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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鹿鼎记》英译本为例，从翻译策略、西方读者的阅读经验和读者反映等方面阐述译本是否忠实地传达出武侠小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进一步探讨西方读者对武侠小说英译本的接受情况，以及他们对武侠小说的期待等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武侠小说译介被推广给西方读者，相信对于金庸《鹿鼎记》译本的研究能给翻译工作者今后的武侠小说翻译实践以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 中国武侠小说 接受概况 《鹿鼎记》
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了华人读者圈，但译者在将其英译的过程中受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的操控，对原作或多或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本文以闵福德教授的《鹿鼎记》英译本为例，从翻译策略、西方读者的阅读经验和读者反映等方面，分析和探讨译本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概况及西方读者对武侠小说的期待。
不论是哪一部武侠作品被译介到西方，译者或是出版机构所要面对的是对东方武侠文化了解甚少的西方读者，因此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是作品能否被众多读者接受。只有当译作得到西方读者的首肯，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有被了解的可能。刘绍铭在《〈鹿鼎记〉英译漫谈》一文中提到，闵福德在翻译《鹿鼎记》时也是抱着跟金庸同样的初衷，其目的都是为了愉悦大众。闵福德对《鹿鼎记》这样“离经叛道”的武侠作品偏爱有加，尤其喜爱韦小宝这个角色，他相信英文读者也能津津有味地阅读《鹿鼎记》，并从中得到乐趣，就如中文读者阅读大仲马、司各特的作品一样[1]。
闵福德当初从众多武侠小说中独独选了《鹿鼎记》来翻译，主要是考虑到读者反映问题。他在Kungfu in Translation，Translation as Kungfu一文中有交代：他心仪的是韦理（Arthur Waley）那类讲究译者作者缘分和读者反映的翻译家[2]。可见，他要争取的是能够跟他一同分享《鹿鼎记》翻译的读者。
从翻译策略上看，闵福德在翻译中做了各种尝试，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刘绍铭对闵福德译本的评价是：闵福德教授的英文造诣甚高，在翻译《鹿鼎记》时遣词造句也是运用得得心应手[3]。
然而，国外学者Barbara Koh却认为《鹿鼎记》的西行并不会成功，原因有三：一是就翻译策略而言，他认为单是译本的正文前那长达十几页的有关人名、地名、武功和年代纪事的专用名词表就已令英文读者眼花缭乱；二是《鹿鼎记》是武侠小说，武斗场面是少不了的，但有些功夫招数的译文很难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英文读者领略到中国武术的内涵；三是译文中有关武打厮杀的描述颇多，英文读者看多了也会厌烦[4]。
但就翻译而论，沈双从细节、人名、专有名词翻译等方面对闵福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沈双认为从闵福德在译本的正文之前附的几页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武功的专用名词表中可以看出闵福德教授严谨的翻译态度及对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视；并且里面的一些专有名词，如“内功”（inner force）、“轻功”（flying，art of qing-gong）、“气”（Qi）等，沈双认为译得很巧妙。尽管沈双指出了译文中若干不妥之处，如没有突出主人公韦小宝复杂的性格特征，没有衬托出“韦小宝举止言行深刻的反讽和寓言的意义”，但总体来说，他认为闵福德的译文是比较成功的。沈双是这样说的：“译文读起来很像读金庸的白话文言文的感觉，既典雅又通俗，任何有一定翻译经验的读者都可以不时在文中发现译者独具匠心的痕迹。”[5]
就西方读者的阅读经验和读者反映来看，危令敦阐述了自己对英译本的看法。他认为，《鹿鼎记》虽然讲述的是异乡异情，富有地道的中国特色，但并非完全相悖于外国读者的阅读经验。闵福德在翻译之时，将《鹿鼎记》诠释为“捣蛋鬼”的历险故事，实际上与西方文学中的“流浪汉小说”有相近的情节，为英文读者提供了适当的阅读期待。英语读者正是因为“韦小宝的既不武亦非侠”才有可能接受《鹿鼎记》，原因在于韦小宝出身寒微、功夫差，在江湖上算是初出茅庐，这与英语读者的心理距离较为接近，也是他们投身文学这个全新领域的经验写实。但是他认为令外国读者难以接受的是《鹿鼎记》后半部分所渲染的满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国力，以及华人的男性及民族狂想[6]。
刘绍铭也认为英译《鹿鼎记》很难讨好英文读者，不止翻译技术上存在困难，例如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如“江湖”很难在英文中找出一个对等词。同时存在读者历史背景差异的因素，《鹿鼎记》的故事情节围绕“反清复明”这一主题展开，但外国读者并不了解汉族和满族那段历史过节，就西方读者的阅读反映来看，他们对此缺少兴趣。以刘绍铭看来，“与众不同的韦小宝在西方并不一定会受欢迎”[7]。
Olivia Mok（莫锦屏）在国际刊物Target上撰文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由于目标语文化对源语文化产生的文化霸权，致使武侠小说译介在西方受到阻碍[8]。
就《鹿鼎记》英译本而言，中外学者对此的评价褒贬不一。一方面，从翻译策略上说，《鹿鼎记》英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以武功招数、打斗场面的译文为例，译者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原作的描述。例如“西风倒捲”的译文为“Westerly Cyclone”，Cyclone一词的解释为“旋风，飓风”，形象地描绘出招式的特点和威力。中国的功夫在西方人心里一直都带有神秘感，尽管西方读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未必都能真正理解译文中折射出的武侠文化，但能让他们认识神秘的中国功夫，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武侠文化，而且能满足他们想要了解甚至学习中国功夫的心态。这说明译本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另一方面，原著中描绘的华人男性形象和民族狂想在译本中完全再现出来，文化方面的描述很难迎合西方读者的文化情结。
