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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是耀眼的“学雷锋标兵”,如今是一座冷清的雷锋资料展览馆的馆长。
那个年代,那个雷锋
尽管出生和成长在安徽省全椒县,61岁的何朝海更愿意说自己是福建省沙县人。
“1960年大饥荒外出讨饭到沙县,那里的一户人家救了我,给我上了户口。”坐在中国雷锋资料展览馆的院子里,馆长何朝海解释说,是在沙县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这一生。
院子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南小街,他在1989年花10万元买下,户主则写的是“雷锋资料展览馆”。
里面陈列着雷锋生前用过的马灯、读过的《毛泽东选集》、训练时用过的木枪和存折照片等物件。搜集这些东西,何朝海前后花了几十年。
不过,这些物件只能在白天里看见。因为缴不起安装费,陈列室里没电。到了冬天没暖气,水管被冻住后,则会没水。
作为一家民办展览馆,老何已经苦苦坚持了30年。如今,满眼荒草和树枝的院子里,24间平房已经失修,墙上的标语也已模糊。白天会有志愿者来帮忙,而夜晚只有小狗陪在老何身边。
院子周围,是近几年新建的一座座居民楼,但晚上亮灯的没几户。“那都是人家的第二套、第三套房了。”老何说。他至今没房子,在夜里看到这场景,常觉得心酸。
不过,一旦跟人谈起雷锋精神,他瞬间会由心酸变得兴奋。
前不久在火车上,他正吃方便面,得知他身份的列车员指着他问道:“您说句实话,一个只活了22年的人,有什么可学的?”
老何告诉他,雷锋6年做了200多件好事,还送给他一本有关雷锋的书。接下来,老何又不厌其烦,系统讲解了他从雷锋身上总结出来的“五子精神”,听得列车员瞪大了眼睛。
这位列车员不知道,像这样宣传雷锋精神,对老何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在雷锋逝世后的48年里,老何有47年所做的事情,大都与学雷锋有关。
1982年,何朝海从北京复员还不到一个月,便“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请了回来”。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想请他担任专职校外学雷锋辅导员。在复员之前,他是北京知名的“学雷锋标兵”。
1963年,在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第三天,14岁的何朝海便和6个沙县青年成立了学雷锋小组。两年后,他到北京参加了雷锋精神文艺宣传队。宣传之余,他会去农村拾粪、到工厂干活,还会去车站擦栏杆。这一切都被写进他的档案。
正是有了这份档案,何朝海在19岁入伍后,便被列为“学雷锋标兵”,和其他19个战士一起专职学雷锋。
他不仅不用扛大炮,而且在3个月后入了团,3年后就提了干。“他们说我比雷锋有福,雷锋22岁就走了,我22岁就当了官。”回忆起这些,老何一脸的幸福。
1973年3月5日,他更是因为学雷锋荣立三等功。部队政治处还专门举行何朝海学雷锋事迹展和演唱会。他蹬着大三轮,拉着展板巡回宣传雷锋精神的情景,据说还上了《新闻联播》,他还被北京市的100多所大中小学校聘为校外学雷锋辅导员。更令他自豪的是,那时他走在大街上,隔三岔五会被人认出。
尴尬与坚持
这种自豪,如今在老何回忆往事时隐约可见。但更多时候,他感受更深刻的是尴尬和失望。
1995年,南方某城市请老何去宣传雷锋精神。这座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城市竟然对雷锋有兴趣,令何朝海倍感惊喜。他决定送他们一个雷锋半身塑像。
不料上火车时,他被列车员拦住,理由很简单,“火车是装人的,不能装死人像”。听到“死人像”的说法,老何及时纠正道:“这是雷锋像。”
“那得买票。”列车员说。何朝海打算买张硬座票,列车员又发话了,“雷锋坐什么座位啊?得买卧铺。”由于上铺和中铺都放不下,他只好花300多块钱,为雷锋塑像买了张下铺票。
15年过去了,这事老何至今想不通。
他记得上世纪70年代搞学雷锋展览,他们从天安门到永定门,面包车逆行时被警察拦住。看到车里装着雷锋塑像和展板,警察了解情况后,连忙对雷锋塑像敬礼,说“对不起”,然后立即放行。
