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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徐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堪称一部复杂的经济赶超史，也是一部艰难的经济转型史。在其“赶超”以及向“后赶超”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先发国家的“异质”样态。其中，既有赶超的“两难”性，也有转型的“脆弱”性，可谓是一个“痛苦蜕变”的过程，日本恰似“赶超”和“后赶超”的“试验场”。读罢新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一书，可以品味到日本在赶超试验、泡沫试验、转型试验过程中“痛苦蜕变”的苦涩滋味。
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实现阶段性经济赶超成功的经验曾为世人津津乐道，尤其是对其经济取得成功做出巨大贡献的日本政府，更以其独特的制度供给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日本政府为摆脱不发达市场经济的羁绊，以替代市场的形式实施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扩大市场”政策和“积极干预”的产业政策，主导和参与了工业化方向与进程，以其“有形之手”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迅猛增长。毋庸置疑，正是日本政府诸多制度安排契合了日本工业化初始时期的实际状况，才使日本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渐次升级，当人们预判日本经济发展可以顺理成章地走上良性循环轨道时，日本经济却匪夷所思地戛然而止，令人唏嘘不已。起初，人们还以为这“只不过在经历一种短暂的周期性衰退”。日本经济跌宕起伏的现实，的确让人们感到些许茫然，有人认为这里有“无法解释的原因”，故“世纪之谜”的称谓生成。当然，在体味日本蔚为壮观的复兴与繁华落幕之后，学界从未停止对日本所呈现的强烈反差现象的深刻反省。
以诸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苦涩的日本》以日本“赶超”向“后赶超”的转变为主要线索，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依托，通过对日本赶超经济动态演化过程的审视，为我们勾勒了一条分析的线索，向读者展示了解读日本现象的另一视角———有效的制度供给是日本赶超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样，制度供给的僵化也是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的干预对加速其工业化进程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经济日渐成熟、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之时，日本仍然固守传统的制度供给方式或者一些惯常做法，势必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严格的政府规制抑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也难以充分反映信息化社会的客观要求；二是封闭型的经济体制影响了日本与世界经济的双向交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已经同全球化浪潮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背离；三是在产业政策条件下形成的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严重束缚了日本企业适应市场的创新发展。由大藏省授意金融机构向企业贷款，并对金融机构提供保护，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于是金融机构既无抵御风险能力又无分担风险责任，政府官员与金融机构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致使金融机构违法经营和不良债权问题长期积累，“信用评价”制度形同虚设。品读《苦涩的日本》，纵览日本在赶超欧美先发国家的过程中，经历的“制度确立———制度固化———制度疲劳”的演化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延伸式研究，作者帮助人们进一步厘清了对日本赶超经济的理解以及对其经济突然发生“逆转”现象的认识，也有益于读者理解制度创新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的日本，无论是其经验抑或是教训，都为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一个经典的观测例证。从《苦涩的日本》中，我们看到后发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容易衍生出的几个共同特点：一是为了追求高速度，政府往往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设计生成对实现赶超至关重要的重化工业体系；二是为了加速重化工业体系的成长，政府往往实施市场替代政策，造成相对集中的管理体制；三是后发国家由于对工业化社会缺乏足够的准备，当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涌现时往往习惯于动用强有力行政手段介入社会经济领域，许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或许会被暂时掩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潜存于现行体制内部的“政策规划的僵硬性、政策执行部门的非效率性、政策过程的非透明性和封闭性、政策评价机制的残缺性、行政信息与行政资源的垄断性、行政运行的割据性”等诸多弊端会逐渐显现，从而影响政府适应环境变化的政策调整能力。日本政府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政府，但由于没有快速适应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对其制度安排进行及时的调整，致使经济体制的转变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日本经济发展由此丧失了或至少是延迟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机。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政府的许多做法“在战后初期就开始运作，那时这个国家受到了破坏，需要用极端的方法来迅速重建国家。当日本越来越先进时，这些实践方法中却有许多还保留在导向的模式中，而它们实际上已经阻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观点：“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进展……”，但“政府可能会由于做得太少或做得太多而遭到失败。”