肖强在文章《武侠小说英译的读者接受概况与译介策略》中提到，他对生活在中国能使用英语阅读的外国人（29人）进行了一份抽样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目的是发现是否有英语读者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调查显示，读过武侠小说英译的英语读者对现有的几本武侠小说的翻译语言基本满意，较为看重江湖文化和中国文化，对武术打斗的重视相对较弱[9]。 因此，不管怎么说，武侠小说这种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传统文学形式，要得到外国读者的一致认可和真正理解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尽管译本中存在一些翻译的缺憾，也存在大量改写，但笔者认为，译者是在综合考虑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及对译本理解的基础上对译本进行的改写和改译，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译本满足西方读者的心理趣味和对武侠文化的期待，使译本更顺利地进入西方的文化土壤。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雅俗共赏的武侠小说是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越来越多的武侠小说译介被推广给西方读者，笔者相信对于金庸《鹿鼎记》译本的研究能给翻译工作者今后的武侠小说翻译实践以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3][7]刘绍铭.《鹿鼎记》英译漫谈.王秋桂主编.金庸小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295，298，304.
[2]John Minford.“Kungfu in Translation，Translation as Kungfu” In Liu Ching-chih.Ed.The Question of Reception：Martial Arts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HK：the Center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of Lingnan College，1997：1-40.
[4]Barbara Koh.A Trinket for the West：will Louis Cha Win over Readers in English？.Newsweek 131，1998，（19）：61.
[5]沈双.评闵福德的《鹿鼎记》英译本[J].明报月刊，1998，（8）：71-72.
[6]危令敦.“小宝西游？试论《鹿鼎记》英译”In Liu Ching-chih.Ed.The Question of Reception：Martial Arts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HK：the Center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of Lingnan College，1997：83-94.
[8]Olivia Mok.Translational Migration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East and West.Target，2001.（1）：81-102.
[9]肖强.武侠小说英译的读者接受概况与译介策略[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9）：62-6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B类社科项目“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看武侠小说英译本及其在西方的接受——以金庸的三部武侠小说英译本为例”（项目编号：JB13201S）系列成果之一。
关键词： 中国武侠小说 接受概况 《鹿鼎记》
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了华人读者圈，但译者在将其英译的过程中受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的操控，对原作或多或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本文以闵福德教授的《鹿鼎记》英译本为例，从翻译策略、西方读者的阅读经验和读者反映等方面，分析和探讨译本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概况及西方读者对武侠小说的期待。
不论是哪一部武侠作品被译介到西方，译者或是出版机构所要面对的是对东方武侠文化了解甚少的西方读者，因此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是作品能否被众多读者接受。只有当译作得到西方读者的首肯，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有被了解的可能。刘绍铭在《〈鹿鼎记〉英译漫谈》一文中提到，闵福德在翻译《鹿鼎记》时也是抱着跟金庸同样的初衷，其目的都是为了愉悦大众。闵福德对《鹿鼎记》这样“离经叛道”的武侠作品偏爱有加，尤其喜爱韦小宝这个角色，他相信英文读者也能津津有味地阅读《鹿鼎记》，并从中得到乐趣，就如中文读者阅读大仲马、司各特的作品一样[1]。
闵福德当初从众多武侠小说中独独选了《鹿鼎记》来翻译，主要是考虑到读者反映问题。他在Kungfu in Translation，Translation as Kungfu一文中有交代：他心仪的是韦理（Arthur Waley）那类讲究译者作者缘分和读者反映的翻译家[2]。可见，他要争取的是能够跟他一同分享《鹿鼎记》翻译的读者。
从翻译策略上看，闵福德在翻译中做了各种尝试，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刘绍铭对闵福德译本的评价是：闵福德教授的英文造诣甚高，在翻译《鹿鼎记》时遣词造句也是运用得得心应手[3]。
然而，国外学者Barbara Koh却认为《鹿鼎记》的西行并不会成功，原因有三：一是就翻译策略而言，他认为单是译本的正文前那长达十几页的有关人名、地名、武功和年代纪事的专用名词表就已令英文读者眼花缭乱；二是《鹿鼎记》是武侠小说，武斗场面是少不了的，但有些功夫招数的译文很难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英文读者领略到中国武术的内涵；三是译文中有关武打厮杀的描述颇多，英文读者看多了也会厌烦[4]。
但就翻译而论，沈双从细节、人名、专有名词翻译等方面对闵福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沈双认为从闵福德在译本的正文之前附的几页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武功的专用名词表中可以看出闵福德教授严谨的翻译态度及对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视；并且里面的一些专有名词，如“内功”（inner force）、“轻功”（flying，art of qing-gong）、“气”（Qi）等，沈双认为译得很巧妙。尽管沈双指出了译文中若干不妥之处，如没有突出主人公韦小宝复杂的性格特征，没有衬托出“韦小宝举止言行深刻的反讽和寓言的意义”，但总体来说，他认为闵福德的译文是比较成功的。沈双是这样说的：“译文读起来很像读金庸的白话文言文的感觉，既典雅又通俗，任何有一定翻译经验的读者都可以不时在文中发现译者独具匠心的痕迹。”[5]
