的需要。每一翻译都是针对目标中的读者。
文学翻译者或对翻译感兴趣的文学者们,他们的看法主要包括:
1 并非所有的行动都有意图。一些人声称,有些行动并没有意图或目的,主要是指艺术品或有意图的作品,不能称为艺术;
2 并非所有的翻译都有目的;
3 功能主义不尊重原著。
这些批评者一般同意功能主义适用于操作手册、新闻稿、广告等等的指导性文本。而在文学翻译中,原文本的地位是不一样,但功能主义其实是尊重原著的。如Nord在功能模式中引入了忠诚的原则。像其他翻译一样,文学翻译也是有目的的,在目标社会有其特定功能,这个发起者决定了翻译的功能。目的论也可以倾向于原文本。Vermeer认为一个合理的翻译可以是最大程度忠实地模仿原著,正如文学翻译所经常做的那样,真正的翻译,只要其有足够的目的,并不意味着译者一定要迎合目标文化中的习惯和用法,除非他能够刚好迎合。目的论的这一方面不断地被人误解。
前述《简·爱》两个中译本的译者目的就是不一样的,祝庆英走的是常规文学翻译路线,比较倾向于源文本,倾向于复古,时不时地会用保留在译文中的法语提醒一下读者身处18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而戴侃的目的则完全不同,如译本的前言所述,这套新世纪名著丛书以轻松、新鲜而又活泼的风格介绍文化,使书籍对普通大众具有可读性,足以发起读书的良好风尚。2003年前后,是个全民皆商,没有多少人行阅读之事的年代。贫富分化急剧,文学修养缺乏,金钱和物质诱惑加大,道德水准下滑,妇女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正如夏洛蒂·勃朗特的时代一样。此时此刻,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说一口21世纪流利汉语的“简·爱”站出来,唤醒人们的自尊和做人的基本权利。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个译者客观上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他们的翻译倾向可以从多系统论的阐释中得以明确;主观上又有其特定的翻译目的,决定了其译文的倾向性。
四 两个中译本的比较
翻译倾向性的差异,导致了两个译者在处理细节的时候,都会有其不同的方法。本文试从语言角度加以剖析。语言层次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语境中的字词,句子结构和法语对话。
1 语境下的字词对应
单词是文本的基本单位。没有一个源语的单词能够超越语境而达到与目标语的单词在翻译上的完美对等,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似乎是不可逾越的,两门语言中没有两个单词是意思绝对相同的,语言把单词组织成句法结构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还有错综复杂的修辞特征。
(例1)在《简·爱》第一章中,简·爱躲在窗台上读书时,作者用了以下一些词,试比较两个译者的不同处理:scarlet猩红(祝),红色(戴);drear阴郁的(祝),阴天的(戴);(ice)glazed冰面晶莹光滑(祝),闪闪发光(戴);death-white惨白色(祝),死白色(戴);solitary沉寂凄清(祝),冷落(戴);inscribed刻着铭文的(祝),刻着文字的(戴)。
(例2)(chapter 12)Something of daylight still lingered,and the moon was waxing bright… (Bront:120)
戴侃用的是较现代、非正式的词汇,风格随和,例如“大黑”、“相当”、“约摸”、“准没有胆量”等等,而祝庆英倾向于厚实凝重,较正式的书面语风格:“残留”、“揣摩”、“愠怒”、“违拗”等等。
还有很多体现译者不同倾向的例子。在24章,简·爱说“…and I shall not be your Jane Eyre any longer,but an ape in a harlequin’s jacket,- a jay in borrowed plumes…”祝庆英把a jay 翻译成“鸟”,学名,词典用语。很少读者会知道这种欧洲鸟。而戴侃为了使读者阅读流畅,把它翻译成“八哥鸟”,外国的味道也就无影无踪。又如,Most true is it that“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gazer”(Bront?:177)。祝直译为“‘情人眼里出美人’,说得对极了”,而戴则运用了中国文化的元素:“‘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真是对极了”。
2 句法结构
中英文有不同的句法结构。祝庆英倾向于保留原文的句法结构,而戴改动较大。如,For,after all, Mr.Rochester,and-becaus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m-Miss Ingram, were the life and soul of the party.(Bront:191)
“因为罗切斯特先生同英格拉姆小姐(由于和他关系密切)毕竟是这群人当中的生命和灵魂。”(祝庆英,152)
“因为,毕竟罗切斯特先生和他关系密切的英格拉姆小姐是这些人当中的灵魂和主心骨。”(戴侃,223)
祝庆英没有改动原文句子结构(唯一的不同是把破折号改成了括号)。戴侃却把原因状语改成了定语去修饰英格拉姆小姐,但似乎第一个“和”后加一个“与”会更通顺。
祝庆英在翻译中保留了外国风格,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另一方面,戴侃意识到了当代翻译文学的需求、趋势和品味。同祝庆英堆砌了大量的长句和复合句相比,他运用了许多的短句,使译文易读、易懂,迎合普通的老百姓。
