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简括文白之争的由来
文白之争由来已久，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大大小小绵延至今。五四前后的“国语运动”，20世纪30年代关于“大众语”的论战，都以文言的节节败退而告终。鲁迅于1927年曾言，“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但是在鲁迅言及“已经过去”的八十年后，文白舌战的硝烟又开始弥漫，而因为时代不同，这样的讨论可能未必如鲁迅所言的“无谓”，倒颇值得玩味了。
在语文教育上，“新读经之争”和“新文白之争”正在各大媒体如火如荼地讨论着。以读经作为教育的全部内容，以私塾作为教育的形式，这样的教育模式在“孟母堂”被取缔后基本落下帷幕，如果有也仅限于个人行为。但是“新文白之争”的讨论却正是热门。“新文白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语文教材中文言文应该占多少比例，另外就是我们怎样看待文言文写作。
二、以高考作文为例谈“新文白之争”
近几年以文言文写作而获得满分的作文如下：1999年上海光明中学考生陈成在高考作文中采用了大量文言文，并取得满分成绩。2001年南京第十三中学理科学生蒋昕捷的《赤兔之死》。获得满分，同时这篇文章以文质兼得而获得普遍赞誉，影响颇大。一时间，中小学生竞相传颂。2003年北京考生耿亮的《转折》，陕西考生《吊屈原赋》。2006年福建考生的《玲珑》。2007年江西考生傅亘《乐语文赋》，成都考生的《智士程济小传》，浙江考生高志远《吊李白歌并序》。2009年湖北考生的古体长诗《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
这些高考作文以“另类作文”的姿态在高考作文中异军突起，并且获得高分。但是几乎每一篇高分都要引发一场大讨论。先不论文言文这种语言本身是否符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对于规范语言使用的相关规定，在高考中使用文言文是否属于犯规投机行为。毕竟高考是高校吸贤纳能的渠道，不乏“破格”之举。那么关键是，用文言文写作对于语文教学而言是否值得提倡呢？
支持者的观点可归纳如下:
1、文言文是白话文的根，习文言有助于我们掌握白话文的使用，同时让我们的文化不断根。如2004年韩军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
2、文言文有着白话文没有的语言表现力。如旅居西方的严歌苓指出，中文是一种具有强烈画面感的语言，“我们的文字起于象形。每一个汉字本来都是一幅画，所以画面感、色彩感和动感都会非常强烈。中国人还非常擅长以景写情，周边的景色常常就能反映人物的心境。”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其实存在很多文字上的鲜活用法，“我们可以把名词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形容词，这会使语言显得非常鲜活生动，可惜我们后来的白话文丧失了这样的功能。”她认为，曹雪芹这样纯熟的文言白话风格现在没有得到继承，“而现代白话文丧失了古文言的灵活用法，让文字的活力不复存在。
3、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它是汉字运用的典范。汉字是单音节的音意文字，在同音字众多，声调不一的语言环境中，汉字的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文言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
反对者的观点，也可归纳为三点：
1、必须维护书面语的规范。如郑全和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如何看待文言写作》一文中提及“从文言废止后一直到今天，都时时有一些不规范的书面语使用现象。并不能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却有点霉气扑鼻的味道。我认为在今天用文言写作是复古，不是创新。”
2、文言文的用语习惯不利于表情达意。如北师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言文脱节，不利于文化普及思想的传播。所以“五四”以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反对写文言文，倡导言文一致。尤其是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大量的新词汇不断出现，文言文写作更不适合现代人表情达意。”
3、文言文距离学生生活遥远，过分关注强调文言文学习会挤占学生有限的时间，形成不必要的负担。
总而言之，论战的双方主要就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实用性进行讨论。南怀瑾在《论语别裁》序里面有个比喻挺有趣，就是曾经我们的反传统行为是一个败了家的小子用价值千金的传家宝贝去换了吃食，当时我们面临的是民族存亡，我们急切需要文化普及，需要“生存”。而现在生存问题解决了，我们开始思考当年的交易是否划算。掌握文言文是通往传统宝库的必须的钥匙，而“读、写”是一种语言能力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能够“写”成为真正掌握一门语言的重要标志，所以老师们看到有学生可以熟练使用文言文写作感到异常欣喜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我们一直期待的文化传承终于后继有人。
三、“新文白之争”对于语文教育的启示
文白之争的结果还要过几年才会显现，现在下任何定论为时尚早。而文白格局的转变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文明进程不会因为是非而轻易扭转，而作为语文教育者，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从中找到语文教学的内容调整与观念转变的方向。