就西方读者的阅读经验和读者反映来看，危令敦阐述了自己对英译本的看法。他认为，《鹿鼎记》虽然讲述的是异乡异情，富有地道的中国特色，但并非完全相悖于外国读者的阅读经验。闵福德在翻译之时，将《鹿鼎记》诠释为“捣蛋鬼”的历险故事，实际上与西方文学中的“流浪汉小说”有相近的情节，为英文读者提供了适当的阅读期待。英语读者正是因为“韦小宝的既不武亦非侠”才有可能接受《鹿鼎记》，原因在于韦小宝出身寒微、功夫差，在江湖上算是初出茅庐，这与英语读者的心理距离较为接近，也是他们投身文学这个全新领域的经验写实。但是他认为令外国读者难以接受的是《鹿鼎记》后半部分所渲染的满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国力，以及华人的男性及民族狂想[6]。
刘绍铭也认为英译《鹿鼎记》很难讨好英文读者，不止翻译技术上存在困难，例如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如“江湖”很难在英文中找出一个对等词。同时存在读者历史背景差异的因素，《鹿鼎记》的故事情节围绕“反清复明”这一主题展开，但外国读者并不了解汉族和满族那段历史过节，就西方读者的阅读反映来看，他们对此缺少兴趣。以刘绍铭看来，“与众不同的韦小宝在西方并不一定会受欢迎”[7]。
Olivia Mok（莫锦屏）在国际刊物Target上撰文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由于目标语文化对源语文化产生的文化霸权，致使武侠小说译介在西方受到阻碍[8]。
就《鹿鼎记》英译本而言，中外学者对此的评价褒贬不一。一方面，从翻译策略上说，《鹿鼎记》英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以武功招数、打斗场面的译文为例，译者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原作的描述。例如“西风倒捲”的译文为“Westerly Cyclone”，Cyclone一词的解释为“旋风，飓风”，形象地描绘出招式的特点和威力。中国的功夫在西方人心里一直都带有神秘感，尽管西方读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未必都能真正理解译文中折射出的武侠文化，但能让他们认识神秘的中国功夫，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武侠文化，而且能满足他们想要了解甚至学习中国功夫的心态。这说明译本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另一方面，原著中描绘的华人男性形象和民族狂想在译本中完全再现出来，文化方面的描述很难迎合西方读者的文化情结。
肖强在文章《武侠小说英译的读者接受概况与译介策略》中提到，他对生活在中国能使用英语阅读的外国人（29人）进行了一份抽样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目的是发现是否有英语读者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调查显示，读过武侠小说英译的英语读者对现有的几本武侠小说的翻译语言基本满意，较为看重江湖文化和中国文化，对武术打斗的重视相对较弱[9]。 因此，不管怎么说，武侠小说这种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传统文学形式，要得到外国读者的一致认可和真正理解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尽管译本中存在一些翻译的缺憾，也存在大量改写，但笔者认为，译者是在综合考虑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及对译本理解的基础上对译本进行的改写和改译，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译本满足西方读者的心理趣味和对武侠文化的期待，使译本更顺利地进入西方的文化土壤。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雅俗共赏的武侠小说是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越来越多的武侠小说译介被推广给西方读者，笔者相信对于金庸《鹿鼎记》译本的研究能给翻译工作者今后的武侠小说翻译实践以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3][7]刘绍铭.《鹿鼎记》英译漫谈.王秋桂主编.金庸小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295，298，304.
[2]John Minford.“Kungfu in Translation，Translation as Kungfu” In Liu Ching-chih.Ed.The Question of Reception：Martial Arts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HK：the Center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of Lingnan College，1997：1-40.
[4]Barbara Koh.A Trinket for the West：will Louis Cha Win over Readers in English？.Newsweek 131，1998，（19）：61.
[5]沈双.评闵福德的《鹿鼎记》英译本[J].明报月刊，1998，（8）：71-72.
[6]危令敦.“小宝西游？试论《鹿鼎记》英译”In Liu Ching-chih.Ed.The Question of Reception：Martial Arts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HK：the Center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of Lingnan College，1997：83-94.
[8]Olivia Mok.Translational Migration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East and West.Target，2001.（1）：81-102.
[9]肖强.武侠小说英译的读者接受概况与译介策略[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9）：62-6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B类社科项目“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看武侠小说英译本及其在西方的接受——以金庸的三部武侠小说英译本为例”（项目编号：JB13201S）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