那时他讲雷锋的故事,唱雷锋的歌,周围的人都觉得很正常,也有人听。1981年,这个专职的“学雷锋标兵”,开始收集关于雷锋的照片、诗文和发言稿等物件,在西单附近的新文化街建起雷锋资料展览馆。他还为小儿子取名“何弘扬”,希望他能弘扬雷锋精神。
然而,他很快便发现,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信仰也没那么坚定”。那19个跟他一起学雷锋的战友,由于“家庭观念强”,早在1976年已陆续离开。
展览馆在坚持8年后,不得不搬到城郊这座院子里。
老何坚持声称学雷锋没错,但他也无奈地发现,“从1983年起,每隔10年纪念毛主席题词时,会有一次高潮,其他时间都是低潮。”
不仅如此,有个干部,找老何买了3000本学雷锋的书,如今20年过去了,那张6000块钱的欠条一直没兑现。而老何因为搞展览不去单位上班,经常被扣工资。最少的两个月,他每月只领到30多元钱。
执着与坚持
这一切都没有让老何关闭展览馆。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山,在1998年第一次到展览馆,他拍了拍老何的肩头说:“不容易啊,老弟。”老何也常跟人感叹“日子越来越难”,但每天还是会把陈列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有人求助时,他也会尽力支援。
2002年,河北省高碑店市一名拆迁户因为拆迁补偿不到位,找到何朝海,希望这个“代表雷锋,可以主持正义”的人前去协调。何朝海便亲自出面,事情最终协调得很圆满。
而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不由得感叹:“没钱、没权、没物质力量,根本不行。”
何朝海有时也反问自己:“人往高处走,为什么我要往低处走呢?”在被请回北京后,何朝海先是在教育部中学司担任办公室秘书。后来,他决定还是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当专职校外学雷锋辅导员。“我33岁已经是正处级秘书,如果一直留在教育部里,现在最起码也是个司局级干部。”他苦笑着说,他也曾后悔过。
但在副馆长卢素敏的记忆里,“社会在变,馆长始终没变”。每次开会时,何馆长总会强调,“一定要坚持下来”。
去年冬天,老何生病了,没钱治。他和儿子何弘扬找到区教委,讨要1996年以来停发的工资。教委的一个领导劈头问道:“学雷锋的要什么工资?”然后告诉老何:“谁让你学雷锋,你找谁去!”
“党让我去的,我都有批件。”他还未来得及拿出当年各级政府或部门的批件,领导已经指示:“那谁批的,你找谁要去。”
这种经历近乎羞辱,但想到也有人说自己“是对党忠诚”,他就觉得欣慰,并决定咬牙坚持。只是他发现,这种坚持真的越来越难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4.22
那个年代,那个雷锋
尽管出生和成长在安徽省全椒县,61岁的何朝海更愿意说自己是福建省沙县人。
“1960年大饥荒外出讨饭到沙县,那里的一户人家救了我,给我上了户口。”坐在中国雷锋资料展览馆的院子里,馆长何朝海解释说,是在沙县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这一生。
院子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南小街,他在1989年花10万元买下,户主则写的是“雷锋资料展览馆”。
里面陈列着雷锋生前用过的马灯、读过的《毛泽东选集》、训练时用过的木枪和存折照片等物件。搜集这些东西,何朝海前后花了几十年。
不过,这些物件只能在白天里看见。因为缴不起安装费,陈列室里没电。到了冬天没暖气,水管被冻住后,则会没水。
作为一家民办展览馆,老何已经苦苦坚持了30年。如今,满眼荒草和树枝的院子里,24间平房已经失修,墙上的标语也已模糊。白天会有志愿者来帮忙,而夜晚只有小狗陪在老何身边。
院子周围,是近几年新建的一座座居民楼,但晚上亮灯的没几户。“那都是人家的第二套、第三套房了。”老何说。他至今没房子,在夜里看到这场景,常觉得心酸。
不过,一旦跟人谈起雷锋精神,他瞬间会由心酸变得兴奋。
前不久在火车上,他正吃方便面,得知他身份的列车员指着他问道:“您说句实话,一个只活了22年的人,有什么可学的?”