3 对话中的法语
在英语原著中有许多法语单词和句子,这在当时的社交场合是很常见的。说法语不仅仅时髦,而且能表明受过良好的教育。祝庆英在译文中保留了所有的法语单词和句子,然后在脚注中加中文解释。对于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来说,他们阅读时接触到的是外语,那么其他语言的读者应该也是。尽管会影响小说的可读性,法语被保留下来以重现18世纪的气氛。
相反,在戴侃的译文中,所有的法语都消失了:他一律翻译成了中文。他在脚注里解释:“原文为法语”。这样,读者就不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去看脚注,保证了阅读的流畅和连贯。
文学翻译艺术一直面临着这个困扰:是坚持译文的可阅读性,还是保留原著的特征——尽管这些特征会阻碍阅读。我们亦可视之为凡努提所称的“译者的可见性”与目标语的可接受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 结语
翻译策略并非一成不变的。最合适的策略是由目标文本的预期功能和翻译所处的历史情景所决定的。如果目标读者想要通过源语文化来丰富和加强自己本身的文化,倾向于源文本或许是一个好策略;而如果源文本只是被当作一个信息提供者,翻译者欲加以调整使之适合目标社会的某种期待,那么翻译者可能会更倾向于目标语的模式。
参考文献:
[1] 戴侃:《简·爱》,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 伊人:《1982:“译文”和我》,《作家谈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 祝庆英:《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4] Bront,Charlotte.Jane Eyre [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
[5] 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作者简介:陈锦阳,男,1968—,浙江金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工作单位: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关键词:文学翻译 目的 多系统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文学作品是用语言精心制造的艺术,所以文学翻译不仅仅要用优美的语言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还要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得到与读原作时一样的感受,达到动态对等。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有自己的指导原则或目的,“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人际交往行为”(王克明,2009),译者基本倾向包括倾向源出语还是目标语、归化还是异化等。北美翻译研究学者凡努提认为,英美翻译文化中占统治和主导地位的是归化,他哀叹归化现象,因为它以白人为中心,把非英语文本减弱到(英美)目标语的文化价值。为了目标文本的地道,翻译变得透明、流畅,尽可能使读者安宁,把作者移向读者。而异化,是选择一个外国文本,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受到目标语中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排斥的,译者尽量不打扰作者,把读者移向作者。凡努提认为异化法是“对目标语的文化价值观施加一种种族上离经叛道的压力,记录下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送读者到国外”(凡努提1995:20)。凡努提把异化翻译法称之为“抵抗”策略,这是一种非流畅的风格,使译者的存在可见,突出源文本的外国特征,是免于目标文化的意识统治。
一般认为,文学翻译倾向于保留更多的外国性,以输入外国文化,而非文学翻译。例如广告和说明书,会做更多调整和归化。但我们认为,翻译策略更多地要取决于翻译在目标社会中的预期功能。文学作品也可以归化译,而且已经有很好的例子,比如林纾的小说翻译。本文说的是《简·爱》,它的中译本很多,挑选了两个颇有特点的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祝庆英译)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戴侃译)。其中,祝庆英版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而戴侃版则是在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又一老少咸宜的译作。
二 多系统论视野下的文学翻译