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这篇讲演稿里，他提出了理想的语文教育目的：（一）人人都能用国语作文，说话，演说，都能通晓明白，没有文法上的错误。（在《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概括为"人人能以国文自由发表思想"）（二）人人都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通鉴》和《孟子》、《庄子》一类的子书。（三）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指文言。（四）人人有机会可懂得一点古文文学大概。
胡适的语文观念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理念，但是在现代，语文教学却依然应以此为目标。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文言文教学，但是我们却花很多力气而没有达到效果。所以，从“新文白之争”我们可以了解以下几点：
1、重视文言文教学的文化传承性。上海高中语文教育对文言文是非常重视的，大部分学校都有文言文补充教材，每个星期要求学生回 去练习然后讲练。但是这种文言文教学更多侧重的是实词积累和语法训练，学生听的昏昏欲睡，越练越体会不到文言文的乐趣。文言文教学中应摆脱形式的束缚，而更多侧重于学生语感的自然养成，通过对文言文文选内容涉及的古代经典作品或者典范故事进行讲解，让学生更多了解文言文的魅力。同时选文上，可以循序渐进，先引导学生入门、入兴，再启发深究。
2、少练多读。现在的文言文教学除了课本里面的篇目外，更多的就是文言文训练，等同于翻译加注释。结果是学生从小开始接触文言文，到大学毕业还是一窍不通。可以鼓励高年级学生多看一些文言类的书，如《聊斋》《儒林》等。“教材仅是教学之凭借，学文言在领会文言之词义句式及表达方法，教师指导有方，学生潜心修习，只从一书中选材亦能有长进，固不须五花八门也。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P489，《答张庆晋》。
3、适当鼓励学生写文言文。文言文在语言用法与词汇积累上对于白话文是很有用的，同时“写”对于“读”更是有深层的促进作用。文言文写作应作为硬性要求而提倡，更多是一个过程，一个提高白话文能力和文言文能力的过程，而不是目的。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重视文言文的两点作用，一个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层理解，另外一个是语言表现力的训练。不管“新文白之争”最终的结果历史会判下孰赢孰败，文言文的根我们不会断，而在语文教育中文言文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文白之争由来已久，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大大小小绵延至今。五四前后的“国语运动”，20世纪30年代关于“大众语”的论战，都以文言的节节败退而告终。鲁迅于1927年曾言，“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但是在鲁迅言及“已经过去”的八十年后，文白舌战的硝烟又开始弥漫，而因为时代不同，这样的讨论可能未必如鲁迅所言的“无谓”，倒颇值得玩味了。
在语文教育上，“新读经之争”和“新文白之争”正在各大媒体如火如荼地讨论着。以读经作为教育的全部内容，以私塾作为教育的形式，这样的教育模式在“孟母堂”被取缔后基本落下帷幕，如果有也仅限于个人行为。但是“新文白之争”的讨论却正是热门。“新文白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语文教材中文言文应该占多少比例，另外就是我们怎样看待文言文写作。
二、以高考作文为例谈“新文白之争”
近几年以文言文写作而获得满分的作文如下：1999年上海光明中学考生陈成在高考作文中采用了大量文言文，并取得满分成绩。2001年南京第十三中学理科学生蒋昕捷的《赤兔之死》。获得满分，同时这篇文章以文质兼得而获得普遍赞誉，影响颇大。一时间，中小学生竞相传颂。2003年北京考生耿亮的《转折》，陕西考生《吊屈原赋》。2006年福建考生的《玲珑》。2007年江西考生傅亘《乐语文赋》，成都考生的《智士程济小传》，浙江考生高志远《吊李白歌并序》。2009年湖北考生的古体长诗《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
这些高考作文以“另类作文”的姿态在高考作文中异军突起，并且获得高分。但是几乎每一篇高分都要引发一场大讨论。先不论文言文这种语言本身是否符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对于规范语言使用的相关规定，在高考中使用文言文是否属于犯规投机行为。毕竟高考是高校吸贤纳能的渠道，不乏“破格”之举。那么关键是，用文言文写作对于语文教学而言是否值得提倡呢？
支持者的观点可归纳如下:
1、文言文是白话文的根，习文言有助于我们掌握白话文的使用，同时让我们的文化不断根。如2004年韩军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
2、文言文有着白话文没有的语言表现力。如旅居西方的严歌苓指出，中文是一种具有强烈画面感的语言，“我们的文字起于象形。每一个汉字本来都是一幅画，所以画面感、色彩感和动感都会非常强烈。中国人还非常擅长以景写情，周边的景色常常就能反映人物的心境。”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其实存在很多文字上的鲜活用法，“我们可以把名词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形容词，这会使语言显得非常鲜活生动，可惜我们后来的白话文丧失了这样的功能。”她认为，曹雪芹这样纯熟的文言白话风格现在没有得到继承，“而现代白话文丧失了古文言的灵活用法，让文字的活力不复存在。
