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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本纪》是《史记》的开篇之作，这特殊的地位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而事实上，司马迁也正是如此的用意。这样一篇《五帝本纪》，司马迁究竟作了怎样的取舍？在此，我想通过两方面来表达我的看法。首先我们要了解司马迁自己所谓的“好学深思”的过程，即通过《五帝本纪》与司马迁所采用的最重要的原文资料的对比，了解他对待主要材料的态度。其次，结合司马迁的态度与文中几个存疑之处，以明了他“心知其意”的取舍之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纪》与主要原材料的对照。我们就将其分成三个部分来进行。
第一部分为黄帝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是文章的第一段，其内容源于《五帝德》：“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只有“慧齐”二字与《本纪》的“徇齐”不同，但意义上差别不大，都是指黄帝“幼而才智周徧，且辩给也”。
关于黄帝与炎帝作战的记载：“（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完全采自今《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于炎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对照可以发现《五帝德》与《本纪》的记载只两处不同，即“版”作“阪”；多出一个“行”字来。《本纪》关于黄帝的政绩的记载也大致如此。
第二部分，关于颛顼与帝喾的记载最简，主要是录自《五帝德》、《帝系》，并未对之进行大规模加工润色。只是个别的字词有所改动，但与《五帝德》或《帝系》中的意思接近或完全相同。如：“帝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队，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实际上“静渊以有谋”和“洪渊以有谋”都是指颛顼做事有谋略，“载”与“履”意思也基本相同，《索隐》言：“载行也。言行四时以象天。《五帝德》作‘履时以象天’。履亦践而行也。” “治气以教化”其实教化就是指教化百姓，教化人民，所以“治气与教化”与“治气与教民”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至”与“济”就更明显了，都是到的意思。
第三部分关于尧、舜的记载是《本纪》中最多的部分，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采自《尚书》中的《尧典》篇。基本史实和线索二者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尚书》以对话的形式叙述尧、舜事迹，而《本纪》以叙史的形式记载了二位英雄人物的伟大事迹。关于两者的对比，台湾学者古国顺先生作了详细的对比与总结。古先生很赞同清末学者孙德谦关于两者关系的评价，认为《史记》实继《尚书》而作，其宗《尚书》者有四个方面，即“宗《尚书》之体者”（谓宗其通史与纪传之体）；有“宗《尚书》之文者”；有“宗《尚书》说者”；有“宗《尚书》之意者”。而《史记》所引之篇，除了《尧典》之外，“但举其篇名或述其行事大意者”，共达68篇。”此外，作者还对司马迁的引用方法做了全面的分析。主要分为选录原文，摘要剪裁，训诂文字，翻译文句，改写原文，增插注释等六种，并从《尧典》开始逐篇逐句进行对比分析归类。
司马迁对于材料的考察并不限于用几种文字资料来验证某一种文字资料，他还结合自己的游历、访问，来检验某种记载的真实性。如他在赞中所言“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一点在《五帝本纪》中有明显的体现。
从以上可知，司马迁在撰写开篇之作《五帝本纪》时，几乎采用了他所能用的所有的考证方法，可见其慎重的态度。而一旦选定一种资料，他就表达了最大的信任，除了因语言需要而作的翻译、补充之外，明确作出修改补正的地方并不多。我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司马迁的取舍之境。
即使是经过慎重选择的资料中，实际上也是有很多抵牾矛盾的，司马迁对此一般是秉持“疑则传疑”的原则。篇内序五帝之世系，全用《五帝德》和《帝系》。其中，尧为帝喾之子，禹为颛顼之孙，上距黄帝共五代，而黄帝至舜共九代。这中间的失误很明显，但司马迁并没有做修改，而是传习了原材料的错误，可见其“实录”精神。
还有一点，很多前人也已注意到了。即是，如果说《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宣扬的是“德治”，是“任贤禅让”。但《本纪》开篇即讲的是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而代神农氏的天下，这岂不是“征伐得天下自黄帝始”？还有，既然要“任贤禅让”，又为何“五帝”都是“一家人”呢，岂不是典型的“家天下”吗？这一切都是司马迁“心知其意”的保留。
前人似乎过于关注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了，从《五帝本纪》中分析出了很多司马迁蕴藏其中的价值取向，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五帝本纪》作为历史记载的可信度。我认为，即使是在《五帝本纪》这样久远的历史记载中，在“好学深思”的考证过后，不是任意对资料作自己想当然的修改，而是在许多抵牾之处，做了“心知其意”的保留。这就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的取舍之境。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看《五帝本纪》时，对史公的记载应该多了一份理解与信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纪》与主要原材料的对照。我们就将其分成三个部分来进行。