一个特定文本并不只有一个正确的或最佳的翻译,奈达说一个翻译只能生存50年。语言和文化是不断变化的,与原著不同,翻译是很难禁得起时代考验的,经常会被更适合于当代的其他翻译超越。传统翻译理论无限推崇原著和作者,认为任何翻译都是对原著的侵犯,建立纯粹的对等是不可能的。福科特试图打破这种传统观念,建议以“作者—功能”的角度去思考,注重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把文本放在它的历史情景下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梭哈创建了多系统理论,把翻译文学作为目标语中的文化、文学和历史体系的一部分来看待,而这个体系是不停动态变化的,其中各部分“浮沉兴衰”,争抢文学的主导位置。这个动态的变革过程对多系统论来说相当重要,表明了革新体系和保守体系总是处于变化和竞争的状态。因为这种变化,翻译文学的地位也不固定。它或许处于多系统的核心或边缘位置。若处于核心位置,它则积极参予构建多系统的中心,通常是革新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
翻译文学占据核心位置的三种情形是:a、文学处于创建的初期;b、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或两者兼备;c、文学中存在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等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百废待兴,中国文学处于一个相对真空的时期。“《叶甫盖尼·奥涅金》初版印数50000册,《叶赛宁抒情诗选》印数31500册,《唐璜》印数60000册,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可以观照出在经历了文化荒芜之后人们有怎样的精神渴求”(伊人,2009)。此时此刻,翻译文学很容易占据核心地位,外来模式得以渗透进来。而2003年戴侃翻译的《简·爱》出版时,刚好是相反的一种情形,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卓著,本土文学占据主导,翻译文学占据的是边缘地位,不再对中央体系有重大影响,因而倾向于目标语(中文)体系的文学规范。
梭哈指出,翻译文学在多系统中所占据的地位决定了翻译策略。若占据中心地位,译者会觉得不必受限于目标语的文学模型,更倾向于打破常规。因此他们翻译的文本更贴近原著,能重现源文本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如果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译者会倾向于采用目标语文化中现存的模型,内容会有所缺失。这里,我们谈到了译者是整个翻译行为的专家,他们负责译文的质量。作为专家,他们受到普遍信任,比外人更了解这个特定领域。例如,由译者来决定源文本在翻译行为中的作用,而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特定情形下交流的目的。
三 目的论与文学翻译
佛米尔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转换:文字和非文字的交际符号从一门语言转换成另一门语言,因此翻译是一种人类行动。按照行动理论,人类行动是发生在特定情景中蓄意的、有目的的行为,它是这个情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改变着这个情景。读者有着特定文化背景的世界观,带着期待和交流的需要。每一翻译都是针对目标中的读者。
文学翻译者或对翻译感兴趣的文学者们,他们的看法主要包括:
1 并非所有的行动都有意图。一些人声称,有些行动并没有意图或目的,主要是指艺术品或有意图的作品,不能称为艺术;
2 并非所有的翻译都有目的;
3 功能主义不尊重原著。
这些批评者一般同意功能主义适用于操作手册、新闻稿、广告等等的指导性文本。而在文学翻译中,原文本的地位是不一样,但功能主义其实是尊重原著的。如Nord在功能模式中引入了忠诚的原则。像其他翻译一样,文学翻译也是有目的的,在目标社会有其特定功能,这个发起者决定了翻译的功能。目的论也可以倾向于原文本。Vermeer认为一个合理的翻译可以是最大程度忠实地模仿原著,正如文学翻译所经常做的那样,真正的翻译,只要其有足够的目的,并不意味着译者一定要迎合目标文化中的习惯和用法,除非他能够刚好迎合。目的论的这一方面不断地被人误解。
前述《简·爱》两个中译本的译者目的就是不一样的,祝庆英走的是常规文学翻译路线,比较倾向于源文本,倾向于复古,时不时地会用保留在译文中的法语提醒一下读者身处18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而戴侃的目的则完全不同,如译本的前言所述,这套新世纪名著丛书以轻松、新鲜而又活泼的风格介绍文化,使书籍对普通大众具有可读性,足以发起读书的良好风尚。2003年前后,是个全民皆商,没有多少人行阅读之事的年代。贫富分化急剧,文学修养缺乏,金钱和物质诱惑加大,道德水准下滑,妇女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正如夏洛蒂·勃朗特的时代一样。此时此刻,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说一口21世纪流利汉语的“简·爱”站出来,唤醒人们的自尊和做人的基本权利。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个译者客观上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他们的翻译倾向可以从多系统论的阐释中得以明确;主观上又有其特定的翻译目的,决定了其译文的倾向性。
四 两个中译本的比较
翻译倾向性的差异,导致了两个译者在处理细节的时候,都会有其不同的方法。本文试从语言角度加以剖析。语言层次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语境中的字词,句子结构和法语对话。
1 语境下的字词对应