美国学者克鲁格曼认为：“日本经济的失败与它的成功一样意义深远。日本今天发生的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种警示。”日本的教训表明，经济赶超是在特定的社会需求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需求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赶超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制度供给就需适时调整。此外，赶超型经济体制的作用也是双重的，由于体制本身的局限性，它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也可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隐患。对此，《苦涩的日本》提出后发国家在争取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把握的三个问题或许对我们也有启示：（1）政府规制的“适度性”。在不完善的现实市场和不完善的现实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选择和协调机制，使人们能够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点，掌握好政府干预的“适度性”。“适度性”包括资源分配、使用资源的技能和效率，适当的政府规模、适宜的统筹协调、适度的政策把握、适时的规制调整等；（2）政府规制的“适宜性”。首先确认市场状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市场不发育——市场替代”“市场残缺——市场补充”和“市场失灵——市场矫正”这样三种特定关系，政府需要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对其规制进行及时调整。其次，要明确实现路径。政府规制从最初制定到最终实现，都要有适宜的实现程序及适用的手段与其相配合，如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最后，要检验规制效果。（3）政府规制的“适应性”。如美国学者德鲁克所说：“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才能为持续快速的生产增长创造条件。”政府的制度供给不是绝对的，它应随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而适时调整。工业化是一个连续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一个阶段结束从而达到平衡与稳定时，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又意味着新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的因素随之而来。因此，制度供给的包容性和适度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情，但在全球化时代，也必须具有国际比较的视野。中国与日本，互为近邻，关系相依、文化相习、传统相近、发展相似、经验相鉴，日本可以成为我们观照自己的一面镜子。通过对日本赶超经济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身以及所处的境遇，引发我们的思考，惠助中国的发展。这或许就是《苦涩的日本》在广阔的历史视域与丰富的现实事例的相互映照中，通过总结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或教训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吧！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堪称一部复杂的经济赶超史，也是一部艰难的经济转型史。在其“赶超”以及向“后赶超”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先发国家的“异质”样态。其中，既有赶超的“两难”性，也有转型的“脆弱”性，可谓是一个“痛苦蜕变”的过程，日本恰似“赶超”和“后赶超”的“试验场”。读罢新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一书，可以品味到日本在赶超试验、泡沫试验、转型试验过程中“痛苦蜕变”的苦涩滋味。
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实现阶段性经济赶超成功的经验曾为世人津津乐道，尤其是对其经济取得成功做出巨大贡献的日本政府，更以其独特的制度供给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日本政府为摆脱不发达市场经济的羁绊，以替代市场的形式实施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扩大市场”政策和“积极干预”的产业政策，主导和参与了工业化方向与进程，以其“有形之手”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迅猛增长。毋庸置疑，正是日本政府诸多制度安排契合了日本工业化初始时期的实际状况，才使日本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渐次升级，当人们预判日本经济发展可以顺理成章地走上良性循环轨道时，日本经济却匪夷所思地戛然而止，令人唏嘘不已。起初，人们还以为这“只不过在经历一种短暂的周期性衰退”。日本经济跌宕起伏的现实，的确让人们感到些许茫然，有人认为这里有“无法解释的原因”，故“世纪之谜”的称谓生成。当然，在体味日本蔚为壮观的复兴与繁华落幕之后，学界从未停止对日本所呈现的强烈反差现象的深刻反省。
以诸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苦涩的日本》以日本“赶超”向“后赶超”的转变为主要线索，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依托，通过对日本赶超经济动态演化过程的审视，为我们勾勒了一条分析的线索，向读者展示了解读日本现象的另一视角———有效的制度供给是日本赶超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样，制度供给的僵化也是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的干预对加速其工业化进程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经济日渐成熟、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之时，日本仍然固守传统的制度供给方式或者一些惯常做法，势必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严格的政府规制抑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也难以充分反映信息化社会的客观要求；二是封闭型的经济体制影响了日本与世界经济的双向交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已经同全球化浪潮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背离；三是在产业政策条件下形成的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严重束缚了日本企业适应市场的创新发展。