3、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它是汉字运用的典范。汉字是单音节的音意文字，在同音字众多，声调不一的语言环境中，汉字的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文言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
反对者的观点，也可归纳为三点：
1、必须维护书面语的规范。如郑全和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如何看待文言写作》一文中提及“从文言废止后一直到今天，都时时有一些不规范的书面语使用现象。并不能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却有点霉气扑鼻的味道。我认为在今天用文言写作是复古，不是创新。”
2、文言文的用语习惯不利于表情达意。如北师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言文脱节，不利于文化普及思想的传播。所以“五四”以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反对写文言文，倡导言文一致。尤其是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大量的新词汇不断出现，文言文写作更不适合现代人表情达意。”
3、文言文距离学生生活遥远，过分关注强调文言文学习会挤占学生有限的时间，形成不必要的负担。
总而言之，论战的双方主要就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实用性进行讨论。南怀瑾在《论语别裁》序里面有个比喻挺有趣，就是曾经我们的反传统行为是一个败了家的小子用价值千金的传家宝贝去换了吃食，当时我们面临的是民族存亡，我们急切需要文化普及，需要“生存”。而现在生存问题解决了，我们开始思考当年的交易是否划算。掌握文言文是通往传统宝库的必须的钥匙，而“读、写”是一种语言能力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能够“写”成为真正掌握一门语言的重要标志，所以老师们看到有学生可以熟练使用文言文写作感到异常欣喜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我们一直期待的文化传承终于后继有人。
三、“新文白之争”对于语文教育的启示
文白之争的结果还要过几年才会显现，现在下任何定论为时尚早。而文白格局的转变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文明进程不会因为是非而轻易扭转，而作为语文教育者，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从中找到语文教学的内容调整与观念转变的方向。
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这篇讲演稿里，他提出了理想的语文教育目的：（一）人人都能用国语作文，说话，演说，都能通晓明白，没有文法上的错误。（在《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概括为"人人能以国文自由发表思想"）（二）人人都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通鉴》和《孟子》、《庄子》一类的子书。（三）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指文言。（四）人人有机会可懂得一点古文文学大概。
胡适的语文观念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理念，但是在现代，语文教学却依然应以此为目标。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文言文教学，但是我们却花很多力气而没有达到效果。所以，从“新文白之争”我们可以了解以下几点：
1、重视文言文教学的文化传承性。上海高中语文教育对文言文是非常重视的，大部分学校都有文言文补充教材，每个星期要求学生回 去练习然后讲练。但是这种文言文教学更多侧重的是实词积累和语法训练，学生听的昏昏欲睡，越练越体会不到文言文的乐趣。文言文教学中应摆脱形式的束缚，而更多侧重于学生语感的自然养成，通过对文言文文选内容涉及的古代经典作品或者典范故事进行讲解，让学生更多了解文言文的魅力。同时选文上，可以循序渐进，先引导学生入门、入兴，再启发深究。
2、少练多读。现在的文言文教学除了课本里面的篇目外，更多的就是文言文训练，等同于翻译加注释。结果是学生从小开始接触文言文，到大学毕业还是一窍不通。可以鼓励高年级学生多看一些文言类的书，如《聊斋》《儒林》等。“教材仅是教学之凭借，学文言在领会文言之词义句式及表达方法，教师指导有方，学生潜心修习，只从一书中选材亦能有长进，固不须五花八门也。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P489，《答张庆晋》。
3、适当鼓励学生写文言文。文言文在语言用法与词汇积累上对于白话文是很有用的，同时“写”对于“读”更是有深层的促进作用。文言文写作应作为硬性要求而提倡，更多是一个过程，一个提高白话文能力和文言文能力的过程，而不是目的。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重视文言文的两点作用，一个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层理解，另外一个是语言表现力的训练。不管“新文白之争”最终的结果历史会判下孰赢孰败，文言文的根我们不会断，而在语文教育中文言文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