第一部分为黄帝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是文章的第一段，其内容源于《五帝德》：“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只有“慧齐”二字与《本纪》的“徇齐”不同，但意义上差别不大，都是指黄帝“幼而才智周徧，且辩给也”。
关于黄帝与炎帝作战的记载：“（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完全采自今《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于炎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对照可以发现《五帝德》与《本纪》的记载只两处不同，即“版”作“阪”；多出一个“行”字来。《本纪》关于黄帝的政绩的记载也大致如此。
第二部分，关于颛顼与帝喾的记载最简，主要是录自《五帝德》、《帝系》，并未对之进行大规模加工润色。只是个别的字词有所改动，但与《五帝德》或《帝系》中的意思接近或完全相同。如：“帝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队，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实际上“静渊以有谋”和“洪渊以有谋”都是指颛顼做事有谋略，“载”与“履”意思也基本相同，《索隐》言：“载行也。言行四时以象天。《五帝德》作‘履时以象天’。履亦践而行也。” “治气以教化”其实教化就是指教化百姓，教化人民，所以“治气与教化”与“治气与教民”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至”与“济”就更明显了，都是到的意思。
第三部分关于尧、舜的记载是《本纪》中最多的部分，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采自《尚书》中的《尧典》篇。基本史实和线索二者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尚书》以对话的形式叙述尧、舜事迹，而《本纪》以叙史的形式记载了二位英雄人物的伟大事迹。关于两者的对比，台湾学者古国顺先生作了详细的对比与总结。古先生很赞同清末学者孙德谦关于两者关系的评价，认为《史记》实继《尚书》而作，其宗《尚书》者有四个方面，即“宗《尚书》之体者”（谓宗其通史与纪传之体）；有“宗《尚书》之文者”；有“宗《尚书》说者”；有“宗《尚书》之意者”。而《史记》所引之篇，除了《尧典》之外，“但举其篇名或述其行事大意者”，共达68篇。”此外，作者还对司马迁的引用方法做了全面的分析。主要分为选录原文，摘要剪裁，训诂文字，翻译文句，改写原文，增插注释等六种，并从《尧典》开始逐篇逐句进行对比分析归类。
司马迁对于材料的考察并不限于用几种文字资料来验证某一种文字资料，他还结合自己的游历、访问，来检验某种记载的真实性。如他在赞中所言“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一点在《五帝本纪》中有明显的体现。
从以上可知，司马迁在撰写开篇之作《五帝本纪》时，几乎采用了他所能用的所有的考证方法，可见其慎重的态度。而一旦选定一种资料，他就表达了最大的信任，除了因语言需要而作的翻译、补充之外，明确作出修改补正的地方并不多。我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司马迁的取舍之境。
即使是经过慎重选择的资料中，实际上也是有很多抵牾矛盾的，司马迁对此一般是秉持“疑则传疑”的原则。篇内序五帝之世系，全用《五帝德》和《帝系》。其中，尧为帝喾之子，禹为颛顼之孙，上距黄帝共五代，而黄帝至舜共九代。这中间的失误很明显，但司马迁并没有做修改，而是传习了原材料的错误，可见其“实录”精神。
还有一点，很多前人也已注意到了。即是，如果说《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宣扬的是“德治”，是“任贤禅让”。但《本纪》开篇即讲的是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而代神农氏的天下，这岂不是“征伐得天下自黄帝始”？还有，既然要“任贤禅让”，又为何“五帝”都是“一家人”呢，岂不是典型的“家天下”吗？这一切都是司马迁“心知其意”的保留。
前人似乎过于关注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了，从《五帝本纪》中分析出了很多司马迁蕴藏其中的价值取向，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五帝本纪》作为历史记载的可信度。我认为，即使是在《五帝本纪》这样久远的历史记载中，在“好学深思”的考证过后，不是任意对资料作自己想当然的修改，而是在许多抵牾之处，做了“心知其意”的保留。这就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的取舍之境。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看《五帝本纪》时，对史公的记载应该多了一份理解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