单词是文本的基本单位。没有一个源语的单词能够超越语境而达到与目标语的单词在翻译上的完美对等,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似乎是不可逾越的,两门语言中没有两个单词是意思绝对相同的,语言把单词组织成句法结构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还有错综复杂的修辞特征。
(例1)在《简·爱》第一章中,简·爱躲在窗台上读书时,作者用了以下一些词,试比较两个译者的不同处理:scarlet猩红(祝),红色(戴);drear阴郁的(祝),阴天的(戴);(ice)glazed冰面晶莹光滑(祝),闪闪发光(戴);death-white惨白色(祝),死白色(戴);solitary沉寂凄清(祝),冷落(戴);inscribed刻着铭文的(祝),刻着文字的(戴)。
(例2)(chapter 12)Something of daylight still lingered,and the moon was waxing bright… (Bront:120)
戴侃用的是较现代、非正式的词汇,风格随和,例如“大黑”、“相当”、“约摸”、“准没有胆量”等等,而祝庆英倾向于厚实凝重,较正式的书面语风格:“残留”、“揣摩”、“愠怒”、“违拗”等等。
还有很多体现译者不同倾向的例子。在24章,简·爱说“…and I shall not be your Jane Eyre any longer,but an ape in a harlequin’s jacket,- a jay in borrowed plumes…”祝庆英把a jay 翻译成“鸟”,学名,词典用语。很少读者会知道这种欧洲鸟。而戴侃为了使读者阅读流畅,把它翻译成“八哥鸟”,外国的味道也就无影无踪。又如,Most true is it that“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gazer”(Bront?:177)。祝直译为“‘情人眼里出美人’,说得对极了”,而戴则运用了中国文化的元素:“‘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真是对极了”。
2 句法结构
中英文有不同的句法结构。祝庆英倾向于保留原文的句法结构,而戴改动较大。如,For,after all, Mr.Rochester,and-becaus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m-Miss Ingram, were the life and soul of the party.(Bront:191)
“因为罗切斯特先生同英格拉姆小姐(由于和他关系密切)毕竟是这群人当中的生命和灵魂。”(祝庆英,152)
“因为,毕竟罗切斯特先生和他关系密切的英格拉姆小姐是这些人当中的灵魂和主心骨。”(戴侃,223)
祝庆英没有改动原文句子结构(唯一的不同是把破折号改成了括号)。戴侃却把原因状语改成了定语去修饰英格拉姆小姐,但似乎第一个“和”后加一个“与”会更通顺。
祝庆英在翻译中保留了外国风格,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另一方面,戴侃意识到了当代翻译文学的需求、趋势和品味。同祝庆英堆砌了大量的长句和复合句相比,他运用了许多的短句,使译文易读、易懂,迎合普通的老百姓。
3 对话中的法语
在英语原著中有许多法语单词和句子,这在当时的社交场合是很常见的。说法语不仅仅时髦,而且能表明受过良好的教育。祝庆英在译文中保留了所有的法语单词和句子,然后在脚注中加中文解释。对于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来说,他们阅读时接触到的是外语,那么其他语言的读者应该也是。尽管会影响小说的可读性,法语被保留下来以重现18世纪的气氛。
相反,在戴侃的译文中,所有的法语都消失了:他一律翻译成了中文。他在脚注里解释:“原文为法语”。这样,读者就不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去看脚注,保证了阅读的流畅和连贯。
文学翻译艺术一直面临着这个困扰:是坚持译文的可阅读性,还是保留原著的特征——尽管这些特征会阻碍阅读。我们亦可视之为凡努提所称的“译者的可见性”与目标语的可接受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 结语
翻译策略并非一成不变的。最合适的策略是由目标文本的预期功能和翻译所处的历史情景所决定的。如果目标读者想要通过源语文化来丰富和加强自己本身的文化,倾向于源文本或许是一个好策略;而如果源文本只是被当作一个信息提供者,翻译者欲加以调整使之适合目标社会的某种期待,那么翻译者可能会更倾向于目标语的模式。
参考文献:
[1] 戴侃:《简·爱》,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 伊人:《1982:“译文”和我》,《作家谈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 祝庆英:《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4] Bront,Charlotte.Jane Eyre [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
[5] 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作者简介:陈锦阳,男,1968—,浙江金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工作单位: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