由大藏省授意金融机构向企业贷款，并对金融机构提供保护，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于是金融机构既无抵御风险能力又无分担风险责任，政府官员与金融机构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致使金融机构违法经营和不良债权问题长期积累，“信用评价”制度形同虚设。品读《苦涩的日本》，纵览日本在赶超欧美先发国家的过程中，经历的“制度确立———制度固化———制度疲劳”的演化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延伸式研究，作者帮助人们进一步厘清了对日本赶超经济的理解以及对其经济突然发生“逆转”现象的认识，也有益于读者理解制度创新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的日本，无论是其经验抑或是教训，都为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一个经典的观测例证。从《苦涩的日本》中，我们看到后发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容易衍生出的几个共同特点：一是为了追求高速度，政府往往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设计生成对实现赶超至关重要的重化工业体系；二是为了加速重化工业体系的成长，政府往往实施市场替代政策，造成相对集中的管理体制；三是后发国家由于对工业化社会缺乏足够的准备，当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涌现时往往习惯于动用强有力行政手段介入社会经济领域，许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或许会被暂时掩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潜存于现行体制内部的“政策规划的僵硬性、政策执行部门的非效率性、政策过程的非透明性和封闭性、政策评价机制的残缺性、行政信息与行政资源的垄断性、行政运行的割据性”等诸多弊端会逐渐显现，从而影响政府适应环境变化的政策调整能力。日本政府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政府，但由于没有快速适应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对其制度安排进行及时的调整，致使经济体制的转变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日本经济发展由此丧失了或至少是延迟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机。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政府的许多做法“在战后初期就开始运作，那时这个国家受到了破坏，需要用极端的方法来迅速重建国家。当日本越来越先进时，这些实践方法中却有许多还保留在导向的模式中，而它们实际上已经阻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观点：“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进展……”，但“政府可能会由于做得太少或做得太多而遭到失败。”
美国学者克鲁格曼认为：“日本经济的失败与它的成功一样意义深远。日本今天发生的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种警示。”日本的教训表明，经济赶超是在特定的社会需求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需求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赶超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制度供给就需适时调整。此外，赶超型经济体制的作用也是双重的，由于体制本身的局限性，它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也可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隐患。对此，《苦涩的日本》提出后发国家在争取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把握的三个问题或许对我们也有启示：（1）政府规制的“适度性”。在不完善的现实市场和不完善的现实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选择和协调机制，使人们能够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点，掌握好政府干预的“适度性”。“适度性”包括资源分配、使用资源的技能和效率，适当的政府规模、适宜的统筹协调、适度的政策把握、适时的规制调整等；（2）政府规制的“适宜性”。首先确认市场状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市场不发育——市场替代”“市场残缺——市场补充”和“市场失灵——市场矫正”这样三种特定关系，政府需要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对其规制进行及时调整。其次，要明确实现路径。政府规制从最初制定到最终实现，都要有适宜的实现程序及适用的手段与其相配合，如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最后，要检验规制效果。（3）政府规制的“适应性”。如美国学者德鲁克所说：“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才能为持续快速的生产增长创造条件。”政府的制度供给不是绝对的，它应随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而适时调整。工业化是一个连续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一个阶段结束从而达到平衡与稳定时，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又意味着新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的因素随之而来。因此，制度供给的包容性和适度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情，但在全球化时代，也必须具有国际比较的视野。中国与日本，互为近邻，关系相依、文化相习、传统相近、发展相似、经验相鉴，日本可以成为我们观照自己的一面镜子。通过对日本赶超经济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身以及所处的境遇，引发我们的思考，惠助中国的发展。这或许就是《苦涩的日本》在广阔的历史视域与丰富的现实事例的相互映照中，通过总结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或教训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