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孙子、外孙女上小学四年级了。自上学到现在，就没见他们参加什么劳动，校内校外皆没有。这与我这个爷爷辈五十多年前小学生年代的劳动，形成了悬殊的反差。在那特殊岁月里，上小学的孩子从来就不会间断劳动，有些劳动强度甚至超越了年龄的承受力。
　　抬着小筲抗旱
　　我1957年上小学一年级时九岁。这年秋天大旱，老天爷干瞪眼不下雨，炎炎烈日把农业合作社地里的玉米、地瓜、花生等秋作物叶子晒蔫了，山丘地庄稼干死不少。福山人全体行动，抗旱保秋，学校师生当然也不例外。新学期开学没有几天，我们全校就实行“半日制”：上午上课，下午到田间抗旱。
　　我们一年级全班四十多名刚上学的孩子，年龄大的十岁，年龄小的八岁。老师安排两人一对，自愿结合，自备工具，一个拿水筲，一个拿担杖。午饭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排着队步行约半小时，来到内外夹河之间大沙埠合作社的地瓜地。老师们从旁边的河里取上水，一筲约十五六斤，两个同学串上担杖抬到地头，浇到地瓜沟里，一下午要往返抬十筲水左右。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上学前差不多都帮家里干过力所能及的活儿，所以我们虽然只有八九岁，但是劳动起来却有点像大人似的。男女同学轧对抬的，男同学在后面，有的肩膀磨出了血渍，担杖放上去钻心地疼，男孩子全然不当回事，女孩子一面偷偷抹眼泪，一面轮换着肩膀抬；有的双脚踩在泥汤里，布鞋灌了包，沉得迈不开步，就干脆赤着脚丫，又被灼热的田埂烫得龇牙咧嘴；有的不小心掉进河里，湿了衣裤，就只能穿着湿的坚持。
　　老师们怕同学们中暑、受伤，备着“十滴水”；怕同学们抬不动，尽量让水筲浅一点；怕同学们累着，中间安排大家到大树下休息，还领着唱歌缓解劳累；怕同学们渴着，让大家到河上游洗干净手捧水喝。那年代不兴自带喝的水，更何况也没有条件带水。我们喝着清澈的河水，甘甜甘甜的，真解渴。
　　砸矿石收庄稼
　　1958年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狂热年代。那年，史家庄西山坡成了福山县大炼钢铁的主战场，高炉林立，浓烟滚滚。学校停课了，老师带领我们这些小孩子到工地砸矿石。
　　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篓子、锤子等工具，干活时几人一组，搬来大矿石，按规格打碎后送到指定地点。小孩子皮肉嫩，不会干，又不那么仔细，况且没有手套，十几天干下来，多数手指磨破了皮，手背、胳膊上一道道血口子，有的还受了伤。
　　这年秋天农业大丰收。满山满泊的好庄稼，玉米裂了棒，大豆齐腰高，地瓜撑破了垅，只是社员们都去炼钢炼铁了，又赶上“过共产主义生活”吃食堂，庄稼便没人管了，霜降以后还在地里长着。于是，公社就把收庄稼的任务交给了学校师生。开始，老师领着学生到炮山前泊收玉米，五六年级的“大学生”每人一把镰刀，将玉米秸距地半尺削倒在田间，我们二年级的小学生随后把玉米穗掰下来，堆到地头上。后来，我们又去西山坡收地瓜，几个老爷爷赶着牛犁把地瓜翻出来，小学生捡拾成堆，等大人搬运到生产队食堂。收庄稼的劳动比抗旱和砸矿石轻松多了，来回我们一路歌声。
　　饲养小羊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勤工俭学成为一种时尚。小学生拾麦穗、挖地瓜、种蓖麻籽、撸棉槐种子、采小白毫药材、摘松球等，什么活都干过。我印象最深的是上三年级时，班主任老师到生产队牵回三只小母羊，两只白色的，一只灰色的，交由我这个班长组成养羊小组饲养。
　　当时，我们班在总校对面胡同院内，养羊小组的同学到河坝外树林里捡些木棍、树枝回来，给小羊搭个栏。每天早晨，我提前半小时到学校，和轮班值日的同学把小羊牵到河坝外吃青草，上课前牵回来，下午放学再牵出去，回来时捎些夜里吃的草；一星期清理两次羊栏，把粪抬到生产队去；星期天，养羊小组的同学分别把小羊牵回家，吃喝拉撒全包。秋天，全班同学上山割草，抬回学校晒干，留作小羊越冬的饲料。没有饲养经验，我们课余时间跑到生产队饲养组，向饲养员伯伯请教。
　　在我们的精心饲养下，小羊一天天长成大羊，个个脊圆臀肥，一学期过后，三只羊陆续产下六只小羊羔。我们那个高兴劲儿，简直甭提了！老师直夸奖我们。是的，为了饲养好小羊，我没少耽误时间，可学习丝毫未受影响，成绩在全班依然拔尖。在学校的勤工俭学表彰大会上，我们班得了一个奖状，学校奖励我一只头戴红花的灰羊羔———这是那次大会上颁发的唯一一个活物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