老何告诉他,雷锋6年做了200多件好事,还送给他一本有关雷锋的书。接下来,老何又不厌其烦,系统讲解了他从雷锋身上总结出来的“五子精神”,听得列车员瞪大了眼睛。
这位列车员不知道,像这样宣传雷锋精神,对老何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在雷锋逝世后的48年里,老何有47年所做的事情,大都与学雷锋有关。
1982年,何朝海从北京复员还不到一个月,便“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请了回来”。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想请他担任专职校外学雷锋辅导员。在复员之前,他是北京知名的“学雷锋标兵”。
1963年,在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第三天,14岁的何朝海便和6个沙县青年成立了学雷锋小组。两年后,他到北京参加了雷锋精神文艺宣传队。宣传之余,他会去农村拾粪、到工厂干活,还会去车站擦栏杆。这一切都被写进他的档案。
正是有了这份档案,何朝海在19岁入伍后,便被列为“学雷锋标兵”,和其他19个战士一起专职学雷锋。
他不仅不用扛大炮,而且在3个月后入了团,3年后就提了干。“他们说我比雷锋有福,雷锋22岁就走了,我22岁就当了官。”回忆起这些,老何一脸的幸福。
1973年3月5日,他更是因为学雷锋荣立三等功。部队政治处还专门举行何朝海学雷锋事迹展和演唱会。他蹬着大三轮,拉着展板巡回宣传雷锋精神的情景,据说还上了《新闻联播》,他还被北京市的100多所大中小学校聘为校外学雷锋辅导员。更令他自豪的是,那时他走在大街上,隔三岔五会被人认出。
尴尬与坚持
这种自豪,如今在老何回忆往事时隐约可见。但更多时候,他感受更深刻的是尴尬和失望。
1995年,南方某城市请老何去宣传雷锋精神。这座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城市竟然对雷锋有兴趣,令何朝海倍感惊喜。他决定送他们一个雷锋半身塑像。
不料上火车时,他被列车员拦住,理由很简单,“火车是装人的,不能装死人像”。听到“死人像”的说法,老何及时纠正道:“这是雷锋像。”
“那得买票。”列车员说。何朝海打算买张硬座票,列车员又发话了,“雷锋坐什么座位啊?得买卧铺。”由于上铺和中铺都放不下,他只好花300多块钱,为雷锋塑像买了张下铺票。
15年过去了,这事老何至今想不通。
他记得上世纪70年代搞学雷锋展览,他们从天安门到永定门,面包车逆行时被警察拦住。看到车里装着雷锋塑像和展板,警察了解情况后,连忙对雷锋塑像敬礼,说“对不起”,然后立即放行。
那时他讲雷锋的故事,唱雷锋的歌,周围的人都觉得很正常,也有人听。1981年,这个专职的“学雷锋标兵”,开始收集关于雷锋的照片、诗文和发言稿等物件,在西单附近的新文化街建起雷锋资料展览馆。他还为小儿子取名“何弘扬”,希望他能弘扬雷锋精神。
然而,他很快便发现,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信仰也没那么坚定”。那19个跟他一起学雷锋的战友,由于“家庭观念强”,早在1976年已陆续离开。
展览馆在坚持8年后,不得不搬到城郊这座院子里。
老何坚持声称学雷锋没错,但他也无奈地发现,“从1983年起,每隔10年纪念毛主席题词时,会有一次高潮,其他时间都是低潮。”
不仅如此,有个干部,找老何买了3000本学雷锋的书,如今20年过去了,那张6000块钱的欠条一直没兑现。而老何因为搞展览不去单位上班,经常被扣工资。最少的两个月,他每月只领到30多元钱。
执着与坚持
这一切都没有让老何关闭展览馆。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山,在1998年第一次到展览馆,他拍了拍老何的肩头说:“不容易啊,老弟。”老何也常跟人感叹“日子越来越难”,但每天还是会把陈列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有人求助时,他也会尽力支援。
2002年,河北省高碑店市一名拆迁户因为拆迁补偿不到位,找到何朝海,希望这个“代表雷锋,可以主持正义”的人前去协调。何朝海便亲自出面,事情最终协调得很圆满。
而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不由得感叹:“没钱、没权、没物质力量,根本不行。”
何朝海有时也反问自己:“人往高处走,为什么我要往低处走呢?”在被请回北京后,何朝海先是在教育部中学司担任办公室秘书。后来,他决定还是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当专职校外学雷锋辅导员。“我33岁已经是正处级秘书,如果一直留在教育部里,现在最起码也是个司局级干部。”他苦笑着说,他也曾后悔过。
但在副馆长卢素敏的记忆里,“社会在变,馆长始终没变”。每次开会时,何馆长总会强调,“一定要坚持下来”。
去年冬天,老何生病了,没钱治。他和儿子何弘扬找到区教委,讨要1996年以来停发的工资。教委的一个领导劈头问道:“学雷锋的要什么工资?”然后告诉老何:“谁让你学雷锋,你找谁去!”
“党让我去的,我都有批件。”他还未来得及拿出当年各级政府或部门的批件,领导已经指示:“那谁批的,你找谁要去。”
这种经历近乎羞辱,但想到也有人说自己“是对党忠诚”,他就觉得欣慰,并决定咬牙坚持。只是他发现,这种坚持真的越来越难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4.22